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基本理路及当代价值陈雅雯（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广州 510450）社会治理南方论刊2 0 2 3年第 3期【摘要】面对现代化浪潮，梁漱溟先生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并深刻反思了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原因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与不足。进而，梁先生提出以民族精神和礼俗乡约架构新乡村、以工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撑乡村文化建设和以知识分子为主导激发农民的主体自觉等的乡村建设思想。就其思想体系而言，不仅展现出其以“文化复兴中国”的基本志向，同时也展现出个人的理性觉醒和团体的伦理情谊相统一的基本特质。最后，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丰富内涵对于新时代坚持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以系统思维统揽乡
2、村振兴、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发挥新乡贤的引导作用等具有重要的启示和价值。【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中国文化重建；乡村振兴对于“乡土性”的中国社会而言，乡村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之所在，而且是建制现代社会之“法”的生成场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同传统文化和乡村命运更是休戚相关，亦即说，乡村如何在自身的现代化过程中支撑起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如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何在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程中推动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则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不仅意味着对传统共同体的改造与重塑，其在本质上更是
3、对实现了的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变革和实现了的人的自由与发展尽管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只不过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1P107基础上的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形式的重构。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时代境遇下，梁漱溟先生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而引进西方“团体组织”观念和“科学技术”手段来“救济乡村”的思想不仅具有深刻的实践指导意义，而且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亦具有反思性启发作用。一、梁漱溟对于乡村建设的反思从中国传统的生产生活来看，乡村是“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共同体单元”2，且此“共同体”以传统的文化理念为其核心。就此而言，“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3P
4、1，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因此，梁漱溟先生正是基于乡村社会的破坏而来的传统文化的败坏而反思乡村建设的。首先，乡村建设的兴起主要是由于乡村破坏。梁漱溟先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之所以在当时蔚然成风，乃是由于乡村破坏，即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动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动荡所引起的社会风气的改变。“破坏乡村最重要的还在乡间风俗习惯的改变。因为风俗习惯的改变，让乡村破坏渐渐地到了深处。”4P604-605 而与中国传统“天下大乱”意义上的乡村破坏不同的是，风俗习惯更迭意义上的乡村破坏在一定时期、一定意义上则意味着道德失准和行为失范，即文化危机。因此，梁漱溟先生将中国的乡村破坏置于传统文化危机的
5、层面上来反思，即中国乡村一方面始终受兵患匪乱和苛捐杂税的压迫，另一方面则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中国的乡村被纳入世界市场，嵌入于“乡村城镇口岸世界”之经济贸易体系中，而这不仅使得传统自耕自织的经济结构逐步瓦解，使得农民生产衰败、生活贫困，且商业思维逐步冲击农业思维，使得重自我修养与精神追求之传统文化受到威胁。其次，乡村破坏导致的文化危机要求从传统文化中“转化”出新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为何转化中国传统文化？梁漱溟先生认为，关键在于传统的农耕文明在现代化的工业文明之下表现出落后性，“敌不过他只有跟着他去学”4P607。在他看来，乡村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道德是维系中国社会的两大根基，西方文化引
6、导下的现代化运动席卷中国而造成中国社会的秩序混乱和结构性崩溃是必然的，而只有自觉地转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才能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但是他也反思到，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废科举、兴学堂、修铁路、念洋书、穿洋服等，非但没能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目的，反倒把自己的传统文化搞坏了，中国人学习西洋文化并没有学习到其精髓。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人最应当学习西洋文化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中国社会是缺乏团体组织。的确中国社会是太散漫了大家都是各自关门过日子从来没有过过团体生活。”4P628 而没有组织性则不会过有秩序的生活，不会过有秩序的生活则不会有协商议事的行为，进而就不会有秩序。而“乡村若能成功一个团体什么都不怕，我
7、们对于一切，都有力量制止他。”4P628最后，无团体生活导致中国人有两大缺陷：一个是缺乏纪律性和秩序性。纪律是群体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45只有以纪律作为条件使个人收敛约束，事情才能敏速顺利。另一个是缺乏组织能力和协商能力。真正有组织的团体是在协商的前提下行为的，而不是独断基础上的专行。即是说，大家都以主人翁意识参与到团体当中，彼此交换意见、尊重他人意见、必要时牺牲自己意见。换言之，有组织的生活方式不仅能够促进乡村建设目标的实现，而且对于村民的主体意识的生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乡村而言，乡村的生机和活气则主要源自农民的主体自觉。所谓农民的主体自觉，就是说“乡下人自己要明白现在乡村的事情要自己去干，
8、不要再和从前一样，老是糊糊涂涂地过日子，迷迷糊糊地往下混”4P618 最终，梁漱溟将中国没有团体性组织的原因归结为经济上的小农制和手工业、政治上的无剧烈国际竞争和消极无为、文化上的无宗教生活。这样，梁漱溟先生就认为只有对传统文化进行转化，即“从旧东西里面转变出一个新东西”4P612才能真正引导乡村建设，乡村生活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才有了支柱和遵循。综上所述，梁漱溟先生将乡村破坏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崩溃这一社会大环境之下，并将其归结为文化失调而对东西方文化及其社会结构进行了系统比较。在此基础上他以科学的态度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即衰老性和幼稚性。因此，面对中国社会的重重危机和中国乡村破坏，
9、必须对老态且幼稚的文化进行转化性改良，尤其是重新建立社会秩序。二、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基本层次梁漱溟先生在历史自觉和发展自觉的基础上不仅反思了“老中国”存在的问题，而且积极寻求建设“新中国”的路径。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中积极寻求中国传统乡村的无自主性和无组织性问题的解决。他首先主张以新礼俗来建构新乡村组织，并通过工业化以建设经济，同时他还主张由知识分子主导乡村社会改造，以实现乡村居民的主体自觉。就此而言，这构成了梁漱溟先生关于乡村建设思想的基本层次。首先，以民族精神和礼俗乡约架构新乡村。作为新儒家的代表，梁漱溟先生自觉以中国固有精神为基本立场、并主张吸收西方文化，主张以伦理情谊为本源、以向上的理性
10、本质，来组织乡村社会。同时，他还主张以乡约礼俗来规范和改造乡村社会。他将民族精神称为“老道理”，认为乡村破坏已经动摇到了作为文化树木之根的“老道理”，但新文化正是“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4P614而转化和开创出的。也就是说，要把自由散漫的中国传统社会组织起来需要以家族观念为核心，同时积极吸收西方文化团体生活和科学技术的长处，而西方社会之所以有组织性，则是由于其实行“政教合一”的组织模式。“政教合一之教乃道德问题教化二字庶几近之；故所谓政教合一，即政治教化合一也。”5P337而教化亦不是单纯的教育，而是情理启迪和知识传承，其从根本上来讲则是要有新的社会组织自下而上的伦理性生成。“只有从底层倒
11、映才能培养出农民的新习惯，进而让这种习惯生长成为农民接受的社会机制”6P78。而这种新习惯、新社会机制的形成则表征着新礼俗的诞生，意味着整个乡村将担负起“学校”的作用，成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重要“教育”场域，从而为中国未来新社会结构和新文化奠定基础。其次，提出以工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撑乡村文化建设。梁漱溟先生认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是一个整体，乡村建设不仅要从文化之根基、核心处入手，以建构起乡村农民生存的精神之根；同时，他也承认经济是人们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础。因此，“当前的问题，即在急需恢复我们的生产力，增进我们的生产力”7P504-505。梁漱溟先生之所以重视农
12、业生产，不仅是因为农业生产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粮食需要，而且是因其更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更能够契合人与人关系的调整的思路和以人为本的思想。他认为，西方工业生产的特点是其自身就具有规模上的“大”和经营上的“巧”的特点，而中国自古以乡村为本，农业生产更符合农民需求、国家实际，只有在农业支撑下的国家富强基础上才能发展工业文明。“中国建设必须走乡村建设之路，就是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路。”7P158 只有通过组织农业生产，才能真正使得中国社会具有组织性、中国农民具有团体性，进而培养起农民的政治意识、合作意识和团体精神。最后，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于通过知识分子的主导，以实现农民的主体自觉。梁漱溟先生认为，乡村
13、建设最关键的就是要提高人的精神觉悟、实现人人向上的价值追求，培养起农民的理性精神和健全人格，并最终实现农民的主体自觉。就乡村建设自身而言，最为核心的就是要使农民自觉到“乡村的事情要自己去干，不要再和从前一样，老是糊糊涂涂地过日子，迷迷糊糊地往下混”4P618，乡村建设或救济乡村的根本在于乡村自救。因此，乡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当是启发农民的精神觉悟、提升其主体自觉，只有以此为基础其才能够把团体事务当作自身事务，才能真正克服组织涣散的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对乡村的全面改造。但梁漱溟先生也并非全盘否定中国农民，他认为中国农民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虽散不乱，这就为乡村建设减轻了诸多负担，也为知识分子在其中发
14、挥引导作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则在于走出乡村、了解西洋，最终走回乡村以服务农民、建设新社会。由上观之，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问题的核心是社会失序，社会失序根源在于文化失调，而乡村则是社会文化的现实土壤。因此，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以文化改造为切入点重建乡村社会，进而以新文化滋养制度构筑、生成乡约礼俗，以此来建构人们的日常生活。其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是政治与教育合一、乡约礼俗与新型文化相滋、政治与经济有序结合的新型乡村关系，并通过重建乡土的相处方式以应对现代化的挑战。三、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基本特征梁漱溟先生将中国社会问题归结为乡村建设之根本，这就将农村问题提到了绝对的高度，认为
15、中国社会的出46路就在于乡村。他希望通过传统的伦理情谊赋予乡村以团体性、以农业建设保障物质生产、以农民的主体自觉保障个人的参与性，并以重建乡村社会的方式应对现代化挑战。因此，梁先生乡村建设思想一方面体现出强烈的以文化复兴为基础的特征，另一方面则强调个人理性的觉醒和伦理情谊的作用相结合的特性。梁先生的乡村建设思想首先表现出“文化复兴中国”的总体特征。在他的理论架构中，乡村建设不仅是经济生产与技术发展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总体性的文化问题，乡村建设运动在本质上则是一场文化“转化”运动。正是在此意义上梁先生指出，“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8P4。如前所述，乡村建设的根本原因在
16、于乡村破坏所表征的中国旧文化的败坏，乡村建设的直接目的则是要从中国旧文化中转变出一个新文化，而乡村建设的最终目标则是要完成新的乡村文明。同时，在乡村建设的方法上面，梁漱溟先生则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既不是守旧复古也不是无中生新，而是“中体西用”，即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协调、沟通、吸收、借鉴西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改造运动。在具体实践方面，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思想主张“先农后工”的建设思想。他认为，中国除了乡村破坏而无都市兴起、乡村固有农业残垣而不见新型工商业之发达。但是，他认为中国农民所需要的是农业引发工业，而要发展农业则要注意流动金融、科学技术和合作组织三个因素7P520。以上都以梁漱溟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为基础。另一方面，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思想强调个人的理性觉醒和团体的伦理情谊相统一。梁先生认为，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农民要有主体意识，而个体理性则是其主体意识的重要表征。因此，他将有理性者称之为“要亦不外乎人平静通达的心理而已”8P123。在梁漱溟先生看来，理智并非只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而且是通晓其自身、自觉行为方法的道路。“盖理智必造乎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