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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或超越_关于乡土的终极书写_丛治辰.pdf

上传人:哎呦****中 文档编号:2738586 上传时间:2023-10-13 格式:PDF 页数:6 大小:1.82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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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南方文坛2023.2Southern Cultural Forum一、极在有生后记里,胡学文表示自己长期以来都想写一部家族百年的长篇小说,对此痴梦,断难割舍。他做到了。有生以皇皇五十六万字篇幅,写出的其实何止是家族百年,那更是乡土百年。如不少论者早已指出的那样,有生堪称是一部中国北方乡村的百科全书。为此,小说在一半左右的篇幅里安排乔大梅充任叙述者。乔大梅是20世纪的同龄人,她生于1900年8月。在她出生那天,她的父亲刚刚从一场小规模的饥民暴动中死里逃生。四年之后,这位乡村锢炉匠因官司失去了房屋和土地,携家带口游荡在村落之间,然后在1910年的中原大旱中不得不离开豫东老家,往单县投亲。途中,他的

2、妻子亦即乔大梅的母亲死于难产,只剩下相依为命的父女二人。他们在单县只待了两年便北上京城,因为父亲奢望把乔大梅送进宫廷做锔匠。然而,这已经是1912年,清朝结束了。两人在已近京城的高碑店才得知历史和他们开了这样大一个玩笑,机缘巧合之下他们继续北上,在张家口附近的宋庄落下脚来。在这里,乔大梅将垦荒、定居、出嫁、接生,度过此后近乎无尽的岁月,而我们也将和她一起目睹父亲死于土匪之手,跟随她穿越在战乱、瘟疫、饥荒层出不穷的察哈尔特区为汉族人、蒙古族人甚至日本侵略者接生,陪伴她经历百余年的岁月沧桑。这是一部刻意将个人、家族、村庄嵌入百年中国历史的小说,显然,今时今日以这样的方式创作长篇小说不无风险。正如胡

3、学文自己业已意识到的,同类书写实在太多了,使这一结构几成俗套。有此自觉仍决意如此,当然不是因为颟顸,有生较之别作确有其独特之处。它诚然也铺展开百余年的时间跨度,但并未像其他类似小说一样,让宏大历史明确而横暴地参与乡村生活。1900年理应出现的义和团拳民,被写成面目模糊的暴动饥民,而如五四运动、中共建党、军阀混战、民国统一、解放战争等,都似乎因为宋庄这爿荒村过于偏远和闭塞,更像是遥远南方或城市里的一点回音。甚至抗日战争、新中国建立和“十年浩劫”,尽管必然对宋庄产生影响,胡学文亦努力不将这影响写得过分戏剧化,而使之润而无声地渗进宋庄的日常生活。有别于红旗谱以阶级斗争重构乡村结构,白鹿原用传统文化再

4、造乡土伦理,亦有别于新历史小说以性、欲望、权力进行的颠覆性书写,在 有生当中,大历史甚至未曾呈现出它明确的逻辑轮廓。胡学文的野心似乎并不在于“百年”,他没有重新建构历史叙述和历史逻辑的诉求,中国近代以来波澜壮阔的百年进程在他笔下仅仅是一个模糊的背景,就如几千年来一直笼罩着乡村的灰蓝天空一样。有生中的历史其实是高度抽象化的,因其抽象,所以混沌,宋庄反而被更加醒目地凸显出来。这大概才是胡学文的鹄的所在:他想要书写的不是具体哪个时代的村庄,而是村庄本身,是无论历史戏台上走马灯般上演过多少兴亡更替,都亘古不变地卧在历史天空下的乡土中国。这样一个宋庄不可避免地带有原型意味和寓言色彩,在此意义上,有生当然

5、可以说是对乡土的一种终极书写。但是寓言之清晰和现代长篇小说的复杂性之间多少存在着一些矛盾。或许正因为此,胡学文要那么精细地讲述乔大梅平淡而具有典型意义的生命历程,并张开了他的“伞状结构”:在乔大梅之外,有生选择如花、毛根、罗包、杨一凡和喜鹊五人为核心人物,讲述与他们有关的故事,穿插在乔大梅的自叙当中。这五个人里,有嗜花成痴的农妇,有生不逢时的猎手,有勤恳厚道的手艺人和买卖死亡或超越:关于乡土的终极书写丛治辰72DOI:10.14065/ki.nfwt.2023.02.007最新文本人,有恪尽职守的基层干部,也有心比天高的外出务工人员;他们是外柔内刚的寡妇,是外冷内热的鳏夫,是情有可原的陈世美,

6、是莫名失足的负心人,也是命比纸薄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他们虽都由乔大梅接生,却性格、禀赋各异,正因为此,倒是共同拼成了一幅斑驳丰富的乡村图景。何况还不止于他们:他们的父母、子女、丈夫、妻子、情人、仇敌、兄弟、邻居,乃至于他们的妯娌和大伯子、同事和陌路人这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站在一起,构成宋庄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织出一张完整的乡土社会结构网络。胡学文本人将乔大梅和另外五个核心人物的关系称为“伞柄和伞布”的关系,而更多论者则认为是“伞柄和伞骨”,其实各有道理。如花等五人诚然是伞骨,但由这五根伞骨绷起来的是紧致结实而五彩斑斓的伞布,共同成就了有生浑然一体的叙事框架。但即便如此,或许仍是不够,无论多么铺张的

7、大网,总有百密一疏的地方;这五个人物,不管怎样具有代表性,总不可能穷尽宋庄的一切。胡学文因此采用了一种冒险的叙述手法。和很多在长篇小说里穿插短篇叙事的作品不同,有生中这五个核心人物,其实并没有任何一个人讲出了完整的故事。在小说结束时,他们最核心的疑惑,最焦虑的症结,统统没有得到解决:如花将如何与钱宝生活下去?她会真的原谅毛根吗?被毛根射死的那只乌鸦确是她的钱玉吗?毛根和宋慧会成为相好吗?毛小根的怪病要怎么解决?在墓旁造屋守护着亡妻的毛根会同意将这坟地转让出去吗?罗包和麦香有没有离成婚?麦香究竟要用什么极端手段向罗包和安敏复仇?杨小凡一直耿耿于怀的养蜂女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到底死了没有?那个不断给

8、他发神秘短信的人又是谁呢?喜鹊要牺牲身体与声誉给黄板的致命一击真能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吗?若她得知当初玷污了自己的正是多年魂牵梦萦的乔石头,会作何感想?乔石头会不会死在喜鹊手里?如果乔石头当真死掉,那么他念兹在兹的伟业,那宋庄发展的美好蓝图,又该如何收场呢?如果小说里只有一两根线头莫名断掉,那或是力不能逮的叙述瑕疵;但这样多的疑问层出不穷,则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素以擅讲故事著称的胡学文为什么执意要在 有生里留下大面积的叙事空缺?我想那和他将宋庄以外的大历史推远的理由如出一辙,不是为了割裂故事,而恰是为了让故事无远弗届。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是封闭的,无论如何丰富,终归有其边界。但如前所述,胡学文的目的

9、根本不在于讲述具体的故事,而是塑造一个原型意义的村庄。在这样的村庄里,故事不过是供事件发生和人物活动的舞台,故事的结局与核心,因此都没那么重要。李浩将有生视为一种“体验”式写作,肯定它“充分尊重迁就生活的多向和多意,让其中的每个主人公都成为自我行为和思想的主体,每个主体都只听从他的心灵之声而不是作家预想的、主题的意志”。吴义勤亦认为:“作家(胡学文)并不为了表达自己的认知去支配人物,借助戏剧化手段去剪裁生活、设置情节。”他们无异于暗示,胡学文拒绝刻意去讲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甚至让这部小说所抵达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作者本人。于是,借由这样的叙事手段,胡学文真正让他的乡土书写成为一种终极书写,因为它

10、无边无际,向着无限敞开。二、终但是,何以如此呢?是什么让胡学文怀着这样蓬勃的野心,甚至不惜在叙事上屡屡犯险,违背常规?执意如此的决心是否也因为某种情非得已的无奈?而如果历史漫漶了方向,故事失去了结尾,是否也有一种可能,是宋庄的历史已然终结,而故事的逻辑本就无从建立?众所周知的是,伴随现代性不断推进,尤其是城市化日益加速以来,乡土世界早已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乡村当然还在,而且变得更新、更好、更现代,却绝不会再是过去那样的乡村。那么,胡学文所熟悉的宋庄,那个中国北方的典型农村,是否还在?事实上,尽管有生当中的大历史已足够模糊,但是从乔大梅到如花等人,面貌之差异、性情之变换仍相当明显。乔大梅的一生不可

11、谓不坎坷,她三次嫁人,九次生育,反复面对中国历史的苦难时刻也无一例外是中国农民最艰难的关头但她却始终表现出足够的坚韧与清醒。她的精神是健康而厚实的,情感是敏锐而爽利的,无论对大旺还是白礼成,甚至那个身份可疑的于宝山,乔大梅都表现出足够强大的爱的能力。可到了如花等人这一代,他们的精神似乎多少都带有一些病态。他们或是深爱而不能为世俗所容,或是麻木而堕入情欲73南方文坛2023.2Southern Cultural Forum的歧途,或是因怯懦犹疑而居无定所,或是因心中有愧而惶惶不安,即便是喜鹊这样强悍的女子,也终因过分强悍而近于疯狂。和乔大梅健旺的生命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无论如花和钱玉钱宝、罗包和

12、麦香,还是喜鹊和黄板,他们的生育都出现了危机。罗包非婚生子,破坏了乡村伦理,这个私生子也因此处于性命威胁之下;毛小根那不可餍足的食欲和在城市灯光下才能入睡的怪病,俨然是乡村对城市且爱且恨的隐喻;至于杨一凡,小说只谈其妻而未涉其子,似乎对于一个已经离开乡村的人而言,孩子是无所谓的。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向我们昭示着乡村的后继无人。而在这几位核心人物之外,宋庄还有一些虽然身处不同历史时期却彼此颇为相像的人物。譬如李富和钱庄,他们都是那种心思深沉又踏实肯干的典型农村能人。然而,尽管乔大梅的被污似乎总让人疑心和李富有些什么瓜葛,较之钱庄,李富还是要显得厚道多了。又譬如宋品这位基层干部,在过去大概可算是乡绅

13、钱广万一般的人物,但即便钱广万都懂得对引渡生命的产婆乔大梅表现出几分尊重,宋品却敢于在近乎被奉为神明的祖奶身侧行苟且之事。古老的伦理在这位乡村掌舵人心里已然淡漠;而颇为讽刺的是,一旦他走出宋庄便威势全无,连一个修摩托车的小老板都敢对他吹胡子瞪眼。如果将乔大梅视为乡村的象征,那么其实从小说开篇,胡学文便已承认了古老村庄行将消逝的命运。乔大梅出场时便已濒于死亡,此时已被尊为“祖奶”的她不过是一个躺在炕上不能说也不能动的植物人,常年陪伴她的除了一个三心二意的麦香,便只有那莫须有的蚂蚁。乔大梅对蚂蚁实在是太熟悉了。在离开老家虞城投奔单县的路上,母亲因难产而死在血泊之中,“一只蚂蚁不知从何方窜过来。走走

14、嗅嗅,在被母亲的血染过的沙土前停住。又有一只,两只很快变成一群。灼烫的沙土竟没把蚂蚁烫死。先是黑蚂蚁,接着是白蚂蚁,红蚂蚁,密密麻麻,浩浩荡荡。蚁群在母亲细瘦的胳膊、隆着的小腹及翻卷着血污的双腿间爬窜寻嗅”。这构成乔大梅关于死亡的最初记忆。七年之后,当乔大梅在下身的隐痛中醒来,看到她的父亲同样死在血泊之中,而让她格外“惊骇的并不是被血浸透又干结的血衣,也不是父亲苍白的脸,而是在他胸前奔窜的蚂蚁大军。红的黑的白的,每只都带着腾腾杀气”。那不能不让她想到母亲,想到“蚁群是母亲派来的,要把父亲带到她身边”。蚂蚁,和中国的农民一样,数量众多、群居生活并劳作不休,但是在有生中,却总是如影随形地和死亡联系

15、在一起,实在耐人寻味。整部小说里,乔大梅都如死人般躺着,感觉到蚂蚁在她的身上乱窜。“蚂蚁在窜”,“蚂蚁在窜”,如此焦虑的无声呼喊不时打断乔大梅的回忆,打断她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就像是死亡始终笼罩在这部小说的叙述之上。而蚂蚁窜得最凶也最让乔大梅难以忍耐的时候,是她的孙子乔石头在向她倾诉那个他自鸣得意的计划他要收走村民们的部分耕地,将整个垴包山承包下来,然后在半山腰建一座气派的祖奶宫。乔大梅在这狂妄的蓝图里听到的不仅是她个人的死亡,而且是整个乡村的死亡,乡村赖以存活的耕地资源与谦逊品格,从此都将烟消云散。那意味着古老乡土的真正终结。乡村生态的本质变化,必然造成乡土书写的困境。李敬泽在评价有生时,即指

16、出胡学文写作的难度所在:“如今,乡土世界面临着巨大变化的考验到胡学文写作时,失去宏大叙事的支持。面对社会巨变,很多东西在瓦解的时代,面对乡土写作,有着巨大的难度。”这或许才是有生中的故事往往有头无尾,而胡学文亦不得不将20世纪以来的大历史从宋庄推远的真正原因。在这里一切自足的故事都显得可疑,却又被一次又一次讲述;而尽管未经更新的宏大叙事,已无法令人信服地将今天的乡村装进特定逻辑,作家们却还是一再尝试,让那些看似自圆其说的乡土往事愈发显得虚假。产生于商业化消费城市的现代小说,舶来之后与乡土中国结合,居然孕育出一脉强大的乡土书写传统。但这传统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挽歌的气息,无论是质询还是怀旧,鲁迅、沈从文等现代小说家笔下的乡村,始终在现代性的威胁之下显得遥远而萧索。当代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准则,让农村题材小说焕发出蓬勃生机,实则书写的是一个被现代化蓝图规划和改造的乡土。但在现实中尚未被完全驯服的乡土文明顽强地从规定性的叙述间隙不时闪现,在新时期之后再次召唤出书写古老文化的热情。尽管我们其实很难分辨那些被注入了传统乃至于蛮荒气质的作品,究竟是在寻找文化之根,还是74最新文本在想象文化之根,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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