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 32 卷 总第 157 期Vol.31 Sum No.1572023 年第 1 期No.1,2023广东开放大学学报JOURNAL OF GUANGDONG OPEN UNIVERSITY 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间性思维徐玲 高微（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广东广州，510630）【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倡共商共建共享，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互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一举措是在世界范围内对异质文化实现文化融合的一次新尝试，也是沿承“多元文化主义”思路对世界文化发展进行的新探索。研究从文化差异、主体间性、民心相通和多元化生等四个方面阐释“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文化
2、建设中的文化间性思维，并间接回答了“一带一路”跨文化交往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以及“一带一路”文化建设能否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问题。【关键词】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文化间性；多元化生【中图分类号】G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932X（2023）01007407一、引言当今信息技术社会的流动空间和无时间之时间构筑的多维时空关系,使得新的以文化属性为基础的共同体不断生成和裂变，依托多民族及多种族国家产生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在处于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当下，全球移民流更为复杂，民族、种裔、宗教、阶级、语言等因素交错互织，文化身份的多重性与差异性更为突出，如何实现全
3、球范围内真正的文化融合，探索多元化实践的新道路，是全世界文化和传播学者以及相关组织、团体、政府极其关心的问题。2015年3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打造“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沿线国家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互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2。这是在世界范围内对异质文化实现文化融合的新尝试，也是对“多元文化主义”发展思路进行的新探索。据2021年10月统计数据显示，已有140个国家以及32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共计206份
4、“一带一路”共建合作文件，达成双边合作机制90余个，其中包括多个伊斯兰国家3。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与这些签约国家及组织在经贸、基建等合作基础上广泛进行教育、医疗、科技、旅游、文化等方面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多元文化深层次的民意沟通与理解。民心相通构筑了“一带一路”的人文基础，而对“一带一路”建设而言，民心相通又是其重要内容。21世纪的全球发展，不仅包括科学信息技术等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可持续发展，更应当破除文化屏障，探寻多元文化的共同感知，引领多元文化的有机融合，构建异质文化多角度的沟通与理解平台，达到文化生态的平衡与和谐。中美清洁能源论坛总裁博锐思在参加博鳌论坛时认为，“一带一路”的开放与包容
5、体现在并驾齐驱的两个方面：经贸方面的增加与文化理解的促进4。因此，很有必要从文化维度出发厘清其哲学思维，阐释“一【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服务一带一路的工科英语话语能力构建研究”（GD19WXZ01）、广东省教育厅高校科研平台和项目“广东少数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现状调研与对策研究”（2017GXJK099）的阶段性成果。【收稿日期】20220606【作者简介】徐玲（1977），女，广东蕉岭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微（1981），女，湖北钟祥人，硕士研究生，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75文化教育带一路”跨文化交往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另外，“一带一路”的文化建设能否有效
6、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是一个值得相关研究人员去不断探索的问题。本文将从文化差异、主体间性、民心相通和多元化生等四个方面阐释“一带一路”的文化间性思维，并间接回答上述问题。二、文化差异：文化间性的逻辑起点“间性”（inter-sexuality）这一术语来自生物学，指第三性别，而后于20世纪被引入哲学。“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这个哲学范畴由胡塞尔率先提出，后经哲学、阐释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如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布伯、巴赫金、伽达默尔等从不同视角的新发与阐释，逐渐形成主体间性理论。主体间性，其主要内容为将人与世界的关系视为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摒弃主客关系的窠臼，也
7、被称作主体间本位、主体通性、共主体性、交互主体性等573-74。继主体间性、语言间性之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基于其社会交往理论提出了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这一文化哲学概念。他认为，主体间性是该术语的核心意义，关注的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社会关联。只有置身于这种关系中，“自我”才会区别于“他者”凸显出来，亦即没有“他者”，就没有“自我”，两者是平等的主体与主体关系6。也就是说，文化间性主要指不同文化际遇时交互作用、影响，乃至融合的内在关联。它是主体间性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形式与应用，体现了文化之间的开放性和可沟通性。文化间性不等同于多元文化，后者立足于个人自主权观念，趋向于
8、多文化的并存和保护，而前者所认同的不同文化主体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相互认可彼此的主体地位，承认并促进文化的流通、交换、循环、改善和进化。异质性和对话性是其主要特点，其中异质是对话的基础，而对话的目的在于沟通进而达成共识，以促进各文化主体的共生、新生抑或多元化生。简而言之，文化间性是跨文化实践的高度概括，强调文化主体之间的动态影响和相互关联，并非一种静态的共存共在模式，更强调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相互承认彼此的主体地位，并在此基础上互识、互补、互惠、互融，继而实现共生与发展。文化间性首先必须具备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存在，即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德勒兹认为,“事物不同于它自身,存在就是
9、差异。”7意义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差异中产生的，没有差异就没有意义。王才勇在文化间性问题论要中指出文化间际(intercultural)的本义指不同文化间交互作用之内在过程8。所以，没有众多主体文化，没有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互为前提，就不可能有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差异即是文化间性的逻辑起点。文化差异是文化相互区别的前提，同时正是通过文化“他者”与向来不完整的无意识之间的对话才得以形成文化的主体性9。中国向来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而文化的多样性，正是协调文化的前提，异质才有产生吸引力的可能，并催生文化之间相互沟通的必要性。“一带一路”尊重各国
10、文化差异，认同文化的多样性，但差异不是二元对立，而是在动态中发展、联系。承认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对抗，并非认同各自扎紧文化藩篱，否则就落入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怪圈，成为了文化隔离的变体。所以，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就意味着既保持文化差异，又必须寻求共同价值、共同目标，否则差异的扩大可能引发偏见，消解交流与合作。2022年5月25日的第七届金砖国家文化部长会议就以“构建包容互鉴的文化伙伴关系”为主题，倡议各国推进金砖国家文化交流平台建设10。这些金砖国家地理跨幅广，文化迥异，相互认可不同文化的独特内涵。无论是太极、瑜伽还是芭蕾、桑巴，这些“一带一路”合作国的人们都相互欣赏、相互学习，通过学语言、看演出、赏彩
11、灯、办展览等进一步深入交往。这些惠民活动尊重对方的选择，致力于共同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促进了文化间的交流与互鉴，奠定了文化沟通的民意基础。虽然多元文化主义认可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但放任差异会加剧他者化（othering）。正如单波所指出，需要文化间性通过“互惠性理解”（reciprocal understanding）来消除社会偏见和多元文化主义带来的危机1193-94。换句话说，除了认可文化多样性以外，还需支持跨文化的互动并明确徐玲 高微: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间性思维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第 32 卷 总第 157 期）762023年第 1 期文化相互间关系的平等性即主体间性。三
12、、主体间性：从“我与他”“我们与他们”到“你、我和我们”跨文化互动，首先应该考虑“跨”的范围或者层面，然后才能确定主体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关于跨文化交往这一概念，英语有三种与中文语境相应的翻译：（1）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自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首次提出后，常被用于心理学和传播学。1973年阿尔弗莱德史密斯（Alfred Smith）认为其属于传播研究，关注的是社区或社群间的“非共享文化”12；（2）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是由乔治加德纳(George H.Gardner)20
13、世纪60年代率先提出的。它指向横向文化比较框架下属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或族群间的交往活动13；（3）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古巴学者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赵汀阳（2005）认为transcultural有“贯通”的意思，不是简单的文化跨骑（cross-cultural），而是在无关经济利益的前提下，超越各自文化界限乃至深层结构而进行的双边文化传播，构造新的“天下体系”14。对于这三者的区别与联系，学者姜飞、黄廓和单波分别做了辨析。姜飞、黄廓认为（1）偏向深层文化结构研究，（2）偏向比较文化传播研究，（3）偏向超验文
14、化传播哲学15。单波认为以上三种表达分别聚焦于文化互动,文化交叉和文化融合，但由于全球流动性的不断增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区的人和族群普遍交往的机率增加，人们更易感受到文化差异与压力，步入文化适应，即经历文化连接与分割的双重心理考验16。本文认可上述两种观点的大部分，即三者的侧重点不同，分别侧重于文化深层结构的互动、物理界面的文化比较以及文化纵深方向的发展超越，但本文认为三者最大的不同可以从它们各自呈现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去探究。这三者分别体现了间性、空间性和时间性，即进行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是彼此有联系的多元的文化存在，未必仅是横跨物理空间的文化交际，也可能
15、是纵向贯穿时间的文化交际。这说明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至少包含了三条轴线：不同（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文化主体的共在；主体间存在双向乃至多向的文化互动；该互动会带来各互动文化主体的变化。关于变化的朝向，本文将在第四部分具体展开，此不赘述。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所持观点与郑德聘对文化间性内涵的理解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即认可多元文化共在的主体间性、文化对话交流中的主体间性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间性573-77。“一带一路”的跨文化沟通是各成员国、各组织与团体之间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在地域上跨越国家、民族、种族、
16、性别、宗教、语言等的相互之间平等的对话与文化交流，也涵盖了上述文化内部的变动即“濡化”（enculturation）,更覆盖上述不同文化当代与前代的关联以及同源文化比如丝路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联系变化等。“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跨文化交流是开放而动态的，参与者是广泛的。正如Dellios所说，相较之西方对自主个体的关注，“一带一路”的广阔性体现的是中国哲学对双方关注的深刻性17。中国对文化交流双方乃至多方的关注，是从“他者”出发，将“他者”视为平等的交往主体，共同建构人类文化的多维视野。“他者”是文化互动的对象，但如果仅将自我文化视为跨文化的主体，而将“他者”的交往地位定义在“他”或者将众多“他者”定义为“他们”这种远指称谓,则产生了客体视角的社交距离和心理距离上的疏远感。“我与他”“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交往的开放性。“他者”会因为“内群体”（享有认同的集合）和“外群体”（不具备认同、不熟悉的集合）的划分，不断产生排他力量，不可避免地在异质文化间产生群体偏见或群体歧视。互动是文化领域的核心,文化身份的构建需要互动，而以自我为中心的二元对立关系并不利于文化交际，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