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年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 第期 （）：商周铜器铭文纪时方式及对历史散文的沾溉陈芳兵，李山（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摘要：商周铜器铭文纪时方式的发展呈现出清晰的脉络。殷商铜器铭文纪时受甲骨卜辞影响较大，周朝损益殷商纪时方式，确立了纪时单位“由大到小”排列的新表达模式，并在不同时期表现出鲜明的特征。西周初期和春秋战国之交，铜器铭文纪时先后出现两次较大的变动。第一次是统治者主动进行的历法革新，第二次是铭文纪时在历史环境中的被动调整。铜器铭文纪时中呈现出的整体性意识、线性意识与记事重于纪时意识，为编年体历史散文的问世和发展提供了必要准备，铭文纪
2、时单位和表达方式也为编年体历史散文所借鉴。铜器铭文的纪时意识和纪时表达共同影响着后世历史散文的创作，塑造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角度，具有重要的文学和文化意义。关键词：纪时方式；变化原因；历史散文；文化意义作者简介：陈芳兵（），女，河南汝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先秦铜器铭文文学研究；李山（），男，河北高碑店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纪时书写是商周铜器铭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各种因素影响，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征。前辈学者对此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多致力于历
3、法考察或铭文纪时词语含义的探究。王晖、林甸甸、叶正渤等学者关注铭文纪时方式，或侧重考察铭文纪时与早期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或归纳西周铭文纪时特征，但均存在一定的缺憾。本文拟通过梳理商周不同时期铜器铭文纪时方式，分析其变化原因，挖掘铭文纪时中蕴含的思维意识，揭示其对历史散文的影响，以期认识商周铜器铭文纪时方式的自身价值、文体贡献，以及文化意义。一、商周铜器铭文纪时特征商周青铜器中包含纪时书写的铭文虽占少数，但它们反映了早期人们对时间的认知和纪时方式的萌芽，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独特风貌，是后世纪时表达的雏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以下从纪时语言和纪时方式两方面，对梳理所得约 多篇商周青铜器纪时铭文分别加
4、以分析：首先，殷商铜器铭文纪时语言和纪时方式受甲骨卜辞影响较大。殷商铜器铭文多于文首纪日，以天干地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陈梦家等在相关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参见叶正渤：金文月相纪时法研究，学苑出版社，年，第 页。王晖 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 指出铜器铭文中的“纪年”现象，是编年体史书记事方式的萌芽。（王晖：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林甸甸在此基础上提出“纪日用语”的确立与早期历史叙事间的演变关系。（林甸甸：“纪日用语”与西周早期叙事方式的萌芽，文学评论，年第期。）此二人的研究成果虽涉及铭文纪时考察，但侧重阐释铭文纪
5、时与历史叙事的关系，未进行文体贡献、文化意义等方面的探究。叶正渤 略论西周铭文的记时方式 对铭文纪时方式进行分类，但其探究局限于西周时期，成果有待进一步提炼和完善。（叶正渤：略论西周铭文的记时方式，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年第期。）商周铜器铭文绝大多数不纪时，在包含纪时表达的铭文中还有少量仅纪年、仅纪月或者仅纪日的表达现象，因其未能展现对纪时单位的排列，故统计时均未计算在内。支标示具体日期。对月份和年份的表达，或兼而有之或只纪其一。以“月”为纪月单位、“祀”为纪年单位，均使用数字标示具体月份和年份，置于文末。纪时方式承袭甲骨卜辞，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纪时单位。如 宰椃角（殷周金文集成 ）的“庚
6、申才六月，隹王廿祀羽又五”，其行文思路与殷墟卜辞的“癸未卜，争贞：旬亡祸？三日乙酉夕，月有食。闻。八月”颇为相近，另有 小臣俞尊（集成 ）、小臣邑斝（集成 ）、四祀邲其卣（集成 ）等约 篇铭文，均可作如是观。该现象直至西周早期铜器铭文纪时中仍然存在。其次，西周铜器铭文继承先周语言习惯，对殷商纪时表达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周人保留殷商纪月和纪日方式，革新纪年单位，改“祀”为“年”，加入月相这一新纪时模块。具体来说，西周铭文承袭殷商使用数字标示具体年份，该手法后演变成铭文纪年的绝对主体表达。如 庚嬴鼎（集成 ）的“隹廿又二年”、作册睘卣（集成 ）的“隹十又九年”等 多篇铭文。但康昭时期出现以事纪年的新
7、表达，即以该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为纪年标志，但数量相对较少。如 旅鼎（集成 ）的“隹公大保来伐反夷年”，鼓罒每簋（集成 ）、作册卣（集成 ）、士上盉（集成 ）等约 篇铭文均使用这一新的纪年方式。月相是以月亮变化情况代表所记时间在一月中的大致区间。西周早期出现较多的是“既望”，有少量的“既生霸”“既死霸”，中晚期月相词使用逐渐多样化。上述铭文纪时语言在整个西周时期较为稳定，仅铭文纪时模式有所变动。成康时期的铭文纪时模式表现出新旧杂糅的特点，仍保留有浓重的殷商痕迹，是纪时表达的过渡状态。具体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在“从小到大”顺序纪时后加入月相，表现为“日月月相”。如 保卣（集成 ）的“乙卯才二月既望
8、”，约有篇铭文属于此类表达。二是在纪时后又保留殷商文末纪年的习惯，表现为“月日年”“月月相年”。如 作册析觥（集成 ）的“隹五月隹王十又九祀”，何尊（集成 ）、大盂鼎（集成 ）、小盂鼎（集成 ）、作册析尊（集成 ）等篇均属该纪时类型。上述两类纪时方式在西周中期已极为少见，中期仅有 五祀卫鼎（集成 ）、吴方彝盖（集成 ）等极少的殷商遗民铜器铭文仍以“月月相日”纪月纪日并于文末纪年，是殷商遗民习俗的偶尔表现，并非普遍现象，至西周晚期则基本消失。纪时单位“从大到小”排列模式，代表西周铜器铭文纪时的新变。它兴起于西周早期，中晚期数量迅速增加，分别为 例和 例，远多于早期的 例，是两周时期最主要的纪时方
9、式。该模式使用“隹”作为纪时标志，统领纪时要素。各纪时单位按照“从大到小”顺序组合，多使用“月月相日”或“年月月相日”的形式，另有一些“月日”“月月相”的变体。西周晚期纪时方式与中期纪时模式差别不大，仅不同阶段组合要素略有差异。但晚期铭文纪时更趋成熟和统一，其变体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在类型上都已大幅减少。其中“月月相日”的纪时模式贯穿整个西周时期。如 员鼎（集成 ）的“隹正月既望癸酉”，又如 公鼎（新收）的“隹八月初吉丁丑”，公贸鼎（集成 ）、昌鼎（新收 ）、伯鲜鼎（集成 ）、晋侯对鼎（新收 ）、南宫柳鼎（集成 ）等 多篇均属于这一类型。其中尤以西周中期数量最多，有 多篇。“年月月相日”的纪时表
10、达流行于中期和晚期。如 庚赢鼎（集成 ）的“隹廿又二年四月既望乙酉”，师酉鼎（新收 ）的“隹王四祀九月初吉丁亥”，伯大祝追鼎（新收 ）、史伯硕父鼎（集成 ）、吴虎鼎（新收 ）、大鼎（集成 ）、兮甲盘（集成 ）等约 多例铭文均是对此类纪时表达的展现。除此之外，在“从大到小”纪时模式的变体中，“月日”集中出现于西周早期，类似纪时铭文约有 篇，以 寓鼎（集成 ）的“隹十又二月丁丑”，中鼎（集成 ）、善鼎（集成 ）、仲中父簋（集成 ）、伯庶父簋（集成 ）等为代表；“月月相”多出现于中晚期，如 伯吉父鼎（集成有学者认为以“祀”纪年，意思是以经历周年的宗庙祭典表示一年的时间。殷周金文集成 以下简称 集成，
11、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 以下简称 新收，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 以下简称 铭图，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 以下简称 铭续。李圃：甲骨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的“隹十又二月初吉”，倗伯鼎（铭图卷 页）、师秦宫鼎（集成 ）、格伯簋（集成 ）、邓公簋盖（集成 ）等近 篇铭文属于这一纪时模式。其他如“年月日”“年月”或“年日”的纪时铭文数量过少，不再赘述。再次，春秋时期铜器铭文纪时多沿袭西周，仅局部表达有所调整。战国时期纪时语言和纪时方式均发生较大变动。多数春秋时期铜器铭文保留西周纪时语言和表达形式，仅部分铭文出现“吉日”等新月相词语。春秋晚期，铜器铭文出现四季纪时。如 昭王之
12、即鼎（铭续卷 页）的“隹正孟春吉日唯庚”，乐书缶（集成 ）、越王者旨於睗钟一（铭图 卷页）等属于这一类型表达，但仅有例，是铭文纪时新要素的萌芽。战国时期铭文纪时的语言表达发生较大变化。铭文纪时单位于“年”之外，还出现“岁”和“祀”。如 陈纯釜（集成 ）的“陈犹立事岁”、盦章鏄（集成 ）的“隹王五十又六祀”，陈喜壶（集成 ）、公子土斧壶（集成 ）等 篇铭文均属于该纪年类型。纪年和纪月在保留数字标识基础上，分别出现以事纪年和新的纪月词汇，但数量相对较少。其中，以事纪年与西周初期表达大致相似，以 鄂君启车节（集成 ）的“大司马卲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公孙潮子钟五（新收 ）、子禾子釜（集成 ）等约篇铭
13、文较为典型；新的纪月词汇亦属个别现象，如“夏属之月”“冰月”等。战国时期多数铜器铭文纪时不再记载月相。与上述变动较大的纪时语言相比，春秋时期纪时方式承袭西周，较为稳定，仅战国时期有所简化。比较而言，春秋时期主要流行完整纪时模式，该模式继承西周铜器铭文“从大到小”纪时方式，对各部分纪时要素详细记载，多数采用“月月相日”表达形式。例如 庚儿鼎（集成 ）的“隹正月初吉丁亥”，叔原父甗（集成 ）的“隹九月初吉丁亥”，陈侯鼎（集成 ）、伯辰鼎（集成 ）、以邓鼎（新收 ）等近 篇均是这一纪时类型。另外，约 例铜器铭文以“月日”方式纪时，如 晋姜鼎（集成 ）的“隹九月丁亥”，叔液鼎（集成 ）等。另有极少量以
14、“年月日”“月月相”等变体纪时，大致不出西周纪时模式。战国时期盛行简约纪时模式，约有 篇，是当时铭文纪时的主要形式，该结构不再进行纪时模块的完整表述，铭文纪时极大简化，对年、月、日等纪时要素仅择其一或其二进行记载，如 十年陈侯午敦（集成 ）的“隹十年”，商鞅戟（集成 ）的“十三年”等。要之，殷商时期铜器铭文纪时受甲骨卜辞影响，纪时单位按照从小到大顺序排列。进入西周，经过早期多种纪时方式共存发展后，中期逐渐形成“从大到小”排列纪时单位的统一样式，从而稳定流传下来。春秋时期铜器铭文继承西周纪时传统，重视纪月，较少纪年，春秋后期月相逐渐消失，开始记载四季。战国时期铭文主要纪年，甚少辅以月、日记载，十
15、分简洁。二、商周铜器铭文纪时变化原因商周铜器铭文纪时方式在西周早期及春秋战国之交先后经历过两次较大变化。第一次变革主要集中于月相模块的增加和纪时单位顺序的调整，是统治者主动进行的历法变革；第二次变动主要体现在纪时模块的简化和纪时语言的新变，是铭文写作受社会环境影响进行的被动调整。具体分析如下：第一次变化源于周初历法革新。逸周书周月解 明确记载西周统治者在建国初期进行过历法改革，“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自夏焉。是谓周月，以纪于政”。这一革新表现在铭文纪时方式上便是月相模块的加入和纪时顺序的调整。月相纪时不见于甲骨刻辞或殷商铜器铭文，而源自先周部族纪时传统。先周卜骨中已出现
16、月相，周公庙“肜祭”卜辞记载“五月哉死霸壬午”，月份、月相及干支俱全。又如先周卜骨“隹十月即亡咎”（：），不少学者认为“即”便是早期月相记载。西周初期，统治者在制定历法时将月相引入并逐渐推广。深究周人月相意识，可能源自其农耕观察。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人们认识时间多以太阳月亮作为直观稳定的参照物。太阳东升西落，表示一天昼夜更替。月相阴晴圆缺，代表一个月时间轮回。其实，月相变化是地球公转产生，是地球在绕太阳轨道上运行，月亮受光面与地球夹角变化导致。而地球公转对耕作影响巨大，春耕、夏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三秦出版社，年，第 页。耘、秋收、冬藏及二十四节气无一不是源自地球公转。因此，长期农耕文化浸润中，周人积累丰富的物候经验，将月亮变化作为四时变动标杆，通过对其标记以期更好认识时间、指导农事。故西周在纪时中加入月相词语，以便对所纪时间进行更加形象的界定。周初统治者调整纪时顺序，将“由小到大”殷商纪时范式变为“由大到小”的西周样式。“由大到小”的纪时模式早在先周卜辞中就已出现。周公庙“肜祭”卜辞的“五月哉死霸壬午”，及周原甲骨 ：的“八月辛卯卜”均予以印证。由于文献缺失，尚无法确知该范式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