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4 总第四OO期1936 年 12 月底，朱自清在准备中国文学评论课程讲稿的同时开始写作学术论文诗言志，这也是他所构想的系统性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工作的起始部分。这篇文章最终以 诗言志说 为题发表于1937年6月闻一多主编的 语言与文学 中。继 诗言志说后，朱自清又陆续写成了赋比兴说诗教说诗正变说三篇相关文章，围绕诗及其注疏、评价体系中时常出现的关键概念展开论述。至此，朱自清理想中的批评史写作已初具雏形。四篇文章经修改后编为一册，总题为 诗言志辨。1944 年底，朱自清为这部论文集撰写自序，对其诗学研究思路和成果做出了阶段内容摘要：长期以来，学界对诗言志辨的探讨基本围绕朱自清在古典学领域的治
2、学方法展开。而在朱自清的思想意识中，古典学术与“现代生活”始终存在密切关联，“现代”立场本身决定着国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与核心样貌，这一点在他围绕“诗言志”等话题的诸般论述中得到体现。考虑到诗言志说与近几十年来“抒情传统”论述的内在联系，或许诗言志辨及各相关文本还应被放置在更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考察其特征与意义。分析 诗言志辨 各篇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可以发现朱自清“言志”观中“政教”与“抒情”因素的交错颉颃及其与朱自清文学史观念、解诗手法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以此为“前史”通向海内外学界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与“抒情之现代性”的讨论，探究两种学术脉络的呼应与分歧，对不同文化环境中文学研究方式的延续和嬗
3、变过程做出某一维度的呈现。关 键 词：朱自清 诗言志辨 言志正变比兴抒情传统作者：孙慈姗，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孙慈姗抒情、政教与“现代生活”从“诗言志辨”到“抒情传统”微信公众号165Feb.2023文明叙事与世界想象青年学人专刊 二 O 二三年 第二期性总结。可以看出，诗言志辨 诸篇从构思、写作到修改成集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横跨朱自清 1930 年代中期至 1940 年代的治学经历。在 1948 年追念朱自清的文章中，李广田指出，朱自清从事“批评工作”的两种基本态度，一为“历史的观点”，一为“现实的观点”，前者便以诗言志辨为代表，其旨在“勤搜讨”而“无成见”，后
4、者则要求在学理性的批评工作中呈现自身的时代认知与立场选择。在李广田看来，朱自清 1940 年代后期的文学论述将“现实”的观点渐趋突显。尽管强调两种观点过渡历程的“自然”与“合理”，这样的二分法也仍旧是稍嫌简单的认识方式。需要仔细辨析的或许是“历史”与“现实”、“求是”与“致用”两种观念的联动在朱自清文学学术研究中的具体特征及意义。事实上，朱自清的古典学术研究始终具备着自觉的现代意识。在 1926 年写作的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中，朱自清即针对“国学外无学，古史料外无国学”的学术研究倾向，指出“现代生活”亦有待被纳入学术研究范畴，以“国学”为名的中国学问无疑应当包含“现代的材料”，而“即使研究古
5、史料，也还脱不了现代的立场；我们既要做现代的人，又怎能全然抹杀了现代，任其茫昧不可知呢？”在 1946 年为新生报 语言与文学副刊撰写的发刊词中，朱自清再次强调虽然刊物以登载语史学和文学史论文为主，却“不以古代为限，而要延展到现代”，从而发掘“语言和文学在整个文化里的作用,在时代生活里的作用，而使古典跟现代活泼的联系起来”，这是语言文学研究及教学工作最为根本的任务。在这一方面，朱自清可谓身体力行。具体到诗言志辨系列文章，在为“诗言志”等概念厘定其基本含义与演变轨迹的同时，朱自清也通过“考据之学”的方式对“现代”的文学特征、解诗范式、社会文化面貌，乃至“现代生活”本身的特性做出了持续性的观察与反
6、思。由此，研读诗言志辩就不应仅仅从学理层面入手探讨其选取材料、论述逻辑及基本结论的是非正误，更应在中国诗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学术脉络中，注重传统与现代、域外与本土、国学与文学，以及更为深层的情与道、公与私、诗与史等结构关系及其交互作用，对学人研究方式的多重影响，并对塑造了一代学者治学心态、方法的文化语境做出更为全面的理解。进一步，考虑到文学学术的延续和变迁，则还可由朱自清的“诗言志”观延伸开去，对近几十年来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海内外学界以“诗言志”等古老范畴为线索对中国文学之“抒情传统”的发掘、建构，对“抒情”一事的判断、定位与理解做出某种维度的反思。“言志”：吟咏情思与施行政教在诗言志辨中，
7、诗言志说一篇完成最早、修改最多。而“诗言志”也是朱自清所构想的规模更为宏大的文学批评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概念线索。诗言志说开篇对“志”的含义稍加文字学方面的辨析，而其论述重心集中在春秋至汉代典籍对“诗”之出现场合、应用方式的记载。同许多学者一样，朱自清对“诗言志”的解释从广为引用的尚书 尧典出发：166 总第四OO期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在朱自清看来，尧典的这番说辞包含了两重含义，一是诗以言志，二是诗乐不 分。具体到第一点，朱自清引说文对“诗”的解释及杨树达、闻一多的论述，说明“诗”的本义即是“志”，并认同将“志”在尧典成书时期的基本意义解释为“怀抱”。结合
8、所引 左传 昭公二十五年子产与子太叔关于“六志”之对话的上下文语境，朱自清指出此时的“志”“怀抱”总与“礼”不可分，因此也就离不开“政治”与“教 化”。至此，“诗言志”最为核心的意义已然得到明示，而“政治与教化”也成为整部 诗言志辨的关键词。在 1944 年写作的诗言志辨序言中，朱自清也做出了相应的概括，指出从先秦文献的记载到诗传笺系统的发挥，“诗言志”“诗教”及相应“比兴”“正变”等范畴的归结“都在政教”。就具体实践活动而言，所谓“献诗陈志”包含了贵族子弟对在上位的“大夫君子”言行及“一国之事”的评议，而“赋诗言志”则是在外交场合申明“诸侯之志”“一国之志”的方式，是一种交际酬酢的基本礼节，
9、也可以有实际交涉的“具体的重大作用”。而用于酬酢的赋诗在言一国之志的同时也未尝不包含着赋诗人之志，体现着他的为人。这也就意味着赋诗者、听诗者能“以微言相感”，于揖让间“观志”“观人”，不仅能从所赋之诗中判断国之“盛衰”，还可识人之“贤不肖”，从而“言志”也就延伸出“表德”的意义。循此思路加之春秋战国时期教育体制的变化，“诗言志”又逐渐生长出“教诗明志”的意涵，而这里的所谓“志”便着重在个人修养。从“赋诗言志”到“教诗明志”，诗言志说 呈现了春秋以来 诗 之形制、作用，以及用诗、解诗人身份位置、具体职能的演变。而在此过程中，诗的主要功能总不出“政教”，这便是朱自清为“诗言志”一语确定的中心意涵所
10、谓诗言志，简而言之便是在作诗、用诗、解诗等活动中发挥诗的政教功能。朱自清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实则并不复杂，值得注意的是其对文献资料、前人论述的采择与吸纳，以及处理与“政教”意涵不甚相符的诸多论述时的态度与方法。从诗言志说的数十条注释可知，朱自清对先秦诗之用途的归纳大量参考了同代学者的论述，其中，顾颉刚相关研究对朱自清的影响似乎颇为深切。某种程度上，朱自清的诗言志论可以视为对顾颉刚 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诗经的厄运与幸运等文章的进一步推衍发挥。两人依据的是基本相同的文献资料。顾颉刚指出“诗经是为了合于种种应用而产生的”，如献诗陈志、赋诗言志等活动乃至诗乐分离对诗之功能、解诗方法的影响，在顾颉刚这里
11、都已明确出现。然而，朱顾二人的论述立场有所不同。顾颉刚的立论重心在于驳斥汉儒、宋儒的解诗方法此即所谓诗经所遭遇的“厄运”，更进一步，则是要肃清“战国以来对于诗经的谬说”，从而在推翻前说的基础上试图指示诗在其产生语境中的原初意义与职能，有如拨去乱草而还原古碑之真面目。而朱自清的论述意图则在考察“政教”说发展变迁的全过程，并自觉在古典诗学与现代解诗方式之间建立关联。在这个意义上，从孔孟解诗到后学注疏，都应当被视为“诗言志”意义建构过程的关键环节加以分析，而非推翻。167Feb.2023文明叙事与世界想象青年学人专刊 二 O 二三年 第二期从春秋战国以降的文献记载与解诗论述中，朱自清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12、“政”（内政外交）与“教”（学养性情）长期在“诗言志”意念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屡屡出现的“情志一也”等说法，以及“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关系，即“志”被赋予的情感内涵。这也是每个试图厘清“诗言志”言说的学者所要面临的关键问题。与上述“言志即政教”的论述遵循同一方向，朱自清仍从“诗”之形制变化的角度入手解释情与志的关系，提出两条线索：诗乐分家所导致的诗“义”突显，作诗之人的出现与逐渐受到重视。二者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情”“志”意义的相混，甚至“情”占据取代了“志”本身的意涵，诗的功能和特质也就相应发生了改变。从约成于汉代的诗大序中“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
13、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表述开始，情志相混的倾向就初具雏形。到汉以后，辞赋、乐府与文人五言诗的发展共同促成了“缘情”说的产生，它将诗之“吟咏情性”的功能普遍化，并概括了诗在当世的发展趋向。然而，“言志”的政教意味并未消失，其影响力也远远超过吟咏一己性情的“缘情”。朱自清认为在这般文化心态下，相关诗文评论往往用类似“言志”的言辞表达“缘情”的含义，这也导致了“情”与“志”的进一步混合。可以认为，诗言志说的论述意图不止于申明一种政教中心主义的言志观，更在仔细辨析情与志的关系。这与朱自清诗言志论述的直接对话对象有关，这便是周作人的“言志载道”说，在自序中，朱自清对此加以明示：现代有人用“言志”和“载道”标
14、明中国文学的主流，说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文学史。“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现时却变得和“载道”对立起来。周作人于 1932 年所做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提出“言志载道”的文学史循环，从其所尊公安竟陵以及袁枚等人的文学观念看，周作人的“言志”庶几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抒情”，即“人人都得自由讲自己愿讲的话”，也就是朱自清所定位的以作诗人之“穷通哀乐”为本的“缘情”。在最为显见的层面，朱自清以“志”的政教内涵为依据提出言志即载道，便是反驳了周作人的立论，然而若缺乏对“志”之抒情面向的解释，则这类驳论的偏颇之处恐怕将比原论更为明显。而针对“志”之含义的变迁，朱自清的论述实则
15、十分审慎，间或不无犹疑之处，这从诗言志说前后的修改中便可见一斑。朱自清在自序中特意指出诗言志说几乎“重写了一遍”。相较而言，修改版对情志关系的论述更为曲折细致。修改版将大部分“抒情”替换为 文赋中的“缘情”，而“抒情”的概念直到论述近代文学面貌时才正式出现。如果说，原版“抒情诗”等词汇在描述汉以来某类诗歌面貌时体现出研究者与现代诗学主张鲜明的对话意识，那么，“诗缘情”的范畴则更具本土性与历史感。而以“缘情”与“言志”的表里关系为基点，修改版反复强调了言志的政教含义根植于看似以情为主的文学体式中。如原版直接指出“以诗抒情”的意念发端于楚辞，而修改版则在发掘这类诗的缘情属性时申明屈原等“士大夫的穷
16、通出处都关政教”；而对于白居易的新乐府之作，原版认定其多为“抒情的诗”，修改版却引白居易“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168 总第四OO期发明之则为诗”的说法，指出他理想中的“诗言志”简直是“诗以明道”，而其道“却只是政教”。此外，修改版加入明清公安竟陵派诸人及袁枚等“文坛革命家”关于发抒性灵之诗的论述，细化了言志向缘情变迁的本土脉络。尽管如此，朱自清仍强调“抒情”概念以及相应的“情”的特质的外来性。在西方文学抒情观引入并于中国现代文坛占据核心地位以前，“言志”之“传统”（也即政教）意义的影响力远远大过“缘情”。诗言志说的直接对话对象虽是周作人“言志载道”的文学史观，但若将目光拓展开去，在朱自清创建自身“诗言志”论说的阶段，以“抒情”诠释诗言志的意涵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文坛共识。许多文学史著述及批评言说都将“言志”定位为情感表达，进而以此阐明中国文学的特质，或为以情为本的文学观提供佐证。如傅更生出版于 1946 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通论便将“诗言志”的基本意义界定为“申论文学之所由起与感情宣泄之途径”，并以其为“文必主情”的依据，进而排斥文学“忠君爱国，劝善惩恶”的政教作用。而林庚的中国文学史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