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4 总第四OO期引言作为一种在海内外中国文学艺术研究界引发巨大反响的论述，“抒情传统论”一般被公认为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一是陈世骧与“抒情传统论”的提出。这一阶段以 19501960 年代陈世骧关于中国古典诗歌“抒情性”的一系列文章为先声，以 1971 年陈世骧在美国亚洲学会年内容摘要：“抒情传统论”的提出和延展过程中，有两个值得关注的政治背景：一是 1950 年代的冷战对峙和 1960 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文化变革，使普实克在不同时期关于“抒情”的讨论发生着从个人主义向现代主义的重点转换；二是传统、理想和生命是我国台湾地区“抒情传统论”中的三大关键词，三者与陈世骧、高友工的“抒情传
2、统论”之间既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又存在一定的重点偏移，这种选择性的继承与偏移，回应着 1970 年代台湾地区的特殊文化意识和政治心理。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得出两个发现：第一，“抒情”的“非政治”只是表象，“抒情传统”生成于明确的政治语境中，相关论述对历史、传统、生命、理想的召唤总是隐含着对于另一种政治状态的构想；第二，“抒情”的内涵不能被简化为个人主义或审美主义，其中的现代主义因素值得进一步开掘。关 键 词：抒情传统普实克高友工现代主义作者：罗雅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北京 100732）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 世纪中国文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建构与反思研究”（20&ZD
3、280）罗雅琳政治博弈中的“抒情传统论”微信公众号155Feb.2023文明叙事与世界想象青年学人专刊 二 O 二三年 第二期会比较文学组的发言中国的抒情传统为正式提出标志。二是高友工与“抒情传统论”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拓展。早年就读于台湾大学、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友工 1978 年返回台湾大学讲学，带来“抒情传统”“抒情诗”“抒情精神”等一系列概念，这一股“高友工旋风”使“抒情传统论”在台湾地区蓬勃兴起，柯庆明、吕正惠、蔡英俊、张淑香、郑毓瑜等学者均有相关论述。三是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的“被加入”。身处美国的李欧梵于 1980 年收集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的文章并结集为 The Lyr
4、ical and the Epic（通译为抒情与史诗）一书，到了 20052006 年，黄锦树和王德威先后直接将普实克组织进“抒情传统”谱系中。四是中国大陆的传播与谱系追认。经由王德威的北大授课、王德威和陈国球的相关著作和编著，从 2010 年起，“抒情传统论”成为在中国大陆地区得到反复热议的学术话题，在此基础上，鲁迅、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朱光潜、宗白华、林庚、宇文所安等作家和学者也被追认到“抒情传统”谱系之中。在大量关于“抒情传统论”的现有研究中，以上这一看似先后相继、层层展开的历史过程常被认定为不言自明的前提。但仔细辨认，则会发现其中有着两组值得追问的问题。一是普实克的角色问题。普实克
5、抒情与史诗的英文版出版于 1980 年，但所收录的文章却诞生于 19501960 年代，其中与中国文学的“抒情性”问题关系最大、也是最常在“抒情传统论”中得到征引的文章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在 1956 年已写成。相较于陈世骧被视为“抒情传统论”之“先声”的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1958）、时间和律度在中国诗中之示意作用（1958）、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1961）、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1969）等论文，普实克的论述更早一些。普实克为什么要写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除此文之外，普实克抒情与史诗一书中的其他文章很少在“抒情传统论”中得到引用，但这些文章依然与“抒情
6、”问题有关。普实克的其他文章对于“抒情”持何种态度？普实克与夏志清关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著名论争常被认为与冷战背景下两大阵营的立场对立相涉，那么，普实克关于“抒情”的论述是否也与此有关联？最奇怪的是，为什么在阐释普夏之争时，研究者们常将普实克塑造为一个固守意识形态教条的刻板人物，而在阐释“抒情传统论”时，研究者却往往对普实克的政治背景一笔带过乃至避而不谈，甚至视之为个人主义的有力支持者？二是台湾地区的地域性问题。高友工的演讲为什么会在 1970 年代的台湾地区学界引发“旋风”？台湾地区的“抒情传统论”以诗经离骚等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往往使人忽略其中台湾地区这一特殊场域的因素。“中国文
7、学”对于 1970 年代的台湾地区具体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台湾地区至今仍是“抒情传统论”的重镇？为什么 1970 年代从台湾地区走出的学者王德威对“抒情传统论”情有独钟？以上两组问题，都在召唤着研究者对“抒情传统论”的发展过程展开更为历史化的细部考察。今天的“抒情传统论”已经越出早期的古典文学艺术论域，广泛地被应用于156 总第四OO期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艺术研究，也正因此，“抒情”与“史诗”这组对立项不再指涉着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差异，而是成为“个人”与“集体”、“内部”与“外部”的代称，进而成为“非政治”与“政治”的转喻。关于“抒情”的讨论，总是倾向于挖掘出“集体史诗中的个人声音”，偏于强调其中
8、远离社会政治的面向。但对于“抒情传统论”的历史化考察将提醒我们：自这一概念诞生之日起，“抒情传统”便并非一个与政治无关的观念，而恰恰处于现实政治博弈的漩涡之中，是特定政治立场与心态的承载者。“抒情”问题与冷战背景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对于大陆文学研究界而言，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影响较大的文章有三篇，且它们常被放置在三个不同的细分领域中展开讨论。按写作时间顺序，其一是 1956 年在巴黎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宣读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该文一般被认为与“抒情传统论”较具对话性，学界最重视的是其中中国现代文学的个人主义源自中国古典抒情文学的观点。其二是 1962 年在汉学期刊通报发表的中
9、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该文几乎只出现在文学史方面的讨论中，普实克与夏志清被视为“文学科学”和“文学批评”两种文学史观持论者的代表。其三是 1967 年参加密歇根第十七届东方学家论坛的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该文因较早地关注鲁迅早期文言小说怀旧而被划归鲁迅研究界。与那种以语言（白话文的兴起）或思想（新文化运动）来界定现代文学的发生的做法相比，通过聚焦“文学结构”的变化，普实克将作为文言小说、写作于1911年的 怀旧 视为“现代文学的先声”。此文将“现代性”的关注重点放置在文学形式的“内部”，于 1980年代被译介至中国大陆后，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逐渐兴起的“内
10、部研究”趋势相呼应，由此也开启了关于鲁迅短篇小说形式研究的热潮。这三篇文章写作时间跨越十多年，看起来论述重点各异，不过，如果仔细考察则能发现，它们均与普实克“抒情”观念的形成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三文观点的转变，折射出普实克在19501960年代的思想变迁，更与彼时捷克斯洛伐克在国际政治中所处的特殊位置有着直接关联。先来看诞生于 1950 年代中期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文。普实克指出，中国古代文人文学具有抒情性、主观性，而民间文学具有叙事性、客观性。不过，该文重点并非“抒情性”与“史诗性”的对立，而在于提出中国现代的“内生”性质。文章指出，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
11、义与古代中国的文人文学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封建秩序在清代陷入危机，导致中国自身的社会结构变革和随之而来的观念变革，此前地位不高的白话小说成为新文学的主要形式，并为新文学带来了叙事传统。由此，普实克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从思想到形式都与本土古典资源有直接联系，进而得出结论：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始于明朝，其主要动力来自中国内部的力量，渊源也完全是中国的。欧洲的入侵只不过是加速了它的进程而已，即使没有外来的因素，它也终将实现同样的目标”。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抒情与史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年，第26页。157Feb.2023文明叙事与世界想象青年学人专刊 二 O 二三年
12、第二期与 1950 年代在费正清影响下美国学界所构建的中国现代化的“冲击回应”模式相比，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汉学家普实克对于中国现代化动力的理解截然不同。在1956 年于巴黎召开的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上，普实克曾宣读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文，抒情与史诗的英文版提供了这一原始出处，但微妙的是，该书的两个中译本（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 2010 年版抒情与史诗）保留了其他文章的原始出处，却删除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文的原始出处。在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上，两大冷战阵营的汉学研究者关于历史观念展开正面交锋，普实克的文章与此时中国
13、史学界五大基本理论问题中的两个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中国史分期 问题”）形成了呼应，因此得到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参与此会的历史学家翦伯赞的重视。该文确实将“抒情”视为个人主义的表征，并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继承与转换了古典文学中的“抒情性”和“史诗性”，但其论述目的并不在于张扬个人主义的绝对正当性，而是在于判断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和发生时间，进而得出中国现代性源自内部社会结构变化而非西方力量冲击的结论。诞生于 1960 年代初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则连带出一段冷战双方的文学交流史。1963 年 4 月，在普实克此篇书评发表之后、夏志清的回应文章发表之前，普实
14、克展开了一次赴美学术访问，其间曾与夏志清会面交流。普实克自美回国后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一文寄给夏志清，才有了后来夏志清的回应文章。普实克访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应陈世骧所邀，并由夏济安陪同，他在该校的演讲中有一场便题为中古传奇中的抒情主义与现实主义。此时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已经发表（夏氏兄弟的通信中已讨论过此文），而陈世骧尚未正式提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一说。那么，陈世骧的观点是否曾受到普实克的影响？在这次访问中，陈世骧对普实克“待以上宾之礼”，夏济安认为这一方面是为了对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科学风气，因为普实克“至少他是来提倡文学的”，另一方面是希望借助“铁
15、幕后面来的人”在美国左派和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力。夏济安虽然言辞之间对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普实克颇多不满，但由于普实克的演讲主旨强调艺术性而非社会性（如其中一讲为“鲁迅的艺术技巧”），因此表示“同世骧一样地对他有点原谅的心理”。普实克的美国之行，证明冷战时期双方学术界依然存在着某种至少不算太不友好的交往。“艺术问题”当然无法摆脱政治性，是政治立场不同的研究者的交锋场所，但有时也承担了暂时回避根本性政治分歧的重要作用，成为冷战双方展开沟通的一个界面。普实克虽身处社会主义阵营，但他来自捷克斯洛伐克，而非美国在冷战中的主要对手苏联，正是在他此次访美的 1963 年前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氛围有了巨大变化。
16、捷共中央委员奥塔 希克撰文批判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主张实行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经济机制，后更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委员会负责人，具 参见罗雅琳：“现代”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重返普实克与夏志清、王德威的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学 报 2022年第4 期。夏济安致夏志清（1963 年4月6日），季进编：夏志清夏济安书信 集 卷 5 1962196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203 页，第196页，第199页。1960 年代，普实克在美期间还与费正清建立了深厚友谊。费正清1991年逝世前将所有英文藏书捐赠给捷克社会科学院东方学院，而普实克曾任捷克社会科学院的东方研究所所长。参见张娟：鲁迅、普实克与捷克的鲁迅图书馆，上海鲁迅研究：鲁迅手稿研究专辑，上 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第273274页。158 总第四OO期体开展逐步向市场机制过渡的经济改革。普实克正面讨论个人主义问题，与强调集体主义的典型社会主义论述有所差别，因此更能为美国汉学界所接受。对于美国汉学界而言，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普实克是一个他们最为了解、并与之有最低限度共识（如关于个人主义、艺术性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