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 学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国家意识 学部委员陈众议研究员专访高照成（南宁师范大学）摘要：本文就当前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国内学术界热议的“世界文学”等话题，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会长陈众议研究员。在访谈中，他强调：外国文学研究者要关心和介入本国文学实践；对于由西方学者发起的“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话题，中国学者应从“国家意识”出发，仔细辨析相关话语背后隐藏的利益，并表明自身独立的学术立场。关键词：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国家意识 高照成（下文简称高）：陈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专访！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和长期担任社科院外文所所长和中国外
2、国文学学会会长的学者，您在长期关注外国文学作家作品的同时，对中国文学也一直保持着关注并时有谈论和批评性文字，能否就此谈谈您的想法？陈众议研究员（下文简称陈）：谢谢！虽然术业有专攻，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始终应该是中国学者的基本立场，这是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同样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优良传统。我的前辈如冯至、钱锺书、卞之琳、李健吾、杨绛等都是“双枪将”，他们在从事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同时，一直关心和介入本国文学实践。但这个传统逐渐被专业细化和年轻一代、二代同行有意无意地轻疏。如何传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是新时代外国语言文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现实要求。高：的
3、确，冯至、钱锺书、卞之琳等老一辈学者都是中西兼通的，而且他们本身就是诗人或作家。当然您本人也是不间断地在进行创作，而且明年会有两部新的小说作品问世。现在我想问的是，您对“鲁郭茅”“巴老曹”等传统意义上中国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一直保持认同，并对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在其 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抬高张爱玲等人的做法非常不以为然。对此，您能否稍作阐述？陈：对“鲁郭茅”“巴老曹”等现实主义作家的认同主要出于以下考量：每个民族国家都应有自己的经典谱系，因为它是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感的重要基石。当我们吟诵或听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或者“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举头望明月，低
4、头思故乡”（李白）、“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等，鲜有不在内心产生强烈乡情、乡愁的。当我们阅读“鲁郭茅”“巴老曹”时，又怎能不在脑海里出现因国家积贫积弱、多灾多难，人民水深火热、救死不赡而必须奋发图强的家国情怀。反之，当我们将张爱玲、周作人等置于其作品从出的社会历史土壤，又怎能视他们为经典作家？当然，和平年代，茶余饭后权做消遣，拿去浏览无妨，但此类作家作品是不可被视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和经典的。高：夏志清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确没有王德威等人宣传的那么重要，而且其中作者的“西方主体性和非历史化”问题非常突出，对此我也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我在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交的博士学位
5、论文中，也特意指出其中对郁达夫“不怎么爱国”评价的不实之处。据我所知，与对待张爱玲的通俗小说和周作人等人闲情逸致小品文态度不同的是，您对于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几部中国古典名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年第期，第页。一直都非常推崇，那么您认为这些名著对于我们中国的读者和文学研究者可以和应该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陈：是的，我的确比较推崇 红楼梦 等古典文学名著。这些作品恰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重要基因或染色体。简单地说，红楼梦 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等在儒释道之外筑起了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共同体意识 审美价值与侠义精神。用最概括的话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经常横遭批判与肢解，一曰权谋，二曰厌女。问题是
6、我们能简单地用当代女权主义思想去苛求古人吗？再说美西方至今还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间耍权谋，甚至阴谋，而且无所不用其极。此外，男权主义固然不好，但并非古代中华民族之专属，而是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封建社会都会出现的历史现象。而“双典”中虽有不少贱行辱身的女子，但最完美的形象难道不是大乔、小乔和扈三娘一丈青吗？关键是红楼梦进行了拨乱反正，替古来中华女性竖立了丰碑，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而 西游记虽则写唐僧师徒西天取经，但其中充满了侠义精神，它在这方面呼应了“双典”。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名著的审美价值，它们悠然进入我们的集体无意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根基。因此，无论是“四大名著”，还是“鲁郭茅
7、”“巴老曹”，连同 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是我们必须认真继承的丰饶遗产。当然，这种继承必须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并创造性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唯有如此，它们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当今和未来，也才能更好地为中外文化交流、人心相通提供良好的介质。诚然，迄今为止，我们的文化赤字依然存在，即使像夏志清、马悦然那样的汉学家也大抵不曾看好 红楼梦。我想，要让世人客观公允地平视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恐怕还得仰仗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高：对于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讨论颇多的“世界主义”与“世界文学”，您似乎一向不太看好，认为是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在对这些话语的界定中发挥着主要和根本
8、性作用。而对于歌德倡导的“世界文学”理想，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研究者大都持肯定和赞扬态度。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呢？对于马恩在 共产党宣言 中预言的“世界的文学”，您又如何理解？您认为他们也是在期盼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吗？陈：歌德对“世界文学”的言说并非毫无意义，但其中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他甚至过早地断言“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作家们应为其努力，且不必在意自己民族的文学。大意如此。但马克思、恩格斯并不相信这种基于理想主义的世界文学，就好比他们不相信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他们在 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当资本完成了地区垄断、国家垄断之后，必然要追求国际垄断。一旦资本实现国际垄断，那么资产阶
9、级必然会以自己的方式重建世界（包括一切物质和精神产品）；同时，由于国际市场的建立，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性质“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的态度显而易见。因此，在我看来，歌德的“世界文学”愿景就像孔子的大同理想，是针对“礼崩乐坏”的一种感喟。当然，大同理想并非毫无意义，但它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可简单并置。因为这中间横跨两千多年历史，尤其是在近现代，其中的间性恰恰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百年奋斗历程。类似情况在“实事求是”的意义演
10、化中同样存在。譬如从汉书 至朱熹再到毛泽东思想，同样一个“实事求是”，其意义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又譬如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三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再譬如英文共产主义（）和大多数西方语言中同一词汇一样，其拉丁词源都是“”也即公社、共同体或大同社会，所异的是无论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孔子的大同都充满了乌托邦色彩，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催生和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及在此基础之上的中国模式。类似例子很多。此处补赘。高：的确，自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愿景以来已过去近年了，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文学”仍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少数国家的文学，而且主要集中于西方经济上较为发达的几个国
11、家。当今所谓的“世界文学”其实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陈：是的，这个问题非常突出。对于“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话题，我们首先要看它们的所指，以及言说者的立场和方法。举例来说，我所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有一份刊物世界文学，它最初是由鲁迅和茅盾创刊的，曾名译文。鲁迅和茅盾当初的宗旨很明确：力所能及地译介世族裔文学专题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卷，人民出版社，年，第页。界一切民族尤其是被那些压迫民族的进步文学。立场使然，他们并不以美西方作家为主要指向，更不以美西方作家马首是瞻。由是，译文（或世界文学）更注重介绍反帝反殖民主义文学，当然也不排斥美西方文学。于是，“世界文学”的版图是相对均
12、衡的，既有西方文学，也有亚非拉和大洋洲文学。与此同时，除了歌德的理想主义怀想，还有另一种以西方文学为主要出发点和目的地的“世界文学”。高：那么，对于文学和文化领域“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类说法您怎么看呢？陈：关于“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个命题，人们大多将其归功于鲁迅。鲁迅的原话是：“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可惜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大抵不以为然。”（致陈烟桥）然而，我不妨就此进行一番逻辑推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符合逻辑，但似乎并不合乎实际。反之，“民族的不是世界的”或“
13、民族的并不一定是世界的”，倒听起来像悖论，譬如白马非马。本来，世界是民族的总和，民族的当然应该是世界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世界是谁？是所有国家吗？非也。在很大程度上，古来及至现在的所谓世界实际上只是美西方。在这个由美西方掌握主要话语权的时代，大多数民族正不同程度地面临两难选择：顺之，可能被化；逆之，可能被灭。看看最近二三十年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命运当可得出结论。因此，“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说法理论上虽然成立，但在事实上和实践中却并非真的如此。例如，上世纪亚非拉国家或谓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不正是针对美西方殖民主义的一次还击吗？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的所作
14、所为或可称之为资本发展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它的主要特征是殖民主义的形成，譬如大英帝国就曾使资本的野蛮特征变得更加鲜明，尽管理论上西方文化界并不这么认为，除却少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至于美国，从温斯洛普登陆北美至今，它几乎没有停止过战争和杀戮。其文化本质上服从于资本，背后是资产者的经济利益。这种文化一方面高举早期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另一方面则将非西方国家描绘成“愚昧”“落后”的“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主义借此完成了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摧毁与重建。当然，重建是用坚船利炮或当代颜色革命向非西方国家强制性地输送西方模式。高：法国学者卡萨诺瓦在其文学世界共和国中提道，在不同的
15、历史时期，在政治疆域之外，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世界共和国”的问题。这个国度以其作家所属地域的文化和经济繁荣程度而有其中心、次中心和边缘的问题。对此以及美国学者达姆罗什本世纪初期以来所倡导的“世界文学新建构”话题，您怎么看？陈：从文学的角度看，卡萨诺瓦、达姆罗什们关于“世界文学”的指涉多少继承了歌德的理想主义情怀。譬如达姆罗什这样说：“最近几十年文学理论的细化已经减少了理论跨越时间、空间和文化界限的应用性。理论分析越是想复杂，文化差异就会越加明显地突显出来。尤其在处理非西方的素材时，欧洲的理论术语是否具有优越地位还不十分清楚，而今天的文学理论家必须警惕，不要再次造成文化 政治霸权的
16、失衡。”但另一方面，他们何曾拿中国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理论来言说“世界文学”？即使偶有涉及，也只是蜻蜓点水、装装样子。盖因文学终究是生产力和社会存在的产物，它的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譬如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或和律诗）、成年的小说（或和传记）。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自也，它是从马克思关于希腊神话的界定推演的。同时，当西班牙成为古罗马之后第一个日不落帝国时，也便有了“宁可不懂上帝的语言，也要掌握西班牙语”这样的说法。尔后，当法国崛起时，全世界“上流社会”又争先恐后地学习法语。再尔后，当英国和美国崛起时，英语也便成了“国际语言”。它们的文学顺势占领国际市场，成为强势文化工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和话语霸权不言而喻。由此，我认为“世界文学”的时代暂时不会来临，我也不希望看到它的来临。这不仅出于保护文学文化多样性的诉求，而且也是在国家、民族消亡之前捍卫各自向心力和认同感的正当守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是无原则的妥协和绥化，它必须建立在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之上。如此，反对不平等的“世界文学”，也即反对资本的国际化和非理性。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这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