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方博物青铜管窥（第八十五辑）64元代铭文铜权研究时西奇（嘉兴市文物保护所314000）豆丽丽（嘉兴博物馆314400）【摘要】历代衡器中以元代铜权存世量最多。目前学界关于元代铜权的研究主要为铭文、铸造地、管理机构、重量单位、使用方式等方面，综合性研究相对不足且不够深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收集元代铭文铜权365件，对其类型分布、定量砣、单位量值、编号方式、管理制度等内容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铜权所反映的元代经济差异并进一步提出“皇甫”权之“南京”应为宋代应天府南京的观点。【关键词】元代铜权分布定量砣编号方式经济差异应天府一、绪言权，即秤锤，是衡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语尧曰包注“权，称也”
2、1，广雅释器“锤谓之权”2，可知权既可统称为秤，又可命名为锤。论语尧曰又载“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3，将权量的审定公平与政令是否畅行并提，铜权对研究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作用可见一斑。先秦时期，权多指天平砝码，至东汉时开始向杆秤秤锤转变4。按质地可分铜、铁、石、锡、陶、瓷、木等，以元代铜权存世量最多。关于元代铜权的研究多以各地资料报道为主，少数简报在此基础上对单件铜权的年代、铭文、铸造地、管理机构等内容进行考证5。专题性论著主要是对大都路铜权6、“皇甫”权以及各地馆藏或地区出土铜权的研究7，涉及内容还包括地域特点、重量单位、使用方式以及地方经济等方面。综合性的研究著作相对缺乏8，以
3、元代铜权的初步研究最为详细，此文收集元代铭文铜权209件，对铜权类型数量、铭文体例、实际重量等方面的时代演变特征以及元代秤制、铸造发行机构等内容进行了研究9。总的来看，关于元代铜权的综合性研究相对不足且不够深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统计元代铜权420余件，其中铭文铜权365件，有明确纪年铜权258件，以这些材料为基础对元代铭文铜权的类型、分布、定量砣、单位量值、铭文编号、管理制度等内容展开研究，进而探讨铜权所反映的元代经济情况以及“皇甫”权的性质问题。二、类型及分布元代铜权的资料多以照片为主，以往的类型研究相对简略，本文结合文字描述等内容将可分类的铜权分为三型。A型下腹略宽于上腹或上下同宽
4、，腹部横截面呈多边形。根据腰部及底座形制不同分为三亚型。Aa型腰部粗短，底座较高。以至元二十一年铜权（标本26）（图一 1）、至元三十一年铜权（标本55）、元贞元年铜权（标本61）、大德元年铜权（标本73）、大德十年铜权（标本134）、皇庆二年65元代铭文铜权研究图一A型铜权1.Aa型至元二十一年铜权（标本26）2.Aa型至正十一年铜权（标本251）3.Ab型至元廿五年铜权（标本47）4.Ab型泰定二年铜权（标本202）5.Ac型至元二十二年铜权（标本28）6.Ac型至正四年铜权（标本245）图二B型铜权图三C型铜权1234561234561234561.Ba式至大元年铜权（标本152）2.B
5、a式延祐六年铜权（标本183）3.Ba式至治元年铜权（标本193）4.Ba式泰定元年铜权（标本199）5.Ba式元统年铜权（标本226）6.Bb型皇庆六年铜权（标本161）1.中统元年铜权（标本1）2.元贞元年铜权（标本59）3.大德三年铜权（标本94）4.至大元年铜权（标本149）5.泰定元年铜权（标本200）6.至正十四年铜权（标本255）东方博物青铜管窥（第八十五辑）66铜权（标本163）、至正四年铜权（标本241）、至正十一年铜权（标本251）（图一 2）为代表。Ab型腰部较Aa型窄长内折，底座低矮。以至元廿五年铜权（标本47）（图一 3）、至元二十九年铜权（标本51）、大德十年铜权（
6、标本138）、延祐元年铜权（标本165）、泰定二年铜权（标本202）（图一 4）、至顺三年铜权（标本216）、至元二年铜权（标本228）为代表。Ac型腰部细长，底座低矮，多直腹。以至元二十二年铜权（标本28）（图一 5）、元贞二年铜权（标本69）、大德二年铜权（标本87）、皇庆二年铜权（标本162）、延祐五年铜权（标本179）、至治元年铜权（标本190）、天历三年铜权（标本211）、至正四年铜权（标本245）（图一 6）为代表。B型上腹宽于下腹，根据腹部横截面形状分为二亚型。Ba型腹部横截面呈六边形，根据腹部最宽处位置可分为三式。Ba式：腹部最宽处位于上部。以至大元年铜权（标本152）（图二
7、1）、延祐元年铜权（标本168）、延祐六年铜权（标本183）（图二 2）、元统二年铜权（标本219）为代表。Ba式：腹部最宽处较式略低，棱角较为圆润。以延祐元年铜权（标本164）、至治元年铜权（标本193）（图二 3）、泰定元年铜权（标本199）（图二 4）、天历三年铜权（标本212）为代表。Ba式：腹部最宽处位于中部，仅见一件为元统年铜权（标本226）（图二 5）。Bb型腹部横截面呈八边形，发现数量较少，以大德七年铜权（标本118）、皇庆六年铜权（标本161）为代表（图二 6）。C型腹部最宽处位于中上部，横截面形状多为圆形或椭圆形。此类铜权造型相对稳定，以中统元年铜权（标本1）、元贞元年铜权
8、（标本59）、大德三年铜权（标本94）、至大元年铜权（标本149）、泰定元年铜权（标本200）、至正十四年铜权（标本255）（图三 16）为代表。除以上三型外，元代铜权还有一些特殊形制，如至元三十一年铜权（标本54）为扁钟形、大德元年铜权（标本75）为六面体形、至顺元年铜权（标本214）为直腹八棱形等，虽具特点，但因数量较少，暂不予讨论。结合权体铭文及发现数量，可知Aa型铜权主要铸造于大都路，大宁路、扬州路、懿州、上都、济南路、池州路、潭州路、浏阳县等地也有发现。Ab型铜权主要铸造于益都路，大都路、开成路、济南路、池州路、庆元路、奉元路、汝宁府等地也有发现。Ac型铜权主要铸造于保定路，中山府也
9、有发现。Ba式铜权的铸造地中，杭州路数量较多，温州路也有发现。Ba式的铸造地中，益都路数量较多，瑞安州也有发现。有自铭铸造地的Ba式及Bb型铜权数量较少，主要铸造地区尚不能判断。此外，从可分类资料看，C型铜权分布范围最广，涉及的铸造地点达三十余个。带有“依奉尚书户部造”“依样成造”“依尚方户部样”“依省成造”等铭文的铜权皆为C型，可知元代官样铜权的种类并不单一。年代上，A型铜权在至元二十年（1283）之后才开始出现，一直延续至元代晚期。湖南省博物馆藏一件北宋“元丰新样”铜权，呈六边形10，造型与之相似，可见A型多边形铜权至少于北宋便已产生，至元代发展成熟。B型铜权应是在A型、C型基础上创造产生
10、的新式铜权。本文收集最早的一件Bb型为大德七年铜权（标本118），其余B型铜权多分布在至大年间及以后。关于C型铜权，张庆久先生认为其产生年代可追溯至唐朝11，但未注明标本出处。从目前资料看，C型铜权至宋金时期已发展成熟12，并贯穿元代始终。三、定量砣与单位量值元代杆秤已向定量砣的方向发展，通过定量砣实重分析可推算元代每斤的单位量值。本文收集的标本中，有明确纪年和量程的完整铜权有60件，其中明确为定量砣的有17件（表一）。通过对这17件铜权的一斤单位量值推算，发现有13件标本的一斤折合重量都在580640克之间。标本130自铭重量为三十五斤秤斤半锤，一斤折合406.767元代铭文铜权研究克，但通
11、过与其他铜权八思巴文、回鹘体蒙文、波斯文的对比发现其权体铭文应为一十五斤秤、一斤锤（图四 6），因此其单位量值也在580640克之间。标本110、标本121、标本131的一斤折合重量分别为775克、506.7克、770克，以往研究一般将这3件偏差较大的标本作为个例加以剔除。这3件标本的实重均在700800克之间，无论是一斤锤还是斤半锤，一斤折合重量都不在其余13件标本的范围之内，并且差距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有明确纪年和量程的60件铜权中，除上述3件标本外，实重在700800克之间的铜权还有14件（表二），占比约28.3，出现频率明显较高，不应属于个例。同年同一铸校地铸造的铜权中，也存在一斤锤
12、实重大于斤半锤实重的现象。另外，从铭文释读方面看，这3件铜权上的八思巴文（图四 79）与其他铜权标示同样自铭重量的八思巴文在字体上有所区别（图四 15）。原报告中，标本121为斤半锤，标本110、标本131为一斤锤，但仔细辨别可以发现这3件铜权的八思巴文似为同一字体。平泉县出土的一件铜权（标本85），实重800克，五十五斤秤，从拓片来看，八思巴文字体也与之相似（图四 10）。河北涞源出土一件铜权（标本92），刘幼铮将其铭文释读为二十五斤秤、十四两锤13（图四 11）。黄时鉴认为其铭文应是三十五斤秤，而八思巴文绝难认作“十四两锤”，至少第一个“斤”字可以确定，推测为斤半锤14。但从拓片上看，其八
13、思巴文字体也与其他铜权有所区别，具体性质有待进一步探讨。总的来看，量程为一十五斤、二十五斤、三十五斤、五十五斤的杆秤都可以使用此种铜权。因此本文认为实重在700800克之间的铜权应为介于一斤锤与斤半锤之间的定量砣。根据已经明确的14件定量砣的实重拟定元代一斤的单位量值约为605.14克，误差范围在0.855.76之间，与前人研究的610克15、607.2克16、596.8克17，相去不远。按一斤十六两，则元代每两约折合37.82克。若假设介于一斤锤与斤半锤之间表一元代定量砣统计表编号纪年铸校地量程自铭重量实重（克）一斤折合（克）57元贞元年（1295）大都路三十五斤斤半锤890593.361元
14、贞元年（1295）大都路三十五斤斤半锤93362264元贞元年（1295）大都路三十五斤斤半锤878.4585.665元贞元年（1295）大都路三十五斤斤半锤870580102大德五年（1301）大都路二十五斤一斤锤580580111大德七年（1303）大都路三十五斤斤半锤883588.7123大德八年（1304）大都路三十五斤斤半锤900600124大德八年（1304）大都路三十五斤斤半锤878.4585.6126大德八年（1304）大都路五十五斤二斤锤1275637.5134大德十年（1306）大都路一十五斤一斤锤600600137大德十年（1306）大都路一十六斤一斤锤616616169
15、延祐二年（1315）留守司一十六斤一斤锤640640237至正二年（1342）大都路三十五斤斤半锤950633.3110大德七年（1303）大都路二十五斤一斤锤775775121大德七年（1303）大都路二十五斤斤半锤760506.7130大德九年（1305）大都路三十五斤斤半锤610406.7131大德九年（1305）大都路一十五斤一斤锤770770东方博物青铜管窥（第八十五辑）68的定量砣为二十两锤，则一斤约折合756.4克，17件实重在700800克之间的铜权偏差范围在0.477.46之间，较前者略大。四、铜权编号及管理制度（一）编号类型及特点元代铭文铜权上有许多意义不明的单字或数字。郑
16、绍宗认为这些字可能是为了标明历年铸造铜权的次数或编号，部分为铸造者或工匠姓名，而三、五、十等数字，可能是铸发铜权的顺序号18。蔡明认为这些汉字重复率较高，不排除为铜权铸造作坊或其级别代称，应为铜权的编号19。湖南省博物馆藏北宋嘉祐铜则上有“黄字号”铭文，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藏金代一百两铜砝码上有“典字号”铭文20，可见这种铜权编号方式在宋金时期便已发展成熟。就具体形式而言，元代铜权的编号方式可分三型。A型使用千字文序字编号。这种编号方式随着千文架阁法21的创立推广，广泛应用于宋元明清时期的藏经、文书、符牌、印章、官票、铜权之上22。根据组合方式不同可分四亚型。Aa型使用千字文单字编号，主要与年号、铸校地相组合，少数铜权上仅有千字文单字。如河南新郑县出土元代铜权（标本154），权体正面阴铸“至大二年”，背面阴铸“汴梁路”“千”。辽宁省博物馆藏元代铜权（标本211），权体有“天历三年”“平”等字样。Ab型使用千字文加数字进行编号，与年号、铸校地组合使用。如安徽阜阳博物馆藏元代铜权（标本350），权体有“汝宁府造”“王六”铭文。安徽青阳出土元代铜权（标本177），权体正背面铸阳文“延祐四年”，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