1、财经理论研究2023 年第 2 期 收稿日期 2022 10 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9BGL064);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2A0458)作者简介 常耀中(1974 )，男，湖南长沙人，湖南工商大学会计学院副研究员，博士，从事交易费用与制度研究。交易属性与纵向组织形式选择常耀中(湖南工商大学会计学院，湖南长沙410205)摘要 交易费用理论关于交易属性与组织形式关系的现有研究，忽视互惠激励及分工收益，未能把边际交易费用与边际分工收益的变化性质差异体现在其中;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交易风险三种属性与组织选择关系的研究缺乏一个一般理论模型;交易属性度量指标在一致性、易得
2、性等方面尚不令人满意。基于交易费用理论基本原理及在此基础上新发展的组织静态均衡模型和组织均衡变动模型，提出在纵向分工协作中三种主要交易属性决定不同组织形式的互惠激励水平和差异对齐难度、进而决定最优组织形式的新观点，新构建了一个交易属性与组织形式关系的一般理论模型。研究发现，第一，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不确定性等三种交易属性共同决定了分工收益曲线、交易费用曲线的位置和形状，进而决定了边际分工收益与边际交易费用相等处的、净收益最大的组织均衡点。第二，提出新的研究假设:资产专用性增强时，净收益减少，纵向一体化升高;资产专用性非很弱下交易频率增加时，净收益减少，纵向一体化升高;资产专用性不很弱，但偏弱
3、时，不确定性增加使得净收益增加，纵向一体化降低;资产专用性不很弱但偏强时，不确定性增加使得净收益减少，纵向一体化升高。第三，基于上市企业年度财务报表的一组更优的交易属性指标被提出。第四，计量检验结果符合交易费用经济学现有研究假设，同时支持新的研究假设。建议在纵向分工协作组织设计及优化中，应仔细考察和权衡三种交易属性及其变化对互惠激励和差异对齐的综合及动态的影响。关键词 交易属性;分工绩效;组织形式;纵向分工协作;差异对齐;互惠激励 中图分类号 F091 3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5863(2023)02 00 14一、引言交易属性先于并独立于契约，是契约拟定、执行、监督和调整
4、(或终结)过程中的限定性因素。威廉姆森曾指出“规制结构 交易在其中进行议价成交的制度母体 是随交易的属性而变化的”1。私人契约在制度框架内，按照交易属性来细化、具体化交易秩序2。对产业链纵向分工协作而言，从交易属性出发、选择适宜的契约体系、构建有效的组织形式、营造合适的制度环境，才能更好地发挥组织潜能。因此，准确的辨识、度量主要交易属性并理解其对组织形式的作用方式，是合理设计协作组织、有效保障专业分工的关键前提。当前，随着生产技术和管理手段不断进步，产业形态持续演化、产业分工日益深化，探讨如何跟踪业务性质演变、优化交易组织方式，对于持续释放新产业分工潜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威廉姆森教授在交易属
5、性的分类、内涵及其对组织形式选择的决定作用上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他阐释了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等三种交易属性对交易费用和交易组织的综合影响机制。但是，威廉姆森关于交易属性的相关观点存在如下三点不足。第一，虽重视交易属性对差异对齐难度、进而对交易费用的影响，却忽视交易属性对互惠激励水平、进而对收入和生产成本的影响，然而这两种影26DOI:10.13894/ki.jfet.2023.02.005响在边际值上存在性质差异;第二，对于三种交易属性与组织形式关系原理的分析，缺乏一个一般理论模型;第三，交易属性的度量指标在合意性、易得性、一致性、可比性等方面尚不令人满意。因此，重
6、新思考交易属性、分工绩效、组织均衡之间作用方式及其量化评价，对于完善交易费用经济学交易属性的相关原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围绕三种主要交易属性如何塑造分工协作绩效曲线、进而决定经济组织纵向均衡，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第一，探讨三种主要交易属性在契约体系差异对齐、互惠激励中的主要作用，进而探讨对收入、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影响机制;第二，把三种主要交易属性纳入纵向分工协作组织的均衡模型中，讨论三种交易属性对组织绩效及其均衡的决定作用，提出相关研究假设;第三，探寻合意性、易得性、一致性、可比性较好的交易属性度量指标;第四，选取样本数据、构建数据模型、检验研究假设、评价检验结果;第五，给出小结和启示。
7、二、文献述评(一)交易属性分类威廉姆森(1979)指出契约关系的不确定性、交易的重复频率、投资的特质程度等三种属性共同影响交易的规制结构(或治理结构)，频率维度仅指买者在市场中的活动，分为数次、经常 1;投资维度仅指卖者的投资特点，按特点分为非专用、混合、特质 1。在此基础上，其他学者依据各自研究领域及自身理解对属性种类做了补充、调整。Jones 等(1997)在研究网络治理问题时以前述三种主要属性为基础，提出完成一件产品或一项服务所需不同专门投入数量的任务复杂性属性 3。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2004)在三种基本属性基础上增加了履约衡量的困难性和与其他交易的联系性 4。尼夫(2005)把金融交
8、易的基本属性分为风险性(或不确定性)、资产流动性和制度特性 5。综合来看，资产专用性、频次、风险通常被视作三种基本属性，但在具体场景下表现有所差异，与此同时还需要补充一些特殊属性来共同描述交易。(二)交易属性与规制结构1 资产专用性威廉姆森认为资产专用性是资产部署到替代用途而牺牲生产价值的程度，这种性质建立起双边依赖并导致合约危害的增长6。威廉姆森十分重视投资特质程度(资产专用性)，他认为投资特质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采取一体化较高的新古典缔约活动或关系性缔约活动，以便在市场变化时对交易内容进行调适，避免因退出交易而带来的专用资产次优使用损失1。Klein 等(1978)指出专用性资产会产生超出
9、次优使用价值的准租，易为机会主义行为所窃取，由此(市场)合约成本将高于垂直一体化成本。7 David and Han(2004)指出交易费用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当资产专用性增加时，市场规制的交易费用增加，此时相对于市场规制，混合和科层更有优势，特别是高资产专用性下科层成为优先的规制模式。8 由上可知，更高的资产专用性产生更高的生产价值和交易费用，提高纵向一体化有利于避免合约转换所致的次优使用损失。2 交易频率威廉姆森认为交易频率仅描述买者在市场中的活动1。这意味着交易频率主要反映购买行为的频繁程度。Jones 等(1997)认为三个原因使交易频率变得重要:频繁的交互促进了定制交换中隐含知识转移
10、，特别是专门工艺或知识;频繁的交互为关系和结构嵌入建立起条件，从而为交换的有效调适、协调、保护等社会机制提供基础;频繁的交互为使用专门的规制结构提供了成本效率3。威廉姆森认为当交易资产专用性较弱时，不管交易频率高或低，古典缔约活动适用于所有标准化的交易;但是当交易资产专用性较强时，关系性缔约活动可用于经常性交易，新古典缔约活动可用于数次性交易1。由上可知，较高交易频率有利于传递专门信息、提升专门规制成本效率，因而在较强资产专用性下促进纵向一体化。3 不确定性威廉姆森认为不确定性来源于扰动，当扰动的概率分布不变时随着扰动数量增加或扰动重要性变大，不确定性将增大6。他进一步指出，当扰动频率增加时，
11、若资产专用性弱，则从混合组织向市场组织转变;若资产专用性强，则从混合组织向科层组织转变，以降低交易费用6。由上可知，不确定性与纵向一体化之间36的关系呈现以资产专用性高低为分化条件的结构化特征。综上可知，威廉姆森等人对交易属性及其对组织形式的决定性作用做了深刻的洞察和理论的概括，对于商业契约运行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不过，分析三种交易属性与组织形式关系的理论模型各不相同，尚待建立一个一般理论模型。(三)均衡模型与交易属性科斯认为市场契约安排与企业内部协调可相互替代，当由两者组织新增业务的边际成本相同时即达成两种组织方式的均衡9。科斯模型以组织比较静态分析为方法、以边际成本相等为依据构成静
12、态均衡模型，其所谓的成本包含契约费用和生产成本。科斯还指出如果交换的成本大于交换带来的收益，交换就不会发生9。科斯的均衡模型指出了组织形式间替代的原则和依据，但对于成本收益的内涵、结构、性质缺乏深入的界定和详细的说明。威廉姆森(1991)把包含契约费用和失调成本在内的交易费用作为组织形式选择的基本依据，认为在一定资产专用性下交易费用最低的组织形式即为最优组织形式;尽管不同组织形式在资产专用性增长时交易费用都随之增长，但曲线特征并不相同，由此在低、中、高资产专用性下最优组织形式分别是市场组织、混合组织、科层组织，如图 1(a)所示6。威廉姆森进一步把商业交易的组织形式分化为市场、混合和科层三类，
13、并采用了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特别是把资产专用性与均衡模型深度结合，资产专用性成为组织形式选择的关键前提6。不过，如前所述，交易属性是一种外生于组织形式和交易费用之间关系的限定性因素，深度嵌入均衡模型会弱化对组织形式与分工绩效二元关系的直接描述，使得模型无法脱离资产专用性而独立使用，亦不便于其他交易属性与组织形式关系的分析。图 1威廉姆森对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不确定性与规制结构的关系分析资料来源:威廉姆森(1979、1991)。1 6 常耀中提出分工收益是市场化程度(去纵向一体化)递增的凹函数，交易成本是市场化程度递增的凸函数，由此存在使净收益最大的均衡点，如图 2(a)所示，其中分工收益反映互
14、惠激励水平、用营业收入与经营成本之差除以经营成本指示，交易费用反映差异对齐难度、用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之和除以经营成本指示2。事实上，威廉姆森极为推崇的“康芒斯三角:注入秩序、减少冲突、形成互惠”10，即是交易费用理论 “契约调适、对齐差异、互惠激励”核心思想的主要来源。常耀中指出考虑收入和生产成本的分工收益与仅指契约费用的交易费用在边际值增减上存在性质差异，即边际分工收益递减、边际交易费用递增，两边际值相等处净收益最大，因而这种差异构成了组织静态均衡的基础11。常耀中论证提出均衡点上净利润增量与纵向一体化增量的正负性质相反，即边际分工收益曲线比边际交易费用曲线上移较多时，均衡点的净利润上升、一
15、体化下降;反之，均衡点的净利润下降、一体化上升，如图 2(b)所示11。这意味着组织均衡点的净利润与纵向一体化负相关。此模型相比于原有模型，第一，由于把作为收益损失的失调成本从交易费用中分离出来、并在分工收益中加以体现，就容易辨别边际分工收益和边际交易费用在增减方向上的区别。46从权衡交易费用和分工收益的角度来探讨组织形式选择及相应激励约束的原理，能更加清晰地阐释科斯所谓的交换收益与交换成本权衡问题。第二，基于分工绩效与组织形式二元关系的原理分析模型为深入探讨交易属性与组织形式关系提供了一般理论工具，即辨析三种交易属性的变动如何引起边际分工收益、边际交易费用的变化，进而如何改变经济组织的均衡位
16、置及纵向一体化程度。第三，对组织治理结构的描述从三种组织形式向连续纵向一体化转换。综上可知，对纵向分工协作的组织均衡及一体化的研究分别在组织形式、分工绩效等方面不断深化和分化，相应对交易属性与组织形式之间关系原理的研究也将更为复杂和深入，需要基于新的理论观点对交易属性与组织形式关系提出新的研究假设并加以检验。图 2常耀中关于纵向组织的静态均衡模型和均衡变动模型资料来源:常耀中(2019，2021)2 11。(四)交易属性的实证检验在实证研究当中，尽管关于“做 或 买”决策与长期合约结构相关性的检验结论压倒性地支持交易费用理论(TCE)预测，但是对交易属性相关研究假设的检验中，一些检验结果与基本的或重要的 TCE 观点相矛盾，另一些检验结果只对 TCE 框架提供虚弱的或不相关的支持12。Sande(2013)指出在交易费用理论实证研究当中，自造或购买决策占据主流，混合机制却几乎没有13。David and Han(2004)指出交易费用理论实证研究存在指标有效性和可靠性存疑、测量口径不一致的问题8。下面基于 David and Han(2004)8 对大量实证研究梳理的结果加以说明。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