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时代儿童哲学教育师资培养的挑战：高师院校的视角汤广全（梧州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广西 梧州 543002）摘要 儿童哲学教育中国化契合新时代的核心理念创新，儿童哲学教育中国化的师资培养提纲挈领，是新时代赋予高师院校不可推卸的神圣使命。儿童哲学教育师资的培养需要直面教育观念变革、教育手段便捷及课程综合化改革的挑战。高师院校应努力培养多学科型中小学卓越师资，集中培育师范生的核心素养，统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优势，以锻造基础教育师资优良的哲学思维品质。关键词 儿童哲学教育；师资培养；高师院校；创新中图分类号 G5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4336（2023）01-0077-07儿童哲学教
2、育有欧洲大陆、美国之别。欧洲大陆的儿童哲学教育（philosophy with children）往往指称的是成人与儿童一道“做哲学”。本文所指的儿童哲学教育主要源于美国。美国儿童哲学教育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普曼（Matthew Lipman）与马修斯（Gareth Matthews）。前者是指教师对儿童进行哲学教育（philosophy forchildren），即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李普曼等人创立“儿童哲学探究计划”，也即“借用哲学的力量帮助儿童思维”。1后者意指儿童有自己的哲学（philosophy of childhood）。本文所说的儿童哲学教育主要是指以李普曼为代表的儿童
3、哲学教育。作为舶来品，自1997年“登陆”我国小学课程以来，儿童哲学教育逐渐与本土文化与时代实际相结合，尤以昆明南站铁路小学与上海杨浦区六一小学为代表。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儿童哲学教育中国化开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奇葩，成绩喜人。但是，随着实践的深入，儿童哲学教育中国化的推广逐渐显露出她的短板，如小学专业化的儿童哲学教育师资短缺，儿童哲学教育实践只单纯依靠教育学专业的专家指导与儿童哲学教育践履的小学单打独斗来进行，缺失科研院所尤其是高师院校哲学专业化的参与和引导；儿童哲学教育中国化推行动力不足，掣肘不少，进展缓慢；过于依靠“拿来主义”，亦步亦趋，民族自决意识薄弱，与中国传统文化接榫不良，等
4、等。其中，师资培养的短板显得尤为突出。本文主要探究高师院校应担当起自己的教育使命，为新时代儿童哲学教育师资的培养尽己所能，彰显立德树人的实践诉求。一、新时代创新儿童哲学教育的必要性儿童哲学教育力倡优良的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品质的培养，儿童哲学教育中国化的主旨也是如此。这与新时代的核心理念创新是相当契合的。这是新时代创新儿童哲学教育中国化的主要缘由所在。新时代创新儿童哲学教育中国化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一）儿童哲学教育中国化的文化承载新时代儿童哲学教育中国化的发展壮大应始终立足于我们民族悠久灿烂文化土壤的基础之上，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既然儿童哲学教育是舶来品，它自身固有的优劣、良莠就一并“涌
5、进中国”，我们自然要对其解读、分析、消化、吸收、改进，为我所用，即它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创造必然要与本土优秀文化相结合，方能嫁接、创生，乃至茁壮成长。否则，它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或者直接移植，水土不服，直至枯萎、蔫灭；或者复制、克隆，乃至囫囵吞枣，消化不良，不伦不类，产生异化。具体而言，儿童哲学教育需要与中国古今文化精粹相结合，才能产生乃至创造真正属于我们时代自己的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儿童哲学中国化20年的探索与贡献研究（1997-2017）”（项目编号：19YJA880054）。作者简介 汤广全，梧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第11卷第1期2023年1月Vol.1
6、1No.1Jan.2023民 族 高 等 教 育 研 究Research on Higher Education of Nationalities77DOI:10.14045/ki.rhen.2023.01.012精神产品。一方面，移植而来的儿童哲学教育自身就有其缺陷与不足。比如，它是“试验品”，真理的纯度有限，普适性欠缺；儿童哲学教育充满了诸多的美国元素，带有民族性与区域性的局限。此外，李普曼等人的“儿童哲学探究计划”是一个系统，即包含理念、目标、实施、评估、推广等要素，而不是具体的“思维训练计划”。也就是说，李普曼提供了一个教育改革的方向2。这种“方向”若要落地生根，尚需实践化、具体化。如
7、何把这种“大而化之”的指南性的“原理”与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结合起来，本身就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另一方面，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创造了富有民族色彩的全新的当代中国文化。理论上，她是优秀的传统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精粹及当代中国实践创造的结晶。她与作为舶来品的儿童哲学教育之间天然存在的差异、龃龉、“隔阂”“缝隙”甚而“冲突”是难免的。如何立足本土、取长补短、扬长避短、优化组合、创新创造则显得尤为必要。唯此，儿童哲学教育中国化的幼苗才能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二）儿童哲学教育中国化的时代际遇如果说文化是儿童哲学教育中国化的“背景”与“环境”，那时代实践就是其“土壤”与“植
8、被”。尽管我们的经济实践出现过政府与市场、计划与自由之争，但总体而言，当代中国的文化实践土壤是肥沃的、五彩斑斓的，足以与外来的儿童哲学教育及其背后代表的观念相遇、相知、相惜、相融。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五大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突出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丰富和发展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观，为不断开拓发展社会主义新境界，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其中，“创新”“协调”“开放”三大理念与儿童哲学教育中国化联系最为密切，原因在于：“创新”处于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也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与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即不断推进观念、体制、科
9、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创造；“协调”是化解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方法问题，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开放”是我国内外联动的发展战略，是推进中外战略互信、人文交流等深度合作机制的新理念。创新也好，协调、开放也罢，都免不了与外来哲学社会科学交流、交往、交融，与外来的儿童哲学教育相逢、“遭遇”，这个过程免不了交互、碰撞、学习、接纳、宽容，乃至求同存异，而且还要“我化”，即变被动为主动，把对我“有用的”元素吸收过来，并把属于“我的”优秀文化（含传统文化）元素添加进来，扬弃、合成、优化、创造，推陈出新。这既是开放中国的文化表征，又是创新中国的时代必然。（三）儿童哲学教育中国化的教育呼告经过40多年的巨大发展，中国的
10、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取得了喜人的成就。但是，我国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仍然出现一些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诸如中小学生优良思维品质提升的空间还非常巨大，中小学生的核心素养亟待培育与发展，中小学生的道德教育与美感教育尚需大力坚持与落实，等等。这一切都需要对儿童进行哲学教育，以大面积地提升其思维品质与道德品质，进而呼应新时代赋予我们创造与创新的使命与担当。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强调，践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娃娃抓起”，“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加快教育现代化”。如何立足本国国情，怎样借鉴与创新外来思想资源，是教育强国的一项重要内容。儿童哲学教育中国化的创新大有可
11、为。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机打压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企业尤其是需要借助域外精微芯片发展高端技术的先进企业。尖端芯片及其包含的核心技术代表着创造与创新的力量。而推陈出新、除旧布新是高师院校培养创造性基础教育师资的使命与担当。形势逼人，义不容辞；任务紧迫，责无旁贷。另一方面，新时代提出的“立德树人”从根本上对道德教育进行了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预示着高师院校的师资培养导向需要实现从“经师”到“人师”的根本性战略转变，也昭示着高师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需要实现从“职业化”到“专业化”的战略调整。只有这样，良好社会的风清气正与我国核心竞争力与综合国力提升背后支撑的精神品格才能得到不断强化与保证
12、，中国人民的幸福与安康才能得到不断跃进。因此，无论文化传承、时代诉求，还是教育呼告，都昭示着儿童哲学教育中国化需要践履新时代的创新理念，需要高度的民族文化自决。二、儿童哲学教育师资培养遭遇的时代挑战文化传承、实践诉求及教育呼告的实现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需要直面儿童教育哲学中国化所遭逢的时代困境与实践挑战。78（一）教育观念变革的挑战新时代教育观念的巨大变革冲击着传统教育，是指导思想与教育灵魂根本性的蜕变。新时代教育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为旨向。这是首先要必须明确的“大问题”。在其指导下，当下教育将面临三方面的挑战：1.“培养什么人”与教育工
13、具化倾向的矛盾。中国教育理应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这样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只有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人，才能成为地球村命运共同体的合格成员，才能胜任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担当。这与儿童哲学教育先驱者的愿景是一致的，即提升学生的思考力，助力学生的道德教育3。而当下教育在过度“应试”指挥棒的诱惑下，失去方寸，很大程度上使得受教育者逐渐沦为生产流水线上的“产品”，助长了教育工具化的倾向。2.“如何培养人”与教育标准化倾向的矛盾。如果说“培养什么人”是世界观，那么“如何培养人”则是方法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由于教育工具化的悖谬，使得学校教育实践逐渐成
14、为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的试验场与生产线，知识与能力、方法与过程、情感与价值观的系统联系孤立化、碎片化，失去了它们自身的内在联系，培养人的标准模式化、单一化、“格式化”了，几近沦为规训的参照物与刻板化的设计品，缺失主体性、个体性与创造性。3.“为谁培养人”与教育空心化倾向的矛盾。“为谁培养人”关系到教育主体价值选择的全过程，即“培养什么人”虽解决了价值选择的导向问题，但没有解决价值选择的归宿问题。我们的教育理当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与接班人。但在现实中，培养人的活动往往在教育工具化与教育标准化的双重夹击下，过程趋于形式化了，情感几近被架空了，失去价值归宿的依傍，淡化了培养人的教育主体，使其沦为实用、
15、市侩的附庸，直接或间接地剥夺了受教育者的灵魂归属。因此，规训中的人失魂了，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乃至教育中的人空心化了。简言之，“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高瞻远瞩，是新时代教育的一组观念系统，环环相扣，纲举目张，为我们所带来的挑战也是整体的、全局的、全新的。（二）教育手段便捷的挑战除了观念现代化之外，教育现代化还有另一个重要内容，即教育信息化。教育信息化无疑为教育手段带来前所未有的便捷，但它同样为新时代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其中，突出的挑战莫过于“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的纠缠与困扰，即信息在其传播过程中，单个的主体只关心自己选择的内容
16、，沉浸其中，长此以往，就易将自身禁锢于像蚕一样的“茧房”中，自我规避，自我桎梏，自我设防4。“信息茧房”易使人产生“宅居”、舒坦、安宁的感觉，但又有其突出的弊端：1.“个人日报”的思维窠臼。“个人日报”具体是指每个人都倾向于在信息海洋中挑选自己钟情的主题、内容等。因微信、微博、微视频的普遍使用，受教育群体中“低头族”的刷屏率上升极快，乃至学校课堂上屡见不鲜。这样，就单一主体而言，其信息传递与思维视野易局限于趋同化的小圈子、小团体、“团团伙伙”，极易形成单一化、过于自我化的思维积习。2.“群体极化”的情感枷锁。“群体极化”是指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人以群分，也即如果个体都只接受自身感兴趣的信息，甚而仅限于只跟“志同道合”的个体或群体交流，当某类（些）“共识”达成之时，就是“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诞生之际；当群体观念趋同化、狭窄化，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一种非理性的舆情压力，进而出现群体极化行为。这样，一旦遭遇生僻或迥异的观点或与自己所属的“圈子”不同的信息，就会产生不约而同的反常性、条件反射式的“敌视”。3.“思维程式”的心理固化。“个人日报”与“群体极化”的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