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者简介：程嫩生，文学博士，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清代学术。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三祖时代桐城籍重要作家与桐城派发展嬗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学术史谭学术界（月刊）总第 期，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程嫩生（南京林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摘 要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 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
2、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关键词桐城派；“汉学”；“宋学”：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汉学”本
3、指汉代学术，而清人所言“汉学”是指以贾逵、马融、许慎、郑玄等学者为代表的东汉古文经学，即汉代学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宋学”本指宋代学术，而清人所言“宋学”是指以程颢、程颐、朱熹等学者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即宋代学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汉宋学术之争是中国古代儒学发展中的常见现象，清代四库馆臣论及这种现象时说：“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要其归宿，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如周中明、朱维铮、王达敏、汪茂荣、漆永祥、曾光光等人对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进行了研究，并取得很多可喜的成就，不过此论题仍有继续挖掘的空间。例如：在汉宋学术之争中，桐城派文人大多推崇“宋学”，这与桐
4、城派发源地 “桐城”的地方学术传统有何联系？如何结合文学现象来解释汉宋学术之争，从而拓展已有的研究内容？处于今天的学术角度，我们需要对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作出怎样的评价？等等。目前学者对这些问题，或阙而未论，或论而未详。因此，笔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这个论题作进一步探讨。一、清代时期桐城之地推崇“宋学”的学术传统地方学术传统是指一个地方在很长时间里逐渐形成的推崇某种学术的习惯。这种习惯形成后，会影响着当地学人的学术思维，促使当地很多学人在学术研究时，自觉地向地方学术传统靠拢，也自觉地维护地方学术传统。在一代又一代地方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地方学术传统日益牢固。需要说明的是
5、，地方学术传统是针对地方学术的大致情况而言，不能将地方学术传统作为判断地方学术的唯一依据。这是由于，具体到地方中的个人学术而言，则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除了地方学术传统外，个人的性情喜好等因素也对个人学术产生重要影响，有时甚至产生决定性影响。宋代是理学兴盛的时代，出现了很多理学家与理学流派，其中程朱理学的地位显赫，影响深远。朱熹去世后不久，理宗就表彰他的四书集注，并赠他为太师，追封他为信国公。元明清时期，朝廷大多重视程朱理学。元代朝廷将程朱理学作为科举的主导思想，此举对明清科举有着很大影响。科举是朝廷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也是士人实现理想的重要途径。士人要想通过科举这道难关，就得学习程朱理学。科举对
6、于传播程朱理学而言起着积极作用，尽管这种传播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明代时期，成祖要求翰林学士胡广等人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作，以此确立程朱理学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主导地位。清代时期，康熙非常重视朱熹学术。他说：“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康熙认为朱熹配享孔庙，康熙五十一年（），他将朱熹的供祀牌位由“东庑先贤之列”上升到了“大成殿十哲之次”，从而凸显朱熹是儒家道统的承接者，抬高朱熹在儒学中的地位。后来乾隆论及此事时说：“我圣祖将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为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为准绳。”陈用光也说：“我朝尊朱子，始自仁皇帝。道统得所归，配登十哲位。”他们都对康熙此举进行了颂扬。康
7、熙还让李光地等大臣编纂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作，大力宣传程朱理学。他要求学习程朱理学不要仅仅止于言，更要落于行，努力让自己在言行方面保持一致。他以这样的原则对待身边大臣，对言行不一者进行斥责。康熙重视程朱理学的思想对清代文教产生了重要影响，姚鼐论及清代文教时说：“我朝百年来，教学秉程朱。”朝廷将程朱理学作为文教的主导思想，是为了提升社会道德水准，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总之，重视程朱理学的文教政策为清代各地营造了学习程朱理学的浓厚氛围，桐城之地也不例外。清代时期桐城之地推崇“宋学”的学术传统，除了与重视程朱理学的文教政策有关外，还与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源于徽州有关。徽州又称“新安”，包括徽州府与歙县、黟县
8、、绩溪县、祁门县、婺源县、休宁县等六个县域，其中婺源县是朱熹祖籍所在地。朱熹的父亲朱松年轻时在徽州读书、生活，后来在福建为官。他在福建为官期间，朱熹就出生在南剑州尤溪县。朱熹长大后，没有忘记徽州，多次回徽州祭墓、省亲。他的一些著述也经常署名“新安朱熹”，如大学章句序中庸章句序等文便是如此。元明时期，徽州之地很多人迁移到了桐城。方东树论及此事时说：“吾桐之世家多徽州籍。”桐城一些世家如戴氏、方氏、刘氏、吴氏、叶氏等都是从徽州迁移过来的，这些世家从徽州迁移到了桐城以后，推崇朱熹学术的风气也一起带了过来。这些世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有兴衰之别，但大多重视程朱理学，敦品崇德。由于徽州与桐城都属于安徽
9、，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因此桐城与徽州有着亲密的地缘关系。这种地缘关系使得桐城学人看待朱熹尤为亲切，有时甚至也把朱熹当作乡贤看待，从而提升了朱熹学术在桐城的影响力。道光二十年（），戴钧衡、文聚奎等人在桐城北乡孔城创建桐乡书院。戴钧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衡认为，书院祭祀乡贤可以取得直观的教育效果。经过慎重考虑，他选择明代时期的何唐、方学渐与清代时期的方苞、姚鼐等四位乡贤作为桐乡书院的祭祀对象，不过在这四位祭祀对象中，很难推选一位作为主祭。由于桐城隶属安庆，“于朱子故乡为邻郡，以天下省会割之，朱子当在乡贤之列”，而这四位先贤“又皆奉朱子为依归”，于是他推选朱熹作为主祭。由于朱熹是“学孔子”
10、的伟大学者，因此祭祀朱熹可以提升桐乡书院的办学品位；由于朱熹对于桐城而言“有乡贤之谊”，因此祭祀朱熹又可以让桐乡书院生徒获得亲切的认知教育。清代初期桐城之地讲习程朱理学者不少，其中以方日新、胡国、孙学颜三位为代表。方宗诚说：“国初时，吾桐倡明程、朱之学者，实惟三先生为最。”桐城方氏有“桂林方”“鲁谼方”“会宫方”三大支派，方日新属于“鲁谼方”。“鲁谼方”世守朱熹之学，主要源于方日新的影响。康熙年间，方日新与胡国、孙学颜讲习程朱理学于老石山房。胡国去世后，方日新又与方泽、吴易光以及胡国的儿子胡田讲习程朱理学于尊闻书舍。孙学颜、方泽都是方日新的弟子。方泽除了师从方日新外，又与胡国、孙学颜、胡田等人
11、“相师友，故论学宗朱子”。姚鼐年少时，方泽来姚家教育姚鼐及其兄弟。姚鼐在程朱理学方面，除了接受老师方泽的教育外，还接受了伯父姚范的教育。姚范欣赏姚鼐的才学，称他是“吾家千里驹”。清代乾嘉时期“汉学”兴盛，不过桐城之地推崇程朱理学的风气并未因此削减，尤其是姚鼐坚守并宣传程朱理学。姚鼐在桐城的一些弟子如方东树、刘开、姚莹等人深受其影响，也推崇程朱理学。方东树是方泽的曾孙，他上承家学，“惟于朱子之言有独契”。刘开推崇程朱理学时说：“夫吾之所以尊师程朱者，非党于宋也，为其所论者大，所持者正，切于民彝而裨于实修，可以维持风教于不坠也。”姚莹捍卫程朱理学时也说：“朱子之心白而后俗儒之罪明，俗儒之罪明而后朱
12、子之功著。”此外，桐城的一些后学如戴钧衡、方宗诚、苏惇元等人也推崇程朱理学。戴钧衡除了爱好文学外，还沉潜于学术，撰有书传补商等作，“所著书说，贯穿古训，补正蔡传，而一衷诸程、朱之理”。方宗诚先后师从许鼎、方东树等。许鼎教育方宗诚时，“示以小学近思录，朱子、薛文清遗书，韩、欧、曾诸家之文，始稍知所向方”；方宗诚后来跟随方东树学习期间，“时为辨别程、朱所以为孔、孟正传”。苏惇元命名自己所居之堂为“仪宋堂”；在学术上，“凡少异程、朱者皆不取”。清代时期在一些桐城学人的倡导下，推崇“宋学”逐渐成为当地的学术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学术传统日益牢固，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桐城学人。直到民国时期，姚永朴论
13、及家乡桐城的学术传统时还说：“吾邑先辈为学，其途不必同而立身皆以宋五子为归。”地方学术传统一旦形成，就会引领当地学术的发展，增强当地学人的凝聚力。对于与地方学术传统相悖者，有时甚至产生强制性影响。道光年间，桐城之地的乔颂南为人狂放，诋毁程、朱。一日，方宗诚、戴钧衡、文聚奎、马三俊等人“饮于何眉冈学舍”，乔颂南忽然来临，并“直入索饮”；于是众人言谈时，“昌言古今学术得失，至近世毁宋儒者，则厉声色訾之”，在强大的攻势下，乔颂南只得“屏息终席”，场面非常尴尬。经历这件事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虽狂放，未敢毁程、朱”。既然地方学术传统会引领当地学术的发展，那么作为桐城派鼻祖的方苞，年轻时为何不推崇
14、程朱理学呢？这是由于，方苞原籍桐城而寄籍上元，在六合出生，六岁时随父母迁居上元生活并长大。他年轻时接触到的，多是一些“重文藻，喜事功，视宋儒为腐烂”的“楚、越遗民”。受到他们的影响，方苞也不关注“宋学”。在京城结识刘齐、刘拙修等人后，才开始关注并重视“宋学”。尽管地方学术传统会增强当地学人的凝聚力，但它对当地学人并非都能起到作用，有少数或少部分当地学人不受或较少受到地方学术传统的影响。清代时期桐城之地有着推 学术史谭崇“宋学”的学术传统，然而刘大櫆就不怎么推崇“宋学”。程颢、程颐、朱熹等宋代理学家主张“明天理，灭人欲”，而刘大櫆肯定人的嗜欲：“今夫嗜欲之所在，智之所不能谋，威之所不能胁也。夺其
15、所甘，而易之以其所苦，势不能以终日。”与程朱理学有所偏离。方宗诚认为，刘大櫆的“义理不如望溪之深厚”，这是基于传统思想的角度所作的负面评价；刘师培认为，“凡桐城古文家，无不治宋儒之学，以欺世盗名，惟海峰（笔者按：刘大櫆，号海峰）稍有思想”，这是基于新思想的角度所作的正面评价：这两种评价都说明了刘大櫆的思想与程朱理学不尽吻合。清代桐城也有少数学人的兴趣不在“宋学”而在“汉学”，如马宗琏、马瑞辰父子便是如此。而吴汝纶为学不主门户，淡化纷争，“向于汉、宋二途，皆所未安”。地方学术传统对个人学术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地方学术传统的牢固程度以及个人对自己性情喜好的坚持程度，往往是二者较量后的结果。如果地
16、方学术传统越牢固，那么对当地学人产生的凝聚力就越强。当然，对于身处地方学术传统的个人而言，如果对待学术始终坚持自己的性情喜好，那么任何外力都改变不了。朱熹对桐城的学术产生了很大影响，更对徽州的学术产生了很大影响。徽州很多学人谈到朱熹时，往往由衷地流露出一种自豪感。他们认为要有继承与弘扬朱熹学术的担当精神，这在徽州的一些族志、家典等文献中有着鲜明的体现。明代嘉靖年间，程光显在新安名族志序中说：“新安，紫阳夫子乡也，以仁让教天下者，紫阳夫子之学也。兹欲执其机，溥其化，以推其教于无穷，此则生紫阳之乡者皆与有责焉。”清代康熙年间，李应乾在茗洲吴氏家典序 中也说：“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朱熹是徽州学术的一座里程碑，他激励了徽州很多学人积极投身于徽州学术的建设与发展中，促进了徽州之地尊师重教、敦崇礼仪等优良风俗的形成。姚鼐说：“婺源为大贤朱子之乡，士大夫犹以敦礼讲义为贵，君子之遗风远矣！”曾国藩也说：“徽州为朱子父母之邦，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望。”徽州学术底蕴深厚，徽州学术欣欣向荣，其中朱熹的贡献不可磨灭。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