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新冠冠大大流流行行冲冲击击下下的的百百年年大大变变局局李俊久，陶旭（吉林大学 经济学院，吉林 长春）摘 要依循“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的分析理路，思考疫病对史上百年大变局的驱动作用、新冠大流行对当今百年大变局的冲击效应，以及中国的角色定位和应对方略。研究表明，疫病是驱动史上百年大变局的重要因素，新冠大流行使百年大变局呈现大国战略竞争强化、权力转移难题凸显、全球化共识加速分裂、全球治理赤字多元化等“变局”与“困局”。作为应对，中国应把自身角色定位为“对内致力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外致力于建设世界和平、贡献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具体方略包括：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来应对强
2、化的大国战略竞争，通过凝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共识、协调相互间集体行动、整合相互间现有合作机制及资源理性评估结构性竞争优势和劣势来面对凸显的权力转移难题，通过“双循环”新发展战略来应对全球化共识分裂的加剧，通过实施“体制内存量改革、体制外增量调整”来应对全球治理赤字的多元化。关键词新冠大流行；百年大变局；大国战略竞争；权力转移难题；全球化共识分裂；全球治理赤字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一、问题的提出“百年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年 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对国际局势作出的精准把握和科学总结。“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3、”。年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赴江西考察时进一步提出“两个大局”的指导思想，“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可见，对“百年大变局”这一命题进行理论思索、现实刻画和方略规划，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序、有效展开所必需，又事关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顺利实现。正因如此，学界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被看作“在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期深刻影响人类历史发展方向和进程的世界大发展、大变化、大调整、大转折、大进步”，“它意味着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是近百年来未发生过的带有破局和立局
4、性质的大变化。”国家间权力和力量的重组、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的变迁、全球治理主体和结构的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其影响，被认为是百年大变局的内涵和外在的四个方面。这些研究只看到大变局的可预见之变和积极有利之变，忽略其不可预见之变和消极不利之变，因而对其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年初以来由“流行病”迅速发展成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疫情，使之前看似“定局”的大变局呈现诸多“变局”和“困局”。因而，评估新冠大流行的影响成了国内外聚焦的一个热点，主要内容包括：国际经贸的受冲击度，世界秩序的演变趋势，全球化的动向，全球治理的困境。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美国霸权地位维系研究”
5、（）。作者简介李俊久，男，教授，博士，从事中美关系研究；陶旭，女，博士研究生，从事世界经济研究。从国际经贸活动来看，世界贸易组织（）曾预测，年的世界商品贸易将骤降 ；年的贸易复苏虽然可期，但取决于疫情持续的时间及各国政策应对的有效性；几乎所有地区的贸易总量在 年都将遭受两位数下降，北美和亚洲的出口受打击程度最甚；贸易降幅最大的可能是有复杂价值链的产业部门特别是电子和汽车产品；服务贸易受疫情影响的最直接渠道是运输和旅游限制。世界银行认为，新冠疫情是 年以来唯一单纯由大流行及抑制大流行的措施导致的衰退；它将导致全球人均 下降.，全球 萎缩，是 年以来最严重的全球衰退；在过去 年的 次全球衰退中，此
6、次衰退排名第四（其他三次发生在 年、年、年）。从世界秩序的转型来看，亨利基辛格指出，新冠大流行将永久改变世界秩序，美国须保护国民免受病苦，并抓紧为新时代作出规划，如加强对传染性疾病的全球适应力、努力恢复受冲击的世界经济、捍卫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则。约翰伊肯伯里（）认为，短期内新冠病毒及其冲击会加速全球秩序的碎片化和破裂，加速陷入国家主义、大国敌对和战略脱钩，但大流行也给美国提供了恢复自由国际秩序的最后一次机会。刘建飞强调，新冠疫情将从三方面影响国际格局变化并最终促进非西方化的演进：一是促进国际权力由“一超”向“多强”转移；二是促进国际权力由大国向中小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转移；三是加快国际政治地理中心
7、由欧美向东亚转移。从全球化的动向来看，道格拉斯欧文（）指出，新冠大流行为经济去全球化趋势增加了助力，国家安全和公共健康为保护主义提供了口实。全球化虽不会因此终结，但 年大衰退以来的“慢速全球化”（）会被部分逆转。郑永年预测，各国将在新冠疫情后设法收回更多经济主权，与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医疗物资相关的产业和企业将回流本国，“有限的全球化”将成为一种新常态。在李晓和陈煜看来，新冠疫情将日益加重主要大国间关于经济全球化共识的分裂，很有可能出现全球化进程的碎片化、多层次化或多元化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将重新抬头或走向深化。从全球治理的困境来看，沈逸和莫丰玮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并推动的、基于自由主义 新自由
8、主义理念的全球治理传统模式，在疫情期间暴露了传统领导核心缺位、有效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而以世界卫生组织（）为典型的全球治理结构较充分体现了治理的弹性与韧性，应对疫情挑战的全球实践有望成为促进全球治理良性变革的重大契机。在张清敏看来，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抗疫作用有限，在应对疫情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日韩和东盟国家在既有合作框架下进行了有意义的合作，非国家行为体展现了抗疫的作用和潜力，中国政府和社会为全球抗疫做出了贡献，金砖组织在合作抗疫方面鲜有行动。赵可金指出，面对疫情冲击，以二十国集团（）为主要平台的大国协调机制和以 为中心的全球健康治理框架乏善可陈，众多地区合作框架也无所作为，
9、大国间的合作抗疫难以展开。显然，人们对待新冠大流行下世界秩序转型和全球化发展动向的意见不一，与全球治理相关的问题也待进一步挖掘。鉴于此，本文依循“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的分析理路，思考历史上由重大疫病驱动的百年大变局、新冠大流行对当今百年大变局的冲击，以及中国的角色定位和应对方略。二、由疫病驱动的史上百年大变局威廉麦克尼尔指出，“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新冠大流行之前，致死人数超 万的大流行至少有 次。每次大流行都会造成重大的宏观经济影响，如实际收益率显著低下、劳动力相对稀缺、转向大规模预防性储蓄，且持续时间长
10、达几十年。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有三次疫病大流行驱动了史上的百年大变局。第一次是“黑死病”。这场大瘟疫在 世纪中叶迅速在东地中海、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席卷开来，紧接着登陆英格兰，随后又蔓延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俄罗斯。年，欧洲人口从 万锐减至 万，至少 的城乡人口死于这场大流行。黑死病至少从三方面诱发了欧洲的百年大变局：一是严重动摇了罗马教廷的权威，人文主义思想兴起，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奠定了思想和人文基础；二是人口的锐减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工资及自由议价能力，加速了西欧封建农奴制的解体；三是劳动力供给的短缺激发了农业领域的技术革新和生产效率提升，为近代欧洲农业革命奠定了必要的技术前提。第二次是
11、“哥伦布大交换”。伴随哥伦布的探险，欧洲的天花、斑疹伤寒、麻疹、流感等疫病给美洲也给欧亚非造成了深远影响。首先，它毁灭性地扫荡了美洲的原住民。在加勒比海地区，几乎所有土著部落居民在不到 年的时间里被扫荡殆尽。在美洲大陆，到 年，中美洲阿兹特克和玛雅文明的人口由原来的大约 万萎缩到 万，安第斯山脉印加文明的人口从原来的大约 万减少到 万，北美的许多土著居民也在大批欧洲移民到来之前就被第一批欧洲来客带来的病菌在 年扫荡了，美国的土著居民估计从 万减少到 万。其次，它催生了罪恶的跨大西洋三角贸易。非洲黑奴被欧洲殖民者贩卖到美洲以填补劳动力短缺，奴隶制种植园产出的烟草、蔗糖等成为欧洲的新型奢侈消费品。
12、贩奴收益、种植园收益、工业原料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血腥的原始积累，欧洲的兴起反过来进一步将非洲和美洲纳入以它为核心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当中。再次，它催生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一方面，来自美洲的金银改变了财富分配状况和阶级结构，新兴商人阶级和现代国家被推上历史舞台并扮演主角。另一方面，美洲金银成了欧洲人实现最终兴起的重要资金来源，它们“先是勉强购买了亚洲经济列车上的一个三等座，然后买下一节车厢，只是到了 世纪才在车头找到了一席之地。”第三次是“西班牙大流感”。这场肆虐于 年 月至 年 月的大流行，造成约 亿人被感染，千万人被剥夺生命。作为第一次全球意义上的大流行，西班牙大流感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
13、刻的影响。首先，它削弱了交战各方的战斗力和后勤保障力，从而加速终结了一战的敌对行为。其次，它催化了印度的反英独立运动及世界各地的工人罢工和反帝运动，为今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埋下了伏笔。再次，它促使社会化医疗保障体系先后在苏联和西欧国家建立起来。最后，它间接影响了一战后的国际秩序，并为二战爆发埋下伏笔。根据约翰巴里的描述，大流感侵袭了美国总统威尔逊，耗尽了他在谈判紧要关头的精力和专注力。“病床上的威尔逊同意了由克列孟梭制定的规则，要求德国赔款并承担发起战争的全部责任”，“所有历史学家几乎一致赞同，巴黎和会对德国的严苛加速了德国的经济困难、民族躁动和政治混乱的产生，所有这些促进了希特勒的崛起。”三、
14、新冠大流行下百年大变局的“变局”与“困局”新冠大流行的不期而至警示世人，全球性重大疫病仍是驱动百年大变局的关键因素，它使之前看似“定局”的百年大变局呈现大国战略竞争强化、权力转移难题凸显、全球化共识加速分裂、全球治理赤字多元化等“变局”与“困局”。（一）新冠大流行放大了中美间的大国战略竞争为遏制中国崛起，重振美国影响力，实施层层加码的关税施压，将“毒丸条款”植入美墨加协议以图在国际贸易中孤立中国，谋求终止中国在 合法享有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拉拢日欧达成重点针对中国的有关“市场经济标准”和 改革的三方共识，通过强化外资审查、颁布总统行政令、改革出口管制法案、推行实体清单制度来封堵中国获取先进技
15、术，打压中概股以图将中国排挤出主流国际资本市场，强化美国在先进制造业的领导权并维护本国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性和韧性，构成了美国对华“硬脱钩”的诸多面相。新冠大流行的爆发非但没有成为缓解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润滑剂”，反倒成了强化这种态势的“放大器”。首先，在中国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及时、如实分享疫情相关信息的同时，美国却把自身抗疫的不利和失责甩锅给中国，对其进行污名化指责，将对华战略竞争扩大到公共卫生治理领域。其次，面对中国卓有成效的抗疫实践，美国国内担忧自身国际影响力下降的情绪得到强化。美国外交事务的一篇评论称，从抗疫表现来看，美国在国内治理、全球公共品供给及召集和协调全球应对危机的能力
16、与意愿的合法性三方面的领导力没有达标。“美国决策者应意识到，如果美国不能有效应对疫情，新冠大流行将意味着另一个苏伊士运河时刻。”最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被扩散到谋求国内战略资源供应链的“去中国化”。例如，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在 年 月 日引入“年保护我们的药品供应链免受中国影响法案”，要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从 年开始建立登记制度，以追踪来自美国境外的药品和有效药物成分，健康与公共事业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国防部、联邦医疗机构将被禁止偿付进口自中国的含有效成分的药品。（二）新冠大流行成为国际权力转移的“试金石”学界普遍认为权力由西方转移到东方（“东升西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南合北分”）已成不可避免之势，但新冠大流行成了这些立论的“试金石”。首先，在新兴发展中大国中，除中国因制度政策得力、诊疗措施及时、筛查检测严格、产业链条完整等因素逐渐稳步复苏经济外，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四个金砖国家的经济受冲击明显，“东升西降”俨然成了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即便如此，东西方权力转移仍存在诸多难题：一是美国应对疫情的拙劣表现及经济增长的显著下滑，未从根本上伤及美国竞争优势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