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引言“生态”一词的内涵根植于生态哲学（ecosophy），涉及不同物种彼此之间以及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Naess&Ingvar 2002：100）。随着 21 世纪生态危机的不断加剧，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生物多样性以及可持续发展（周晋峰 2022）。生态话语分析（eco-discourse analysis）主张基于“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生态哲学观，从语言学视角对话语进行生态性分析，涉及人与人，人与其他物种，以及人与自然等（黄国文，赵蕊华 2017；何伟，魏榕 2018）。回顾 70 余年的生态文明建设历程，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张天勇，季海波201
2、9）。国内生态话语分析也不断深入，历经宏观-微观-宏观的研究转向，涉及六个方面的研究热点：（1）基于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分析生态话语的及物性及其所蕴含的生态观（辛志英，黄国文 2013；赵蕊华，黄国文 2019；曹进，杨明托 2022）；（2）结合生态批评话语分析（ecological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探讨语言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赵秀凤，刘畅 2020；周文娟 2021）；（3）重新审视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imperialism）下的话语变迁，尤其是中立话语与积极话语（黄国文 2018；龙睿赟 2019）；（4）融合认知语言学理论分析具有
3、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汪少华，纪燕2019；苗兴伟，雷蕾 2020；王雨辰 2020；汪少华，杨开烨 2022）；（5）基于语料库进行有关生态报道的历时分析和中外对比分析（刘衍 2021；魏榕 2022）；（6）从多模态视角探究视觉意象与景观模型的建构（汪瑞霞 2022；张航 2022）。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三点不足：（1）理论研究缺乏深度的内在机制挖掘，需对中国生态话语的认知机制和文化独特性进行更为精细的研究；（2）研究对象多为出现频率高且形式较为单一的概念隐喻，需进行整体的系统研究，探究概念隐喻背后的图式及其互动；（3）研究方法缺乏围绕特定领域语料以及可比性语料的语料库功能探究，需增强对隐性文化
4、要素的信息检索与语义分析，考察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表现。因此，阐释中国生态话语有必要融通古今中外，增强纵深性、系统性和创新性，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生态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传播。1.文化图式的理论融合与发展Lakoff（1990）阐释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Cognitive Models）时指出，命题结构、意象图式结构、隐喻映射和转喻映射共同作用于人们对事物的复杂认知。架构（frames）作为认知形成的基础，侧重于受众视角，“是人们用来理解现实并时而建构我们认为是现实的心理结构”（Lakoff 2006：25）。除了关联容器图式、路径图式、上下图式、部分-整体图式、中心-边缘图式等基本意象图式
5、，架构还遵循最佳适配原则（best-fitprinciples）生成不同的隐喻系统（Lakoff 2008a：26）。为提升架构理论（Framing Theory）在逻辑、情感、道德维度的阐释力，Lakoff（2008b：250）总结了架构的*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语言风格研究”（编号：18AYY022）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1949-2019）”（编号：19ZDA338）的阶段性成果。中国生态话语文化图式的认知阐释*杨开烨汪少华（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摘要：话语的文化概念化通过文化图式来表征。本文
6、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一至四卷中英文版中的生态话语为语料，融合 Lakoff 的拓展架构理论、Sharifian 的文化概念化理论以及 Stibbe 的生态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阐释其中的文化图式。研究主要有三个发现：一是中国生态话语内含丰富的隐喻性架构，激活了六类文化图式；二是文化图式通过互动与整合构成了多层级的认知模式：叙事图式呈现了三段式的生态发展路径，角色图式呈现了人与自然多重力量的冲突与平衡，意象图式呈现了典型意象的概念映射与整合，命题图式呈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演变逻辑，情感图式呈现了亲自然情感转向，道德图式呈现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价值观取向；三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采用了图式对等
7、、图式转换与图式省略等创新路径。该研究揭示了中国生态话语的内在规律和系统性特征，为挖掘中国生态话语的世界意义与当代价值提供了借鉴。关键词：文化概念化；文化图式；中国生态话语；跨文化传播中图分类号：H0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7242（2023）01-0008-092023，No 1Serial No 1972023 年第 1 期总第 197 期外语研究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8DOI:10.13978/ki.wyyj.2023.01.015焦点分类高频关键词（50）主体人类生命体我们/we（876），我们的/our（300），中国/China（223）
8、，人类/people（181），国家/countries（114），他们的/their（110），中国人民/Chinese people（90），他们/they（60）自然生命体能源/energy（130），环境/environment（121），自然/nature（98），资源/resources（85），水/water（72），河流/river（65）行为生态开发合作/cooperate（190），需要/need（127），增长/grow（97），取得/achieve（52），支持/support（53），参与/participate（50），启动/launch（50）生态破坏污染/pol
9、lute（103），带来（挑战）/pose（challenges）（88），（气候）变化/（climate）change（73），提出（问题）/address（problem）（70）生态治理应该/should（348），必须/must（239），维持/sustain（121），提升/improve（111），改革/reform（97），保护/protect（97），治理/govern（72），更好/better（67），增强/strengthen（60），发展/develop（57），改变/change（53），控制/control（53），认识/aware（52），解决/solve（51）
10、，加强/enhance（50）表 1：治国理政 中生态话语的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四大要素，即语义角色、角色属性、角色间的关系以及角色参与的事件场景，并融合脑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论证了架构的叙事特征，提出大脑加工的双重结构戏剧性结构（dramatic structure）与情感结构（emotional structure）（ibid.：26-27）。拓展后的架构理论未能深入社会文化维度，尤其缺乏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详细论述（汪少华 2022）。为此，Sharifian（2011：3-8,25-26）创造性提出“文化概念化（cultural conceptualisation）”，指文化群体内部成员通过
11、心智互动产生对经验的概念化的动态分布模型（distributed model）。这意味着概念可在文化群体的不同层面发展，如家庭和家族，经数代人的不断协商（negotiate）和约定俗成（conventionalise），达成连贯（cohesive）。文化图式（cultural schemas）作为文化概念化的主要形式，体现了文化群体认知的一种层创属性（emergent property of cognition）。这导致交际中存在“模糊性理解”（fuzzy understanding），即人们无法清晰阐明图式的复杂含义或精准识别给定图式的构成要素。为进一步揭示认知的结构化特征，Sharifia
12、n（2011：7-13）归纳出五类文化图式，依次为：对受众经历的特定事件进行抽象概括的事件图式（event schemas）；反映群体成员对特定角色知识结构的角色图式（role schemas）；以标志性意象引发对事物本质或社会经验联想的意象图式（image schemas）；将思想与行为模式抽象化并用于推理的命题图式（proposition schemas）；通过情境设置将抽象情感实例化的情感图式（emotion schemas）。Sharifian（2011）关于文化图式的分类虽有助于梳理图式在认知过程中的运行模式，但是尚不够全面，且类别之间的界限不够明晰。鉴于此，本文将对文化图式进行重新
13、定义，以叙事图式替代事件图式，并增加道德图式，依照叙事图式、角色图式、意象图式、命题图式、情感图式、道德图式的序列进行认知阐释。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深刻影响着文化图式的变迁，导致生态故事成为一种宏大叙事，凝聚了人们的生存智慧，并具有阶段性特征。过往的生态故事被解读为一种与经济、政治波动无异，呈现良性循环发展的“常态化故事”（business-as-usual story）。然而，生态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在于重新审视基于西方文化的生态故事（Klein 2014）。为此，人们迫切需要寻求新的故事来支撑生存（to live by）（Stibbe 2021）。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创新生态理念促进了文
14、化图式的新发展，兼顾传统和当代、事实和理念、个体和集体、科学和人文等（周庆安，张文凌 2021）。下文主要围绕三个研究问题展开：（1）中国生态话语文化概念化的形式是什么？（2）这些文化图式如何分类？如何互动？（3）如何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进行文化图式的变通，实现认知对等？2.中国生态话语文化概念化的基本特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并创造性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生态价值观，促进了生态意识的文化回流。这既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亦是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丁卫华 2019：53）。本文以“生态”“绿色”“环境”“气候”“能源”等为关键词，系统收集了 习近平谈治国理
15、政（下文简称 治国理政）一至四卷中英文版中的生态话语，构建出汉英平行历时语料库，共计 144 篇（中文108,630 字，英文 80,170 字）。词频统计、语义标注、语境共现等数据分析综合运用了语料分析工具Antconc3.5.9 和 Wmatrix5。其中，高频关键词的聚类结果如表 1 所示：主体分为人类生命体与自然生命体两类，包括对国家、个人、环境、资源等各类对象的不同称谓；而行为分为生态开发、生态破坏、生态治理三类，涉及对项目合作、污染评估、工作规划等具体活动的指示。9经 MIPVU 隐喻识别（Steen et al.2010）的初步筛选、三名研究者的交叉式隐喻判定以及对分歧的后续讨论
16、发现，中国生态话语中可供识别的隐喻性架构种类丰富，包括产品、母亲、财富、债务、容器、旅程、战争、疾病、家园、伙伴等共 36 类。并且，依据回鸣值对类符数与形符数的乘积结果，旅程、战争、母亲三类隐喻性架构占比较高，整体呈现出由机器隐喻、结果隐喻向生命体隐喻、过程隐喻的转化。例如，以“母亲”“生命”“共同体”等完整个体或“眼睛”“牙齿”等局部身体构造作喻，凸显了“大自然”本体的水土保持机能，体现了生命体隐喻；而以“金山银山”“新路”“保卫战”等作喻，凸显了“大自然”本体由贫瘠到发展、由破坏到治理的动态演化，体现了过程隐喻。然而，英汉表述的差异导致跨文化传播中隐喻性架构的内涵阐释存在一定的弱化。尤其当大量谚语、成语、典故等约定俗成的特定表达穿插其中时，隐喻性架构的辨识难度增加，存在意象或情感可能丢失的现象，影响了语义的完整性、准确性和连贯性。这对系统探究中国生态话语中的文化概念化提出了新的挑战。3.中国生态话语文化图式的分类3.1 叙事图式依据 Lakoff（2008b：26-27）对话语叙事特征的阐释，叙事图式（narrative schemas）可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事件图式这一概念的外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