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年第 期总第 期 年 月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西式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对阿西莫格鲁“西式民主优势论”的反思唐 睿 唐世平 内容提要：世纪 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用跨国数据回归来论证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未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年，阿西莫格鲁等人根据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和多种模型的结果，使西方学界关于西式民主的“优势”形成了“短暂性的共识”。在梳理跨国回归学派理论发展的基础上，文章重新对这一结论进行检测，在考虑到发达国家对西式民主作用的高估、采用主流政体度量指标，以及减少变量间内生性后，西式民主的作用不再稳健或直接消失。总之，西式民主的“优势”是不确定的。文章认为，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
2、影响是间接的、有特定渠道和有条件的。鉴于制度只是“发展的新三角”的其中一个角，关于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拓宽视野，不应再局限于政治制度或者是产权。关键词：经济增长 政治制度 跨国回归学派“西式民主优势论”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作者简介：唐睿，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一、导 论自 世纪中叶以来，西式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比较政治学领域的中心议题。在早期的研究中，经济发展被视作民主的前提条件，只有经济水平发展到较高程度才会产生稳固的民主（，）。冷战结束后，这一关系理论突然发生了从“发展优先”（）到“民主优先”（）的根本性
3、转向，在 世纪 年代，一大批将西式民主当作自变量、经济增长当作因变量的研究论文在短时间内聚集式发表（，）。这些研究大都秉持相同的理论预设，认为是政治制度的差异导致了经济发展上的差别，要发展经济就先要采用合理的政治制度。受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这一新兴的理论趋势更为关注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通过跨国回归数据来检测两者间的关系，故此也被称为“跨国回归学派”（，）。为论证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这一学派采用了多种计量模型和不同的跨国数据，但实证结果使两者的理论关系更加晦暗难明。普沃斯基和利蒙吉（，）在 年所考察的 项采用 模型回归的研究发现，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和负面
4、作用的数量是一样的。在 年，布鲁内蒂（，）考察了 项研究：项认为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项认为有正向作用，项负向，项轻微负向，项轻微正向。杜库里阿格斯和阿鲁巴索格鲁（，）考察了截至 年 月的 项研究中的 个回归结果，其中，得出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有负向且显著的作用，为负向但不显著，为正向但不显著，为正向且显著。从这一结果出发，他们认为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并没有直接的正向作用。其后，多伦斯普利特（，）统计了 年公开发表的回归结果后发现，二者间没有关系的占，有显著正向作用的占，显著负向作用的占。研究结果让怀疑论逐步盛行，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西式民主在整体上对经济发展没有推动作用。但是，科拉格罗希
5、等（，）在 年更为全面地考察了 项研究中的 个回归结果，发现 年的研究中得出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的结果越来越多。特别是同年阿西莫格鲁等（，以下简称“”）发表的关于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在长期上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代表性成果，使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在该领域获得了“暂时性共识”。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广义矩估计）和半参数估计等多种估计方法得出，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不仅有稳健和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长期来看，在实行西式民主制度 年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其他国家平均高以上。这一结果支持了“西式民主优势论”的共识。从这一经验证据看，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似乎
6、得到了确证。由于研究中样本设置存在问题、采用学界较少使用的度量指标，以及忽略了变量间的内生性等问题，企图解决困扰该领域 余年难题的努力可能会白费。第一，在主要模型中，因变量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样本中涵盖了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往往采用西式民主政体，在经济发展初期面临的环境与发展中国家大相径庭，加入这些国家会使西式民主的作用被高估；第二，对政体的度量选用了学界较少使用的指标，也未采用主流指标进行检测，这就会让人怀疑是否只有使用这一“独特”指标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第三，一国实施西式民主的过程中，往往会经历大幅经济滑坡，新的政治秩序建立后经济才会逐步恢复，如果以经济衰退的底点作为比较的起点，则会夸
7、大长期上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鉴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所谓“西式民主在经济发展中更具优势”的结论可能站不住脚。本文通过梳理跨国回归学派 多年的发展历程，审视学界在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上的主要理论脉络及其发展，并聚焦于所谓“西式民主优势论”的研究，检讨 在理论与数据上的问题，重新审视其结论，并讨论该领域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此外，近年来，反思西式民主成为国内学界的热点问题，本研究可为讨论西式民主的工具性价值，即为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重要的数据、指标、模型设置和理论命题的基础。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梳理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命题、经验结果与发展；介绍 关于“西式民主优势论”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与
8、实证证据；按照 的研究方法，重新检测其经验证据，并对其模型设置和结论进行反思；最后总结该领域经过 多年发展后达成的共识，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二、西式民主与经济增长：理论命题、经验结果与发展西式民主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学界主要持三种观点：一是支持民主论，二是反对民主论，三是怀疑论。支持论者认为，首先，在资源运用上，政治领导者的目的是实现自身权力最大化，在西式选举民主制度下，为讨好选民获取选票，其理性行为是将资源投入到生产性投资上，而其他国家的政治精英则更倾向于满足自身需求，或者投入到对国内矛盾的处理上，投入到生产中的资源会更少（，）。其次，在制度约束上，西式民主对政府具有制度化水平更高的约束
9、和制衡（，），政府的掠夺性行为会更少。此外，因为具有更大的“共容利益”与政府任期的制度化更替，西式民主国家更能够保护比较论坛唐 睿 等：西式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科拉格罗希等（，）认为，在 年后，该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得出“西式民主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尤其是阿西莫格鲁等人发表在顶级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可谓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阿西莫格鲁是跨国回归学派的领军人物，他运用更为全面的数据与多种检测方法，为“民主优势论”提供了一些证据。其后，虽有学者对阿西莫格鲁的研究提出质疑，但也仅仅是认为其算法高估了民主的作用，仍同意其主要结论。参见 ，“：”。近年来，国内学界发表了多篇反思西式民主的论文
10、。代表性的有：陈尧，：“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逻辑与限度”，政治学研究，：；赵卫涛、张树华，：“西方民主测量的理论局限与政治反思”，政治学研究，：；白艳等，：“透析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历史局限 兼论中国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理论探讨，：。产权，并鼓励长期行为（，）。再次，由于具有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更开放的媒体和更大规模的致胜者联盟（，），统治精英会有更强的动机去回应民众。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他们会满足教育、公正和医疗健康等方面的社会需求（，），并力求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最后，在西式民主制度下，政治系统更为透明、自由和法治（，），民众更有意愿去努力工作，并积极进行投资，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
11、配置。反对论者则聚焦于西式民主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一方面，西式民主政府更容易陷入利益集团的泥淖而缺少自主性（，），在遇到有力的反对者时，政府很难推动必要的改革或实施强硬的经济政策（，）。正如“李光耀命题”（）所言（，），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经济发展更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它能够高效运转、统一决策，并能够越过利益集团和反对者推动改革，施行“好的政策”（，）。许多学者从东亚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得出，“中国模式”可能会主导 世纪，而新的“北京共识”或许会取代旧的“华盛顿共识”（，）。另一方面，不采用西式民主并非意味着该国没有制度制约，在许多国家中也存在议会和政党，能够有效限
12、制政府掠夺行为并保护产权（，），促进投资和鼓励长期行为，政府也有充足的动机提供公共产品并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换言之，所谓“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在其他国家中也能够得到“匹配”，这些“优势”并非西式民主所独有（，）。因此，理论上尚无法推导出西式民主具有明确的“优势”，特别是支持论者所提出的西式民主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其他国家也能出现。既然这些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并不是由政治制度差别所带来的，那么当某一个国家试图发展经济时也能够采用，甚至可以比西式民主做得更好并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理论上的不确定性也反映到经验结果上：从 世纪 年代到 论文发表前的近 年里，支持西式民主的数据
13、结果并不令人信服，与不支持的结果比，数量尚不到半数，且这些结果也往往因不同数据来源、不同测量指标、不同模型工具、不同样本组合、不同时间阶段等而有所差别（，）。同时，在整体性检测西式民主与经济增长关系时，即将西式民主作为自变量、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放入模型时，往往忽略了二者的内生性对结果的影响。因为政治制度可能会作用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发展的状况也会影响政治制度的选择。如果剔除内生性的影响，那么现有关于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作用的数据结果大部分会“站不住脚”（，）。由于实证证据的模糊不清，怀疑论逐渐盛行，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促进作用：虽然制度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但西式民
14、主并不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即使是倾向于支持西式民主的学者也只能得出，“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并没有直接作用，但至少在总体上，民主对经济的净效应不是负向的”（，）。虽然已经意识到并没有有力的证据支持西式民主具有直接作用，但许多学者仍然坚持民主对经济具有正向作用，只是这种作用不是整体的和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于是，这些学者开始寻找西式民主促进经济增长的不同中间渠道，试图以此来呈现西式民主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在相关的数十条中间渠道中，学者们关注较多且实证结果更好的渠道是产权（，）、人力资本和公共物品（，；，）、政治稳定（，）和减少经济波动（，）等。在这些关于中间渠道的讨论中，学界观点也是不统一
15、的。例如，在人力资本渠道方面，虽然现有研究广泛认为西式民主在教育等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具有优势，而特鲁克斯（，）却发现，在采用全局敏感度分析方法（）重新检测后，西式民主与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渠道间并没有系统性的关联。同时，除了正向作用的渠道，西式民主也有起负向作用的渠道。例如，西式民主会由于国家能力较弱（，）、缺乏国家自主性（，）、扩大政府开支（，），以及过多的再分配（，）而影响经济效率。从理论发展上看，从直接作用到间接作用（中介渠道）的探讨是一个重要理论拓展，但进一步使得对西式民主作用的总体性分析变得更加困难。在中间渠道的研究上，学界仅仅确立了西式民主对经济发展没有直接作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年
16、第 期用的认识，尚未提出一个总体性的分析框架，也没有明确哪些是政治制度作用于经济发展的主要渠道。所以，不同学者往往按照数据结果提出各种各样的渠道，而在这些渠道中，西式民主在某些渠道中是正向作用，另一些则是负向作用，甚至因为模型、数据和指标等问题，在某些研究中呈现出显著作用的渠道，当重新检测时却不再有稳健的结果。因此，只提出一种或几种具有显著影响的特定渠道将无法估计政治制度的总体作用，在中间渠道上，还需要建立中间渠道分析或政治制度间接作用的理论框架。除中间渠道外，有学者引入了时间维度来检测政治制度对经济的阶段性作用。普林切特等人（，）提出了经济发展期（）的概念，他们按照经济发展状况将经济发展期分为经济加速期和经济衰退期，并以 年以来各国经济数据划分出 个发展期。这样，在数据检测中就不再是考察政治制度每一年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是对不同发展期的影响。在经济加速期，西式民主的表现并不比其他国家更好，但它能够更有效防止经济衰退，减少出现经济的大起大落，使经济能够更平稳地发展。帕佩约安鲁和瑟让尼斯（，）将西式民主运行的阶段分为初期、中期和长期，他们根据模型结果得出，初期阶段的经济增长率较低，但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