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国时期上海电影的商业演进与民族话语建构李清娟张惠丹（.邯郸学院文史学院，河北 邯郸；.邯郸学院夏青传媒学院，河北 邯郸）摘要 上海作为民国时期的中西交会中心，面对外国电影的商业和文化侵略，上海电影建立起迎合观众的娱乐需求和民族情感的双向商业化演进路径。本文通过阐述民国时期上海电影商业演进的社会语境，明确了电影商业化的合理性。基于商业演进的视角，从国产电影运动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建构、年代末上海电影的商业类型片探索、上海电影在抗战语境中的民族主义叙事和上海电影在战后颓废中的民族命运思考等方面，探究了上海电影中民族话语的建构。关 键 词 民国时期；上海电影；商业语境；民族话语“上海电影”既是中国电影
2、之肇始，又是中国早期电影的核心力量。综合各种史料来看，上海电影自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开始，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在 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发展的黄金期，产生了“国产电影运动”和“左翼电影运动”两个意义重大的电影运动。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后电影人纷纷退到后方或避入租界区的“孤岛”中继续从事电影创作，直至 年抗战胜利，上海电影进入战后恢复期，再次成为主要的电影生产基地。就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发展情况来看，制作主体显然是“商业电影公司”，所以电影的创制首先是一种商业行为，这就意味着民国时期上海电影的民族话语构建是伴随着其商业演进而进行的。一、国产电影运动与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上海在 年开埠，作为
3、典型的移民城市，它形成了中外文明交会、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特殊地域性文化氛围。年，西方商人将其作为商品引入上海，随之这种被称为“影戏”的新奇艺术景观迅速流行开来。到了民国时期，上海电影市场的丰厚利润引起欧美各国电影商人的角逐，林祝三、张石川等中国本土工商人士也捕捉到了这一商机，纷纷集资创办影业公司，开启了中国本土电影的发展之路。（一）商业性视域中的上海电影上海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建设而成的通商口岸城市，具有高度繁荣的娱乐业和传媒业，上海市民处于一个现代性的都会语境之中，“梦幻、传奇、冒险；对日常问题与欲望乌托邦式的解决；对大众简单、自发和琐细的追袭在娱乐、商业和艺术的场域游走”。在上海市民的认知里
4、，看电影无疑是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电影也是作为市民都市生活的文化消费产品而存在。“统计数据显示，世纪二三十年代，好莱坞出品的百分之八九十的影片都会在中国得到发行放映。”这意味着当时的民族电影产业必须具备强大的商业竞争力，才能应对好莱坞电影对上海市场的冲击，实现与外来输入文化的对抗。可以说，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特殊社会形态的“上海电影”，身处“乱世繁华”的经济环境，注定了它与生俱来的强烈的商业性和趋利性。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孤儿救祖记在商业和艺术上获得成功，激发了民族工商业者投资电影的热情和信 年第 期心，促成了“国产电影运动”的形成。“国片”以国家为识别度就决定了它是具有国家意识与民
5、族属性的，这标志着上海电影人作为“中国电影人”的民族主体意识被唤醒。（二）形象焦虑：国产电影运动的缘起 年代的上海被外国电影占据着主要市场，由此中国观众在银幕上看到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在外国电影中，中国人的形象被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所“丑化”，成为外国电影中一种异质化的人物文化符号，银幕上的中国人大多以身份低微、样貌猥琐、性格怯懦、品行恶劣的负面角色形象出现。这些矮化华人形象的“国耻片”引起了上海有识之士的强烈愤慨。年，大光明大戏院因为上映此类辱华影片遭到强烈抗议，只能登报道歉并停映罚款。由此可见，上海民众对外国电影中扭曲国人形象十分不满，建构本土民众认同的国人形象成为国产电影运动兴起的
6、一个重要动机。上海的各电影公司纷纷采取在影片中强化诉诸民族情感的商业策略，以此来获取民众支持。孤儿救祖记（）正是通过彰显中国传统道德力量，推动了中国电影对于民族形象的建构。上海电影在中国出现严重民族认同危机的时期，迎合社会大众的民族情绪，遵循着立足市场需求、迎合民众审美的原则，成长为一个具备生产规模、抗衡外国电影的民族产业。（三）道德复归：传统伦理教化思想与民族身份的建构上海印证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在清帝国崩塌和民国初建的新旧更替之际，最重要的是确立新的民族身份。民族与国家的“自我界定总是建立在与外部的关系之上，带有强烈的内部同质化和外部异质化倾向”。近代中国社会统一于“中
7、华民族”的自我认识正是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之下形成的，民族身份的认同关键是“我族”不同于“他族”。以电影影像映寓伦理品格、道德情感与生活哲思，拓展本土电影的民族精神特质，是电影人对民族意识觉醒的历史语境的回应。上海电影从开始时，便形成了“戏”为内容之核，“影”为表现手段的“影戏”理念，电影与戏剧的天然联系有利于融合中国传统的伦理教化思想。年代上海影坛由“长城派”和“神州派”两个电影学派发起“为人生”的电影思潮，他们主张通过电影来教育感化民众、改良社会和宣传文化，与国外辱华题材影片相抗争。值得一提的是，国产电影运动沿袭了传统的伦理教化思想，但是没有沿用封建伦理的教化内容，而是以社会改良思想来教化民众
8、，实现民族思想的启蒙。比如上海一妇人（）便是站在被侮辱、被损害的生活底层女性角度来提出“拆白不除，有碍妇女解放”的主张。二、战前的商业类型片探索与战时电影的民族话语 因为早期上海电影业受到外国资本和本土封建经济的双重挤压，年之后以社会片、伦理剧为主导的“国产电影运动”热潮退去，转而进入一个高度娱乐化的商业类型电影制作时期。上海电影采取“趋众随俗”这种讲实惠、求盈利的商业路线，以此来维系它在商业上的竞争力。但是上海影坛依然在“力避欧化”的倡导中形成了“古装片”和“武侠片”两股中国特色类型的商业电影热潮。（一）“古装片”融合民族历史感“古装片”是民国时期上海电影的一个重要商业片类型，在 年间最为兴
9、盛，天一影片公司最先摄制该类型影片，并且打出了“发扬中华文明”的电影口号。郁达夫曾强调：“我们所要求的是中国的电影，不是美国式的电影。”既然要做“中国的电影”，就应拍摄中国民众的生活常态、民俗风情。通过古装片来“力避欧化”的初衷无可厚非，但是像清宫秘史（）这类通过野史猎奇来娱乐观众的电影，不仅无法将民族精神表现出来，而且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更会受到进步人士的批判。当时上海文艺界通过对古装片的批评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首先，只有选择能够表征中国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民族特性的历史故事作为创作题材，才能真正实现“发扬中华文明”；其次，对于古装片来说，在影像上呈现出“历史感”很重要。事实证明，具有历
10、史感的古装片在“发扬中华文明”方面功不可没，西厢记（）在拍摄时选取外形贴合古人形象的演员，根据历史典籍仔细考究电影布景和人物的言谈举止，还原历史真实情境，输出到欧洲后受到了广泛好评。（二）“武侠片”融合“尚武精神”与“崇善思想”“至 年间，上海大大小小约 家电影公司共拍摄武侠神怪片近 部，约占全部出品影片的。”从数据可以看出，武侠片在与外国电影的对抗中发挥出了超乎想象的竞争力，“武侠”这种中国特色的故事文本，在民国时期成为“尚武精神”民族文化符码的有效载体，“尚武精神”成为电影世界里对民族强大的文化构想。年，江苏杂志发表的国民新灵魂文章中将“游侠魂”列为“国民新灵魂”之一。梁启超对尚武精神给予
11、了“国民之元气”的论述，“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在“尚武”思潮的推动下，上海电影业涌现出大量以“武者”和“侠客”为主角的影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内忧外患的时代历史语境中，“武侠”在很大程度上寄托了当时社会大众“以武救国”的艺术想象。“武侠片”的主角们蕴含了中国传统的忠孝、侠义精神，这与“为国舍身，为民流血”的“崇善思想”相契合。“侠客”这一形象谱系身上建构了传统伦理的善德与近代国族话语的互文空间，武侠片中“侠客”的仗义豪放、勇于斗争和敢于担当的气质与近代中国的革命话语相互映射。尤其是该类型电影中的“女侠”形象，创作者在
12、她们复仇、行侠的行为上普遍赋义一个“为公”的动机。比如，在荒江女侠之鏖战万松林（）中，侠女方玉琴的快意恩仇被附加了“愤清政之秕，拟图革命，以拯汉族”的行为动机，正好与近代中国倡导的新女性形象交叉互融。（三）“左翼”电影：商业语境中的民族革命话语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让全国抗战宣传进入了高潮，在这一历史语境下上海电影人积极以家国情怀为主题进行电影的创作，表现民族抗争精神成为该时期电影的主流叙事，即便是孤岛时期的上海电影，仍然以隐喻性的故事来彰显民族精神意志。在民族抗战思潮推动下，“左翼电影运动”于 年在上海电影界兴起，主张通过现实主义来针砭时弊、激励民族士气和推动思想进步，以寓“教”于“影”
13、实现政治宣传与教育。上海电影人积极探索“革命现代性”与“商业娱乐性”的最佳关联点，“左翼电影运动”便是特定文化环境中政治与娱乐并存的范本。著名左翼剧作家夏衍先生指出，“电影是最富群众性的艺术”，电影只有先被群众接受才能达成社会影响效果。左翼电影最典型的叙事模式便是把故事情节放置于时代变迁的历史背景之下，把故事人物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由阶级性主导人物的命运轨迹。在上海这样一个都会语境中走群众路线，商业化是无法避开的，关键是如何让商业元素为民族话语服务。比如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马路天使（），这部电影融合了明星、搞笑、社会议题等各种商业元素，娴熟地运用形象反差、夸张动作、诙谐语言、讽刺隐
14、喻等各种喜剧手法，讽刺了精致利己主义者的买办阶层，揭示了底层阶级苦难，号召积极抗日、收复河山，成为当年最卖座和舆论最佳的大片，公映 天就创造 万人观影纪录。再比如渔光曲（），导演蔡楚生用通俗易懂的“苦情片”模式将社会现实的阶级苦难呈现出来，既让大众“爱看”，又引起他们对自身命运的思考，上映 天，主题歌唱片畅销 万张。左翼电影在很大程度上构筑了电影文本与民族思想的互渗互塑关系，注重探究如何用现实主义影像表述处于生存困境的人物故事的电影手法，在表现个体境遇的同时发出对现实问题的考问与批判，在探索人性问题的同时发出对民族命运的追问与思考，为民国时期上海电影的民族话语构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四）“
15、孤岛”电影：文化殖民下的民族复兴话语 年上海沦陷，上海电影进入孤岛时期，日伪文化机构把上海作为文化殖民的大本营，采取了严酷的倾轧政策，使得“孤岛电影”无法以显性的民族话语来抒发自己的民族情绪。但是早期上海电影人敢于在日伪文化政权的压迫下进行本土化坚守，与文化殖民主义对抗，以坚韧的文化坚守撑持着民族电影的存续。孤岛时期的上海电影人长期进行着一种刀尖上行走的特殊文化斗争，既要避开日伪政权的高压政策，又要在电影创制中寻找恰当的时机阐释隐性民族精神。鼓吹侵略政策的东洋和平之道便被上海电影人巧妙地搁置，同时他们以表象化的“顺民哲学”大量创制商 年第 期业娱乐影片，间接规避了为侵略者宣传“日中和善”。孤岛
16、时期的上海在不到 年的时间里面制作了近 部电影，释放出了最彻底的商业性，消解了政治性，这种特殊历史时期的显性“商业成功”亦是隐性“文化抗争”的成功。当然，上海电影人的隐性斗争并没有停留于规避策略，而是在商业性外衣的包裹之下隐性地书写民族复兴的意志与情怀。影响最大的一部影片当属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编剧的木兰从军（），上映后不仅打破了沪上电影放映史的最高票房纪录，还发行到全国，连重庆和延安也上映了。该影片借木兰代父从军歌颂尽忠尽孝的民族气节，以匈奴隐射日本，用诈降讽刺“大东亚共荣圈”等文化殖民政策，通过借古讽今的方式表达了反对外敌的呼声。三、战后颓废中的民族命运思考 年，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在内战重启的情况下，依然存在政局动荡、通货严重、民生凋敝的颓废景象，但是电影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并且重回中国电影生产制作中心的位置。“年，上海的电影观众将近 万人，日均近 万人。”此时上海的民族电影产业除了要在战争消耗后恢复产能，更要应对美国电影大量在上海影院的急剧扩张。所以战后上海电影注重商业实效，擅长捕捉大众意识，对市民文化消费心态十分敏感，密切关注着不同时期的市场需求变化，从而及时生产出投合消费者要求的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