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引言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广东东莞人，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革命家和外交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海牙国际法庭担任大法官的王宠惠高度关注中日局势。1936年3月，王宠惠毅然辞职回国。在抵达香港后，王宠惠表示：“国难日亟，情势较前尤为紧张，余本良心之驱使，复以国内友好之敦促，当将国际法官职务辞去，遣返祖国，甚愿以私人资格追随诸同志之后，共赴国难。”11937年3月，王宠惠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1941年，调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在担任外交部部长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期间，王宠惠不仅提出了诸多抗战救国主张，而且还将这些主张付诸实践，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目前，关于王宠惠的抗战救
2、国思想及实践已有一些研究成果。然而笔者发现，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从外交这一微观视角来考察王宠惠抗战救国思想的2-4，尚无研究者对王宠惠抗战救国思想及实践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因此该领域还存在着研究的空白。笔者拟以相关史料为依据，对王宠惠的抗战救国思想及实践作一较为全面的分析。二、王宠惠抗战救国思想形成的原因（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王宠惠生于香港，其父王煜初为传教士。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王煜初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据史料记载，“戊戌变法，准士民上书，先生（王煜初笔者）上万言策，痛陈中国积习之弊，惜训政事起，其策不得达。庚子、拳匪之乱，先生又上书详陈靖内绥外之策，亦未果行”5431-432。少年时期
3、的王宠惠耳濡目染，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节义观念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王宠惠曾“师从周松石先生学习国学，他不仅阅读三字经、百家姓等基础读物，还学习论语、孟子等传统儒家经典”6。在这些典籍中，王宠惠最喜欢读的是孟子，因为“孟子的严于利义之辨，善养浩然之气，动心忍性的毅力，不淫、不移、不屈的气概，实在令人兴起”5360。抗战爆发后，由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王宠惠于1936年3月毅然辞去国际法庭待遇优厚的工作，回到国内。顾维钧说：“亮老曾两次任海牙法官，按年月算，他只差六个月，即足够十年，如满了十年，即可在退休后，拿终身薪俸，亮老虽知此一规定，他彼时应政府征召回国任职，自动放弃，他的爱国精神，实堪钦佩。”
4、7郑彦棻也称赞王宠惠说：“这种爱国忘我，不私一己的精神，实非常人所能及。”5370王宠惠看淡个人名利，是因为他认为国民对国家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护民族的生命，捍卫国家的独立”8。在王宠惠看来，国民只有做到“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王宠惠的抗战救国思想及实践孙阳（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410081）摘要：在抗战时期，王宠惠提出了包括加强国际宣传、鼓励国民抗战、依靠精神力量、加强经济建设、联合国际力量等在内的一系列抗战救国主张。王宠惠还将他的抗战救国主张付诸实践，他揭露并批判了日本的侵略行径，将日本的侵略行径诉诸国联，同时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总体来看，王宠惠的抗
5、战救国思想和实践在抗战时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使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促进了国民党的团结，为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作了准备。然而，受到个人经历、政治立场的影响，王宠惠的抗战救国思想和实践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关键词：王宠惠；抗战救国；思想；实践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7726（2023）02-0045-11收稿日期：2022-07-23基金项目：2021年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民国时期王宠惠的外交思想研究”（CX20210452）作者简介：孙阳（1995），男，河南安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第40卷Vol.40新乡学院学报Journal of X
6、inxiang University第2期No.22023年2月Feb.2023新乡学院学报能移，威武不能屈，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阶段，身可死，家可败，而志不能屈，才能算是对国家尽到应尽的责任”9543。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濡染，王宠惠形成了忠民爱国、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他的抗战救国思想便是这些观念的集中体现。（二）三民主义的影响王宠惠与孙中山先生有着深厚渊源，他在年幼时即经常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教诲，青年时期又在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下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并成为他的忠实追随者。王宠惠坚定地信仰三民主义，他坚信“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10。王宠惠认为，应当将三民主义作为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
7、。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王宠惠对于纲领前言中的“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9544这一表述深表赞同。王宠惠提出，“民族主义之作用，在于维护我民族之生存与独立，而其在事实上所要努力的，就是反侵略”9419,抗战就是“抵抗日本之侵略，为实现国父反侵略之原则而奋斗”9419。王宠惠不仅将三民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而且号召国民忠于三民主义、信仰三民主义。王宠惠称，国民应“一致紧密团结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振作精神，通力合作，发挥我民族之全力，为抗战建国而尽其应尽之职责”9553。王宠惠提出，抗战是实现三民主义的途径。王宠惠称，抗战即建国，因
8、为“建国工作在抗战中日益滋长，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即在抗战进行中日益诞生”9533。他指出，抗战最大的目的就“在于实行三民主义，在于建设三民主义之新中国”9533。王宠惠汲取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的精华，使其成为自己抗战救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王宠惠还以三民主义思想指导自己的抗战救国实践。（三）和平交涉的失败1935年，王宠惠以私人身份访日，希望“将中国方面之心理传达于日本朝野之人士，同时将日本方面之意传达中国，借以增进两国之友谊”11。然而，由于日方缺乏诚意，“王宠惠之此行，徒劳而已”12。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王宠惠提出：“愿本平等互惠之精神，以外交之方式，谋和平之解决。”13虹桥机场
9、事件发生后，王宠惠表示，“期盼和平解决”9346。王宠惠曾经表示：“本人向来主张和平，对于中日间一切纠纷，无不努力谋和平解决方法。”9346日本政府表面上对王宠惠的和平倡议表示赞同，实则不断加紧对华侵略。在和平交涉失败之后，王宠惠认识到要想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就必须抗战到底。他说：“七七事变以前，我国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卢沟桥事变虹口事件相继发生，已忍无可忍，让无可让。最后关头已到，和平已经绝望，若仍苟延残喘，忍辱偷安，国家民族，最后必不能独立生存。并且灭亡以后，永远不能翻身。所以鞭励全国国民，同心同德，不惜牺牲，抗战到底。”9382王宠惠指出，抗战到底是中国在遭受日本侵略时的唯一选择，“
10、纯由日本侵略我民族至于无可容忍致然”9374。三、王宠惠抗战救国思想的主要内容（一）加强国际宣传王宠惠指出，中日之间发生军事冲突之后，中国不注重对外宣传，导致自己陷于被动。他说：“我国反抗侵略挽救国权之运动，外人不加细察，动辄目为排外，肆其违反事实之宣传，借以换（原文如此，或为讹误笔者）起其他国家之同情，俾协以谋我，甚且诬为赤化，陷吾于孤立。”14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远在欧洲的王宠惠对于中日双方对此事件的宣传方式颇为感慨。他说：“济案发生时，日本在欧洲之反宣传甚为厉害，每日均由东京有电拍到，其中所说俱为彼片面的理由，我华人电报则五六天之久方接到一次，异常隔膜。”15在王宠惠看来，由于
11、中方不注重宣传“济南惨案”的真相，“外人之误解益深，至中国未能得公平之观察，而唯日人之言是听”16。王宠惠由此提出，为了不被国际社会孤立，“为今之计，于国际宣传，亟宜注意”14。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为了掩盖其在中国战场上失败的事实以及达到占领中国的目的，散布各种谣言，进行虚假宣传。王宠惠在对日本的虚假宣传进行分析后，将其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对日本国内的虚假宣传。“主要向日本国民述说中日之间的一切军事冲突如九一八事变、上海虹桥机场事件等都是由中国军队首先挑起的，以及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以很小的代价取得了多次胜利，以此掩盖日军不断失败的真相”。第二类是对国际社会的虚假宣传。“主要以种种借
12、口来掩盖日军破坏九国公46约和非战公约的事实，将自己在中国非法的军事行动宣传为反对中国排日而不得不采取的正义的自卫行为”。第三类是对中国的虚假宣传。“主要向中国国民宣传中国军队在军事上如何失败，内部意见如何不一致，伪组织如何合流，汪逆精卫将要如何建立中央政权，中国政府准备与日本和议以及王宠惠即将辞职等内容”17。王宠惠对日本散布谣言进行虚假宣传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指出，日方散布的有关他即将辞职的消息纯属谣言18，另外，日方所称中国政府准备议和之事为不实之词，“南宁日军撤退，与日方和平攻势无关”19。王宠惠认为，中方加强对外宣传，揭露日本的谎言，对于粉碎日本的阴谋以及唤起国际社会的同情心和
13、正义感十分重要。他说：“对于敌人所散播的种种宣传，应该给他以粉碎，打破他们的昏妄横毒计划，粉碎他们愚蠢无聊的虚伪宣传，拿民族的武力来给予敌人一种严正的教训同时我们还应该加强战斗力量，来给予敌人以根本的重创，终予敌人以痛击的教训，令敌人此后更不敢造谣生事，肆意雌黄。”17（二）鼓励国民抗战王宠惠一向看重国民的力量。他说，“国民伟大之力量，集中于一点发挥，尤易收事半功倍之效”9551。王宠惠认为，我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重大成绩乃“国民之功”。在“济南惨案”发生后，王宠惠提出，“必须全国合力一致对付，乃有最后之胜利”20。王宠惠指出，在抗战时期应当“发挥全国人民之力量，负起自卫救亡复兴建国之重任”9
14、544，“前方将士，必抖擞精神，有进无退；后方官民，必勤劳刻苦，守法奉公；海外侨胞，必尽其所能，赞助友邦之政府反抗共同之敌人”21。王宠惠还就发挥国民的力量提出三点主张：其一，开展注音识字运动。王宠惠提出，如果民众有了阅读书报的能力，政府就可以更为便利地向他们宣传三民主义，从而“唤起民众，以求抗战之必胜，建国之必成”9523。其二，督促国民自我检讨。抗战时期，一些人意志薄弱，努力不足，比较容易受敌人蛊惑，他们左右摇摆，消极抗日，甚至背叛国家和民族。王宠惠针对这一情况提出，“凡我国民，务必切实鞭策自己，以求改进”9553。王宠惠称，国民应当以“勤俭笃实”为标准对自己进行检讨，从而“益求振奋，益求
15、团结，发挥全力以谋支助民族抗战之种种准备，给予敌人以更重大之打击”9529。其三，倡导多“作”少“说”之风。在抗战时期，一些人过分夸大文字的作用，“说”得太多，“作”得太少。王宠惠针对这种情况提出，要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应赶速打倒说的旧习惯，赶速养成作的新习惯”9532。他说，“吾人保持此种作的新习惯，合力御侮，不仅极易将敌人扫荡或驱诸域外，同时即可完成建设三民主义新国家之任务”9532。（三）依靠精神力量“精神力量作为一种无形的战斗力，对战争的走势有着很大的影响”22。王宠惠认为，要想取得抗战的胜利，就必须发挥精神力量的作用。王宠惠提出，“物质和武力，不过是胜败所关的条件之一，而决定战争
16、胜败的主要条件，还是精神”23。首先，王宠惠倡导发扬团结一致精神。他说：“吾人今日而欲探讨抗战胜利之因素，则全国军民团结一致，不避牺牲，固占最重要之位置。”9452王宠惠称：“只要本党同志领导四万万同胞一心一德，团结一致，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的领导之下，努力奋斗，前进不懈，不仅一个日本不能奈何我们，就是三倍四倍于现在日本的力量，也不能打败我们，我们抗战一定胜利。”23其次，王宠惠倡导发扬辛亥革命精神。王宠惠指出，辛亥革命精神是“大智大勇，前赴后继，百折不挠，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之精神，亦即先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精神也”9547。他提出，倘若能够发扬辛亥革命精神，我国国民必将无坚不克，无敌不摧。他说：“当兹强寇在前，吾人尤应保持此五十余年来吾党之传统革命精神，发扬而光大之，以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重奠我中华民国之荣誉与地位！”9552再次，王宠惠倡导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抗战时期，王宠惠以孙中山先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鼓励国民克服各种困难。他说：“在革命史上，国父和革命先烈所遭遇的艰苦，虽然什百倍于今天，但国父和同志不仅不避任何艰苦，而且在艰苦中作更大努力。这种愈艰苦愈努力的精神，就是今天最好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