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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史上的第三次吏治与文学之争_田恩铭.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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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第 期(总第 期).,.唐代文学史上的第三次吏治与文学之争田恩铭摘 要 接踵二张,房琯与贺兰进明之争便是盛中唐时期的第三次吏治与文学之争。这里所说的吏治更多指的是政事,准确地说是玄肃之争。从房琯奉诏传位于肃宗开始,玄肃之争便与文学、吏治之争不可分割。贾至 自蜀奉册命往朔中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 一诗可谓此一阶段的“诗史”,虽然纪事简略,却可以呈现房琯等赴肃宗处宣召旧臣的当下之心境。传位之语境及旧臣入新朝将面临何种局面更是思考的中心议题。入朝之后,以房琯为中心形成一个文儒集团,集团中重要的成员均是文士或者儒士。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房琯遭逢乱世,置身唐玄宗与唐肃宗之间,难以持平两端。房

2、琯被贬,文儒集团瓦解,陆续贬黜的贾至、杜甫等人则迎来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关键词 安史之乱 房琯 文儒集团 文学活动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唐代胡姓士族与文学研究”();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鲜卑族华化与唐代文学演进研究”()作者简介 田恩铭,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大庆)编号.自从汪篯提出“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话题,杜晓勤、韩晖、李中华、丁放、王早娟等学者均有文章或补论或商榷。实际上,“吏治与文学之争”聚焦的是官员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文学才能究竟在朋党之争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换言之,文学与吏治能否作为划分集团界限的标准似乎值得探讨。“二张”之后,党争未曾消歇。“安史之乱

3、”前后,围绕玄肃之争引发的文学事件依然存在并且与吏治关联密切。一、贾至 自蜀奉册命往朔中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 发微时代大变动之际,总有文学家会写下具有实录性的文学文本,或者在颠沛流离的路上抒情言志。这些文本或如韦庄 秦妇吟 那样被封入密室,一旦挖掘出来便成为历史的面相;或如杜甫“三吏”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当肃宗派出的使者抵达成都,唐玄宗便成为太上皇,房琯、贾至等人奉命前往辅佐新皇帝。自蜀奉册命往朔中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 便是“在路上”的感怀之作。贾至是一位不可忽略的朝中大手笔,也是玄、肃两位皇帝非常重视的写手,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荣耀,而是贾氏家族的荣耀。贾至的父亲贾曾为玄

4、宗写过即位诏书,而他们父子,为同一个皇帝写,一个写的是即位诏书,一个写的是退位声明,尽管这个声明实实在在是被迫的。玄宗的登场和退场分别诉诸贾家父子的笔端,对这位皇帝而言,更多的是穿越半个世纪的荣荣辱辱。辉煌中隐含着无奈,无奈之中卸下重担,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从此玄宗可以乐在蜀中等待收复长安的消息。“安史之乱”前,贾至没有那么重要,仅写些常规的应诏文字。“安史之乱”起,贾至不离不弃地追随玄宗一路奔逃。来来回回的人生之旅往往决定了一个时代的命运,陪皇帝逃到成都,刚刚歇脚,传来肃宗即位的消息。怎么办?乱局难收,玄宗在位的途中即被退位。“安史之乱”前后,贾至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人物,传位的册文出自贾至,

5、担任册礼使判官随从韦见素、房琯等人出蜀传位的也有贾至。据 旧唐书崔涣传,至德元年()八月,“肃宗灵武即位。八月,与左相韦见素、同平章事房琯、崔圆同赍册赴行在”。贾至的 自蜀奉册命往朔中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 一诗可谓此一阶段的“诗史”,虽然纪事简略,却可以呈现房琯等人赴肃宗处宣召旧臣的当下之心境,传位之语境及旧臣入新朝将面临何种问题更是思考的中心议题。贾至 自蜀奉册命往朔中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 一诗与玄、肃朝政事颇有关联,可藉以探讨贾至与玄肃之际政局的关系。这首诗可谓贾至与三位宰相的对话,韦左相指韦见素,文部房尚书指房琯,门下崔侍郎指崔圆。这是贾至与三人一起奉命出蜀传位途

6、中的思考,更是世变中的心态实录。起句“胡羯乱中夏,銮舆忽南巡。衣冠陷戎寇,狼狈随风尘”,从“安史之乱”的发生写起,叙唐玄宗逃出长安,直奔四川成都一事。玄宗避蜀的原因很简单,“杨国忠自以身领剑南,闻安禄山反,即令副使崔圆阴具储偫,以备有急投之。至是首倡幸蜀之策。上然之”。至马嵬驿发生哗变,杨国忠被杀。“豳公秉大节,临难不顾身。激昂白刃前,溅血下沾巾”,叙述的是“安史之乱”中韦见素的情状。据 资治通鉴:“韦见素闻乱而出,为乱兵所檛,脑血流地。众曰:勿伤韦相公,救之,得免。”而旧唐书 本传却说是陈玄礼保全了他。“豳公”韦见素虽险些丧命,却又是能够保全的惟一官员。玄宗自长安出奔,除亲属外,仅有杨国忠、

7、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等为数极少的官员。杨、魏均死于非命,韦见素得以保全。韦见素因杨国忠的举荐而拜相,也是杨国忠嘲笑的对象。据 旧唐书杨国忠传 其在家定官员任职之际,“吏部侍郎韦见素、张倚皆衣紫,是日与本曹郎官同咨事,趋走于屏树之间。既退,国忠谓诸妹曰:两员紫袍主事何如人?相对大噱”。旧唐书韦见素传:“天子以宰辅或未称职,见此咎征,命杨国忠精求端士,时兵部侍郎吉温方承宠遇,上意用之。国忠以温禄山宾佐,惧其威权,奏寝其事。国忠访于中书舍人窦华、宋昱等,华、昱言见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经事相王府,有旧恩,可之。其年八月,拜武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院学士,知门下省事,代陈希烈。见素既为国

8、忠引用,心德之。时禄山与国忠争宠,两相猜嫌,见素亦无所是非,署字而已,遂至凶胡犯顺,不措一言。”陈玄礼是马嵬驿事变的发动者。杨国忠一死,原定避蜀的选择则面临是否可行的问题。据 资治通鉴 卷二一八:“丁酉,上将发马嵬,朝臣惟韦见素一人,乃以韦谔为御史中丞,充置顿使。将士皆曰:国忠谋反,其将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请之河、陇,或请之灵武,或请之太原,或言还京师。上意在入蜀,虑违众心,竟不言所向。”后接受韦谔的建议,先到扶风。通鉴 乃据 旧唐书韦见素传,传云:是日,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见素遁走,为乱兵所伤,众呼曰:“勿伤韦相!”识者救之,获免。上闻之,令寿王瑁宣慰,赐药傅疮。魏方进为乱兵所杀。是

9、日,朝士独见素一人。是夜宿马嵬,上命见素子京兆府司录参军谔为御史中丞,充置顿使。凌晨将发,六军将士曰:“国忠反叛,不可更往蜀川,请之河、陇。”或言灵武、太原,或云还京,议者不一。上意在剑南,虑违士心,无所言。谔曰:“还京须有捍贼之备。今兵马数少,恐非万全,不如且至扶风,徐图去就。”上询于众,众以为然,乃令皇太子后殿。韦见素、韦谔父子已成为马嵬驿事变后参与决策的重要人物,亦是唐玄宗入蜀的支持者。临行又发生太子李亨因“父老”及李辅国等人谏请而留下“奉宗庙”一事。其实,仅仅有韦见素父子的支持还远远不够,蜀地成都的长官是崔圆,唐玄宗入蜀,崔圆的态度相当重要。据 旧唐书 本传:“圆素怀功名,初闻国难,潜

10、使人探国忠深旨,知有行幸之计,乃增修城池,建置馆宇,储备什器。及乘舆至,殿宇牙帐咸如宿设,玄宗甚嗟赏之,即日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剑南节度,余如故。”崔圆乃是临危拜相的第一人。唐玄宗至扶风后决定入蜀,任崔圆为蜀郡大都督府长史、剑南节度,行至河池郡,崔圆奉表迎驾,玄宗任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圆亦是宰相,也奉命赴凤翔。据 旧唐书 本传:“肃宗即位,玄宗命圆同房琯、韦见素并赴肃宗行在所,玄宗亲制遗爱碑于蜀以宠之。从肃宗还京,以功拜中书令,封赵国公,赐实封五百户。明年,罢知政事,迁太子少师,留守东都。”按照叙述,崔圆与韦见素、房琯、崔涣等人一同赴灵武传册,何以贾至诗作并未提及崔圆?旧唐书

11、对此记载存在着矛盾之处。崔圆并不是与韦见素、房琯、崔涣、贾至等人同时出发,而是后去的。据 旧唐书李麟传:“至德二年正月,(李麟)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扈从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已赴凤翔,俄而崔圆继去,玄宗以麟宗室子,独留之,行在百司,麟总摄其事。”故而,旧唐书 本传以外叙及赴灵武传位者并未直接提及崔圆,崔圆的身份特殊,与杨国忠关系密切,马嵬驿事变中杨氏兄妹殒命,而唐肃宗对于与之亲近者不会有好感。不过,来日方长,崔圆后来对于房琯的仕宦生涯起了重要作用。韦见素、房琯、崔涣等三人被称“三杰”,均因危难之际扈从玄宗左右,唐玄宗可倚仗的主要是关中士族。马嵬驿事变中得以生还的韦见素便是重要的决策者,正是韦

12、见素父子的支持,唐玄宗才做出入蜀的决策。与房琯等人到灵武“宣传诏命”之后,韦见素并未得到唐肃宗的器重。据 旧唐书韦见素传:“寻命见素与宰臣房琯赍传国宝玉册奉使灵武,宣传诏命,便行册礼。九月,见素等至,册礼毕,从幸彭原郡。肃宗在东宫,素闻房琯名重,故虚怀以待;以见素常附国忠,礼遇稍薄。明年,至凤翔。三月,除 左 仆 射,罢 知 政 事,以 宪 部 尚 书 致仕。”韦见素是扈从入蜀的唯一老臣,亦是乱前之旧相,因与杨国忠的依附关系被肃宗疏远,复因与唐玄宗关系甚为密切,故而收复长安后迎接玄宗自成都归长安是由他负责的。据 旧唐书韦见素传:“十一月,肃宗自右辅还京,诏见素入蜀奉迎太上皇。十二月,上皇至京师

13、,肃宗御楼大赦。见素以奉上皇幸蜀功,加开府仪同三司,食实封三百户。上元中,以足疾上表请致仕,许之。”旧唐书 史臣曰:“禄山狂悖已显,玄宗宠任无疑,见素知国危,陈庙算,直言极谏,而君不从,独正犯难,而人不咎,出生入死,善始令终者鲜矣。时论以见素取容于国忠,无言匡大政。且国忠恃内戚,弄重权,沮林甫奸豪,取其大位,若见素之孤直,岂许取容?盖祸胎已成,政柄久紊,见素入相余年,言不从而难作,虽有周、孔之才,其能匡救者乎!”与 旧唐书 史臣的评论相反,北宋的史家在 新唐书韦见素传“赞”中并没有认为韦见素“孤直”,而是认为杨国忠与韦见素合谋,在杨国忠与安禄山的争宠中站在杨国忠的一方,在玄宗面前告安禄山谋反。

14、史臣们认定“见素能言禄山反,不能言所以反,是佐国忠败王室也,玄宗不悟,仍相之。卒为后帝所薄,然犹完其要领,幸矣”。“尚书抱忠义,历险披荆榛。扈从出剑门,登翼岷江滨。”这四句诗说的是崔涣,其出身于清河崔氏家族,父亲以文学知名。据 旧唐书本传:“涣少以士行闻,博综经籍,尤善谈论,累迁尚书司门员外郎。天宝末,杨国忠出不附己者,涣出为剑州刺史。天宝十五载七月,玄宗幸蜀,涣迎谒于路,抗词忠恳,皆究理体,玄宗嘉之,以为得涣晚。宰臣房琯又荐之,即日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扈从成都府。”资治通鉴 载:“上皇至巴西;太守崔涣迎谒。上皇与语,悦之,房琯复荐之,即日,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韦见素为左相。”而

15、后,关于唐玄宗的记载便是“肃宗灵武即位。八月,与左相韦见素、同平章事房琯、崔圆同赍册赴行在。时未复京师,举选路绝,诏涣充江淮宣谕选补使,以收遗逸。惑于听受,为下吏所鬻,滥进者非一,以不称职闻。乃罢知政事,除左散骑常侍,兼余杭太守、江东采访防御使。”贾至 明皇令肃宗即位诏 落款为八月十六日,故而,因“灵武使者至蜀”,唐玄宗“命韦见素、房琯、崔涣奉传国宝玉册诣灵武传位”的出发时间亦在此后。崔涣不附杨国忠,按理说应该得到重用,归肃宗后并没有被重用且屡遭贬谪,主要原因不详,或许还是因为在所任职位上没有突出的政绩。唐玄宗奔蜀之际,临危拜相的第二人就是房琯。贾至诗中“时望挹侍郎,公才标缙绅。亭亭昆山玉,皎

16、皎无缁磷。顾惟乏经济,扞牧陪从臣。永愿雪会稽,仗剑清咸秦”,写的正是房琯,为何房琯在崔涣之前就拜相而在诗中落在崔涣的后面呢?这不是轻视房琯,而是浓笔写之。玄宗至普安郡,房琯来谒见。房琯在“安史之乱”前,极有声望,“时论皆谓房琯宜为相”而玄宗未用之。此际,宪部侍郎房琯来了,而玄宗信任的张均、张垍却已经投敌。故而,崔圆之后“以房琯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据 旧唐书:“及房琯以败军左降,崔圆、崔涣等皆罢知政事,上皇所命宰臣,无知政事者。”贾至 自蜀奉册命往朔中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 一诗所写人、事、语境俱在,将受命之臣子自蜀郡赴灵武之心态和盘托出。历经艰险到达之后,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于役各勤王,驱驰拱紫宸。”贾至 玄宗幸普安郡制 中所发的一纸命令带来的不仅仅是“勤王”,还有永王谋反之事件。乾元二年秋,贾至被贬为岳州司马,与李白相遇,彼此当感慨系之。“岂惟太公望,往昔逢周文。”被贾至提及的重要人物中究竟谁会获得重用,从而在新的起点上开辟一番伟业?从此后的相关事迹来看,韦见素、崔圆与杨国忠来往密切,赴灵武后“恩礼稍薄”自是难免;崔涣既无缙绅称誉之声望,亦无肃宗臣属之支持,不会有大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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