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年度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调研课题（）；年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现代化视域下河南农民精神生活问题研究”；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年中共河南省委党校重点课题（）。作者简介：贾月（），女，河南新乡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善：理论溯源及概念澄清?贾月（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科社教研部，河南 郑州）摘要：友善，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起源而产生，是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对于个体幸福生活、和谐社会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均有着重大意义。然而友善是一个人们“熟悉”而并不“熟知”、“熟知”而非“真
2、知”的概念，友善有着悠久而又深厚的理论渊源。当前学界和社会对友善概念的理解存在一些误区，即友善的非公共化和非政治化，友善与规则相对立，友善概念的纯理性化，友善概念的去利益化。此外，友善价值观和友善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混用。可见，当前人们对友善概念的把握存在一些认知层面的问题，有必要对此进行澄清和辨析。关键词：友善价值观；理论溯源；概念澄清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一、友善的理论渊源友善，即友好、善良，在微观层面上是指个人美德，即人们能够以尊重和宽容之心对待自我、他人和自然，关照自我、他人和自然的正当利益；在中观层面上是指社会氛围，即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关怀友爱的温馨状态
3、；在宏观层面上是指国家道德，即国家治理中对国民尊严和权利关照的一种政治伦理。友善源于友爱。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友爱主要指与人为善的态度、友善的情感。和友善相比，它具有构成一种深情的关系即友谊的潜力。友爱在西方 第 卷 第 期 黄河科技学院学报 年 月 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古希腊语中是，指两个人之间的友爱关系，这既包括基于血缘的家庭关系、基于朋友的伙伴关系、基于招待的主客关系，也包括基于爱慕的性爱关系。它的使用范围十分广泛，从性质上讲，不仅是一个伦理学概念，更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英文常常翻译为，罗斯认为该词不能恰当地表示出 的意思，于是在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 时，用 和 补充。中文则
4、翻译为友爱或友谊，如苗力田先生和严群先生翻译为“友爱”。但很遗憾，这些理解都不能表达希腊语的完整内涵。在西方，对友爱的论述由来已久。苏格拉底将智慧和知识看成友爱的核心，将高尚的品德看成友爱的基础。柏拉图则主要讨论了性爱之爱，将友爱与爱等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友爱观的集大成者，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探讨了友爱。第一，友爱的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就是“某种德性，或者是赋有 德 性 的 事 情；或 者 说 是 生 活 所 必 需 的 东西”。第二，友爱的适用范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友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可以将城邦中的所有关系囊括进来，同时友爱只能存在于能够相互回报的人之间。第三，友爱的类型。从性质上，
5、将友爱分为基于善的、基于快乐的、基于实用的友爱；从发展来看，分为氏族部落成员和家族成员的关系、伙伴关系、主客之谊、性爱。第四，自爱和友爱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生于自爱，但这种自爱又绝不是自私。第五，友爱与政治的关系。在现代社会，出现了将友爱伦理化的倾向，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友善是联系城邦的纽带，将友善和共同体紧密结合。在西塞罗那里，他认为“友谊只能存在于好人之间”，因为“好人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无疑是高尚、清白、公正和慷慨的；他们不贪婪、不淫荡、不粗暴；他们有勇气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好人与好人之间友好的情感是天性所规定的友谊的源泉，他认为友谊是“对有关人和神的一切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并且相互
6、之间有一种亲善和挚爱”。在中 国，儒 家 友 德 以 友 爱 和 互 助 为 基 础。“友”，在甲骨文中属于会意字。段玉裁注曰：“二又，二人也。亦取二人而如左右手也。”“二又相交”即二人像左右手一样相互依赖、相互扶持。原指“兄弟相敬爱”，如尔雅释训中的“善兄弟为友”。刘家和先生指出，先秦时代的“友”主要指：第一，劳动伙伴；第二，军事活动中并肩战斗，互相帮助；第三，同族、同姓为友；第四，有婚姻关系的异姓人也可以称为人友；第五，臣僚，可见人宥（友）就是古代城邦中的百姓，他们是以同族同姓或异姓通婚的纽带构成的城邦公民共同体。西方语境下的“友爱”和中国传统语境中的“仁爱”，在当前中国语境下获得了新的表
7、达方式，即主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友善”要求。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善”比“爱”更加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爱”，英文翻译为，主要指内心的关爱、亲近、怜惜，以及行为上不求回报的付出和给予，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浓烈且深刻的情感。爱的感情可能在比较熟悉、关系密切的熟人之间产生，但是在知之甚少、不太了解甚至是素昧平生的个体之间是很难产生的。“善”字具有多种内涵，但主要指美好的生活或事物，对美好的追求是“善”的根本精神和本源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爱”的情感要向“善意”转变，以善意拉近彼此的距离，可以说，相互间的善意更适合现代社会。第一，当前社会是一种陌生人社会，人与人的交往常常变
8、得浅表化。通过浅表的交流，人们很难产生浓烈的情感和冲动，但善意的态度却可以在他们之间产生。第二，当前社会面临着与雅典社会不同的现实问题。友爱在雅典仅限于城邦公民之间的感情，将奴隶排除在外，且仅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间。从现实来看，除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动物、植物、大自然的关系也需要一种善意的态度和情感，且人可以从这种情感中得到回报。第三，当前社会是一种远距离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以核心家庭为主，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的“共同生活”设想。亚里士多德认为，基于德性的友谊“需要共同的生活和时间，正如俗话所说，只有吃尽了咸盐，人们才能相知”，而“那些睡着了的人或者互相远隔的人就不能现实地这样做分开的时间太长了友
9、谊也就慢慢淡忘了。所以，诗人说：久别故人疏”。由此，随着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用“善”拓展“爱”的外延。二、当前对友善概念理解的误区及澄清友善是维系人们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是人们较为熟知的概念。一方面，一直以来，学者们大多将友善作为一个伦理学概念进行倡导，将其限定在私人领域内，忽视了其概念的公共维度。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学者为了扩展友善的适用范围、维护公平正义等社会公德，提出了剔除其情感因素的主张，并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笔者认为，包括以上观点，学界和社会对友善概念的理解存在以下误区。贾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友善：理论溯源及概念澄清（一）友善的非公共化和非政治化从对友善的溯源来看，它的
10、产生有着私人和公共这样的双重意蕴，在古希腊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家族中最先产生友爱，进而拓展到伙伴关系、主客之谊和性爱中去。亚里士多德将父子之情称为友爱，认为亲属的友爱有多种多样，但都是从父爱派生出来的。可见，友善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这样的双重属性。然而在当代西方，出现了倡导友善非公共化的思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福利开支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沉重负担，影响了经济效率，因此极力反对社会福利政策。正如罗尔斯所说：“与自由和平等相比较，友爱观念在民主社会中占有较少的位置。人们并不单独把它视为一个政治概念，它本身也不界定任何民主权利，只是在传达着一些心理态度和行为模式。”即便是现代共和主义者佩
11、迪特也认为：“我们都知道有意识人类生活中一种具有很大价值的善，但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人会认为国家应该担负起增进友谊的职责。尽管友谊是一种我们所有人都会追求和珍惜的善，但我们很可能会认为，我们大多数可以非常有效地由自己来追求它，而国家不可能做得更好。”可见，在他们看来，友爱是个人通过私人的手段就能够追求的，而友爱会腐蚀以法和正义为基础的公共政治生活，政治党同伐异的价值追求也会约束甚至侵蚀个体私人的友爱。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氏族社会逐渐褪去，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关系开始疏离，人们潜回私人领域，更加追求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幸福，在家庭共同体和朋友共同体中寻求一种安全感，偏安于一隅的生存哲
12、学使得人们对友善的理解更加私人化。这种观点窄化了友善的内涵和外延，其本质是技术理性对政治伦理的抵制。它试图通过文字游戏来推脱政治伦理中的友善要求。政治伦理关系国家稳定、社会秩序和人民幸福，对社会伦理和个人道德有着重要影响，我们不可能指望在一个不友善的政治伦理思想为指导的国家培育人民的友善价值观。（二）友善与规则相对立通过对国内友善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我们发现大多数学者倾向于从伦理学视角研究友善问题，如将友善看作一种个人美德、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等，然而很少从政治学角度来研究当代中国的友善问题。现代陌生人社会采取科层制管理方式，在工具理性和规则理性的支配下，提倡规则至上，人
13、们只对自己的领导和职务负责，似乎走到规则的警戒线处，人们就已经仁至义尽，可以卸去友善的面孔。正如鲍曼所述，“通过荣誉，纪律取代了道德责任。惟有组织内的规则被作为正当性的源泉和保证，现在这已经变成最高的美德，从而否定个人良知的权威性，”每个人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机器的一个“齿轮”，从而使得行为本身和后果相分离，抹杀政治行为的道德意义。在现代政治和官僚体系中，友善已经被理性工具取代，传统的道德观点正在被政治事实颠覆，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趋势。道德在政治领域的崩塌，必将带来全人类的灾难，造成社会“平庸之恶”。这种观点片面理解了友善和规则的关系，将友善从规则中剥离出去。该问题的实质是一些人打着规则的旗号，为
14、自己的友善缺失寻找借口。有序的生活必然需要规则，好的规则能够框定人心、明辨善恶，恶的规则只会让好人变坏。诚然，社会的有序发展确实需要规则发挥作用，但是遵守规则和以什么样的态度遵守规则和运用规则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正如麦金太尔所说：“规则本身丝毫没有为我们提供目的。它们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是不可做的意义上告诉我们如何行动，但它们并没有把任何明确的目的提供给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人以“按规定办事”为由头，做着一些破坏社会和谐的事。由于“只有离开共同体我们才能逃避这种政治性的、严格地属于集体的责任，而既然没有人能够不从属于任何共同体而生活下去，所以逃避这种集体责任就只不过意味着以一个共同体代
15、替另一个共同体，从而也是以一种责任代替另一种责任”。因此，生活在共同体中的我们在认可规则的重要作用、遵循规则行事的同时，必须追求道德和责任。（三）友善概念的纯理性化将友善概念进行非情感化处理的倾向产生于将友善从私人道德改造为社会公共道德的转化过程中。与“博爱”相近，它强调对他人一视同仁的情感和行为，其本质在于泯灭友善的不平等性，倡导基于责任的平等友善。对友善的词源进行追溯，如前文所言，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在古代中国，友善都发源于私人关系中的自然情感。随着人际关系从血缘为基础的宗族、氏族中突破出来，这种自然情感逐渐具备了社会性道德的特征，成为道德情感。但无论如何具有社会性，友善在其根本上还是一种个
16、人情感，具有个体性、情境性等特征。亚里士多德推崇好人或有德性的人之间的友爱，西塞罗则更直白地指出，“友谊只能存在于好人之间”。进入到陌生人社会，黄河科技学院学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浅表化、碎片化、功能化，于是公共道德日益剥离情感因素，在友善从自然情感向公共道德转化中，也需要褪去感情成分，而这会造成冷漠或伪善，且可能造成对陌生人的友善和对亲人的冷漠，违背基本的伦理道德。规则伦理学将道德要求理解为普遍的确定的规则，把所有情境中的道德心理都归结为责任心和义务感，人们的行为在任何情境下也都是出于规则而行动，这会使得本应该令人感到温暖和动容的道德行为变得别扭而生硬。这种观点将友善理解为一种责任和义务，试图建立无差等的友善观。其实质是将情感因素从友善中剥离出去。但是这样做的话，第一，不可行，因为人不管如何理性，都会在行为中渗透其自身的情感倾向性，而且同情作为友善的重要推进因素，是一种情感。第二，可能产生躐等之爱，即对陌生人友善，但是对与自己亲近的人却不友善。第三，完全出于理性的友善，可能使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消失。因此，我们要警惕这种将感情从道德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危险。（四）友善概念的去利益化在市场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