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作为一种历史描述方式，“新民主主义”标识着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至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之间的历史时空和社会跨度；作为一个被延用的概念提法，它脱胎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可以说，作为概念的“新民主主义”本身即带有历史的后设视角，包含着具体的时局、立场和重新勾连历史与未来的理论诉求。“新民主主义”始终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在现代中国历次时局转变、社会转型中不断提供关涉社会各阶层及其位置、关系的安放逻辑和认识框架，在一定意义上，既包含史观又构成方法。“新民主主义”既需处理中国社会的“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及革命阶级间的关系问题，又要彰显无产阶级作为“新”历史主体的领导地位与文化政治面向。本文探讨冯雪峰的鲁迅论及
2、其与新民主主义的关系，并非单纯基于所涉文本与人物皆内在于时间范畴上的“新民主主义时期”，而是关注在这一结构性范畴背后的现实基点、秩序逻辑和文化立场。在“新民主主义”作为专门概念存在之前，中国社会各种力量已然共处于一个转型事实中，而对新格局的理解和诠释方式，既映射出多种可能的观察视角和细节，又结构着辨认这一尚未分明的历史面目的历史框架。冯雪峰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的出炉正处于统一战线政策最后落地的端口，一方面涉及左翼文化走向的整体性问题，另一方面也涉及民族、阶级、文艺运动、政党政治等议题。冯雪峰作为阐释者、政策执行人、事件当事人、新格局的在场者和观察者，此时连续发声并系统展开其鲁迅论，
3、意在及时激活和建构鲁迅在刚刚形成的新秩序中的位置和主体性。同时，冯雪峰的阐释过程也渗透着他对这一历史时空的体验和理论塑造方式，包含其对未经命名、尚未稳定的“新民主主义”时空的信息提取和理论化过程。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虽然以临时宪法的形式确认了新政权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但随着新中国政权的深入和国家建设的展开，无论在社会心理、国家理想，还是政治氛围、话语趋势及领袖意志等层面，都显现出对社会主义的迫切向往和探索热情。冯雪峰集中阐释阿 Q 的文本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作为其鲁迅论的重要延伸和新时代的话语实践，其阐释过程也包含着对历史以及对新社会、新问题的理解和回应。本文意
4、在通过探讨冯雪峰的系列鲁迅论、阿 Q 论在历史动态中的表意方式，把握其文本中的变与不变，发掘冯雪峰鲁迅论的独特性及其理论生长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栏作为方法的新民主主义与冯雪峰的鲁迅论张 欢内容提要 冯雪峰的鲁迅论始终与其自身的复杂身份、政治处境和革命实践方式相互缠绕共生。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是冯雪峰在鲁迅逝世后所作的系统性长文，在历史节点上直接关联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舆论、战略到被国民政府确认的制度化过程和新格局的展开运行，冯雪峰力图在第一时间对鲁迅与新秩序的关系做出申辩和建构，对这一尚未命名的历史时空的认识视角和阐释过程，也包含着其新民主主义史观的动态逻辑和方法论。在冯雪峰的
5、鲁迅研究中，“阿 Q”作为一个具有贯穿性的意义符号被纳入不同的时代语境和阐释框架，在不断激发阐释力的同时，又显现出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和社会主义话语空间之间跳跃与交错的形态特征。关键词 冯雪峰；鲁迅；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奴隶论；阿 Q 论62023 年第 1 期一 问题起点：统一战线与转型端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1被如此强调的统一战线，也是鲁迅最后参与的作为事件、政策和新的秩序建构的历史过程，从文学层面讲，这个过程包含了新文学由左翼话语向新民主主义话语的转型，且与政党政治和不久即成为新现实的国内格
6、局紧密相连，因而也是鲁迅介入革命更为直接的一次。从宏观角度看，在新战略的实践铺展中，其起点就包含了鲁迅作为当事人的“两个口号”之争，以及鲁迅逝世、鲁迅周年纪念等文化事件，而随着鲁迅的逝世，在新的现实语境中对鲁迅的意义建构也进行了重启。在此历史节点上，冯雪峰同时交叠着鲁迅的身边人和执行推动统一战线任务的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角色，并以自己的方式处理了统一战线中的鲁迅因素。瓦窑堡会议后，冯雪峰肩负任务2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回到上海是 1936年 4 月 25 日，第二天即住到鲁迅家，这使两人的交流更为及时、深入，也便于向鲁迅介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中共的动态；另一方面，冯雪峰在上海第一时间接收的信息几乎都来
7、自鲁迅。不久“两个口号”论争爆发，值得注意的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新口号的提出是在冯雪峰抵沪的两天后，而冯雪峰也成了这次不在计划内的文艺论争的参与者，甚至促成者。随着八一宣言发表，“国防文学”口号即已提出，但影响并不大；与此相关的是“左联”解散前夕，鲁迅曾提出要公开发布宣言以避免被外界误会为左翼“自行溃散”。事实上，两件事情的落脚点都是为了建立和扩大统一战线，吸收社会各界加入，而分歧的焦点集中在，鲁迅警惕的是左翼方面的独立权和未来走向，对“发号施令”的“左联”现任领导层“急于联合”的姿态甚为反感和怀疑，“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3
8、。不同于以往的话语对撞，此次论争直接触及执行层面的政策运行及效应，因此作为左翼盟主的鲁迅此时已陷入“反对统一战线”的舆论旋涡和左翼内部相对孤立的状态。这既源自左翼群体对政策的判断和反应方式不尽一致，也显现出在左翼组织内部，党外的文化领袖与政党组织的权威性之间，后者是绝对性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溢出了口号之争，在战时语境下双方都指责对方的立场，“国防文学”派甚至将不合其标准的文艺主张斥为“汉奸”。与鲁迅逝世后鲁迅的形象定位和象征化意义不同，这里主要关注的是鲁迅生前的“鲁迅因素”之于现实政治的互动形态。关于对待鲁迅的方式，在场者或评判者的说法都是事后将之归结于“态度”问题：“鲁迅究竟不是党员”4，“关
9、于路线政策问题，总是共产党员比较明白，鲁迅不是党员，而周扬却是的”5，“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6。这类回忆文字虽不免自我辩白的成分，却也反映了左翼文化内部尤其后期“左联”运作模式的政党化、路线化态势。高度的意识形态认同有可能同时构成对敌作战的凝聚力和排斥异己的偏狭性。在瞿秋白、冯雪峰离开上海后，对鲁迅而言相当于陷入到新的人际环境和组织方式中，与“左联”后期领导层的矛盾也更为公开、升级，鲁迅对新政策指示的传达者是怀疑的，“他们只长于内战，分裂战线有意取悦于敌人”7，因而时时感到“独战之苦”和“战友的冷箭”，而这本身也构成了国家政局面临
10、重大转型之时“鲁迅因素”的存在状态。鲁迅再度见到冯雪峰时的第一句话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8冯雪峰还记录了他印象至深的“一句是我成为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另一句是我真想休息休息”9。不难想象晚年病弱的鲁迅对刚回到上海的冯雪峰造成的冲击，而这也折射出鲁迅能够在冯雪峰面前自然流露自己的羸弱。尽管冯雪峰一直致力于论证鲁迅的革命性、战斗力，然而肉身化、情感化的鲁迅乃是他们彼此信赖、他人无法取代的实证。冯雪峰的鲁迅论往往包含某种潜在的对话对象，这使其在正面阐释的同时还酝酿着一种解释、维护与辩驳的姿态。之所以“潜在”，是因其针对的并非明确的“敌7作为方法的新民主主义与冯雪峰的鲁迅论人”，而是左翼文
11、化内部长期存在并延续的“歧见和派别”10。应当说，重新担起“党和鲁迅之间的桥梁”角色不仅出于冯雪峰的职责和现实需要，也是鲁迅的一个精神出口，冯雪峰的政治身份和鲁迅本人的信任，才使冯雪峰对于新政策的解释和引导在鲁迅那里是有效的。而另提新口号针对的不仅是旧口号的缺陷，也是借此为鲁迅发声和正名，以扭转其在左翼内部的压力和孤立处境。在论争后期，张闻天、周恩来致信冯雪峰：“你的老师与沈兄好吗？念甚。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11这里可以看出当时鲁迅所受到的攻击之甚，以及左翼内部的排斥性力量其实是占上风的。信中没有直接称“鲁迅先生”
12、而是用“你老师”，也可见出中共中央对冯雪峰与鲁迅关系的了解和认定。不可回避的是，由口号问题而引发公开论争和不可控效应是冯雪峰始料未及的，后来张闻天在给冯雪峰的电报中说：“上海来人对于你在上海文化上的领导均不满意。中央当然不能听一面之词。因此兄之来延安开会实际必要。”12冯雪峰的着眼点在于鲁迅的意义和影响力，统一战线不可将鲁迅排除在外，同时他也十分了解左翼阵营内外复杂的舆论偏向，冯雪峰描述过当时与史沫特莱的交流情景颇有意味，“她告诉我，鲁迅不大出席会议，她误以为鲁迅对革命的态度消极了。我曾激动地对她说鲁迅先生即使什么事也不做，只要在这里，就是一个伟大的力量！史沫特莱听了，泪水夺眶而出”13。冯雪
13、峰支持鲁迅一方提出新口号，根本动力是对鲁迅本人的价值肯定，借以向党内外传达鲁迅的立场和政治形象，从结果上看，也的确促成了鲁迅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字（此前鲁迅拒绝加入周扬等发起的具有统战性质的中国文艺家协会），这意味着公开表明鲁迅对统一战线的认同，也在“事件”的意义上宣告冲突的完结。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一直与统一战线战略及由此带来的左翼文化转型等问题纠缠在一起。如果说，鲁迅生前尚且站在战略可能性的边沿上，疑虑相对弱势的革命力量是否会被权力方溶解吞噬，那么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统一战线由战略到落地，在政治上重设了社会各阶级关系框架，鲁迅的纠结进一步同处理民族与阶级的问题交织在
14、一起。在此过程中，冯雪峰以对新的现实格局的审视来延伸鲁迅、阐释鲁迅，而在对鲁迅的阐释中也包含了对生成中的新格局的认识与介入方式。二 奴隶论：从“黑暗的灵魂”到“阶级的与民族的一元论”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14（下文简称鲁迅论）是冯雪峰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此时统一战线已由政策倡导变成事实，国共两党关系由明确的对立转为在复杂多元因素中的动态博弈。正是在这样的新秩序下，左翼人士得以公开参加鲁迅纪念活动，社会各界组织、个人也开启了对鲁迅的新一轮赋值。纪念会召开之时淞沪会战尚在进行，身处国统区的纪念者大都围绕鲁迅精神与抗战主题展开。许广平谈到，“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就是提出他写给我
15、们的意见：他告诉我们要有毅力，空口喊冤没有用处，要反抗，复仇”15，郭沫若提出“我们目前的浴血抗战”就是鲁迅精神的表现16，巴金提出“我们说过要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前进。南北各前线的炮声和山间田畔士兵的赤血就是一个凭证”17，无不反映出当时普遍的时代情绪和话语氛围，“鲁迅精神”也由此定格在抗战现实的层面。相对而言，冯雪峰的发言重在对鲁迅做出本体意义上的解读，继而对鲁迅议题进行时代化整合，对时代议题做了鲁迅式分析。冯雪峰自始至终都是站在政策前沿展开其鲁迅论述的，但又充分包含其个人的理解与阐发。“民族魂”是鲁迅葬礼时覆棺的一面大旗，也是鲁迅的象征意象，冯雪峰以此切入，但不同的是，他对“民族魂”做了一
16、番拆解，将抗战救国的民族主义范畴的“民族魂”与鲁迅关注的国民性范畴的“民族魂”相关联，并在新的现实秩序中将两者整合，间接回应了鲁迅所纠结的左翼文化转型问题。冯雪峰指出，“民族魂”有鲁迅的“中国民族的战斗者之魂”，还有“所有可以生息得意的角落82023 年第 1 期里都存在着的黑暗的鬼魂”，这个切分就将“民族魂”这一战时背景下通用而又模糊的象征话语，拉到鲁迅的启蒙话语和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议题上。冯雪峰的论证逻辑是经由“黑暗的灵魂”而最终将落点放置在“解剖”与“击退”“指示”的连续性上，进而导向“保障民族革命战争的决定的胜利，和指示今后的民族的改造的经典”18，使鲁迅的历史纵深的追究与现实场景对接。于是，改造国民性问题也就与反抗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议题连结起来：国民性改造/民族的改造内在于当下的民族革命，并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对于“黑暗的鬼魂”及“民族的改造”，即使战争胜利的“今后”也仍将持续。冯雪峰意在从鲁迅的历史凝视与批判中发掘肯定性空间和未来面向。这里避开了“国民劣根性”的提法，代之以“黑暗的鬼魂”，并进行了社会性溯源，于是对国民性的批判就转换为对扭曲人的社会机制的批判。同时，冯雪峰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