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藏族文化外译与藏学发展研究周鹤李正栓（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石家庄 ）摘要中外藏学发展与藏族文化外译密切相关，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外部动力，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知识基础。本文将藏学发展背景下的藏族文化外译分为三个时期：前藏学时期（世纪前）、藏学形成和发展时期（世纪初到 世纪中叶）、藏学兴盛时期（世纪中叶以来），并梳理了藏族文化外译的历史脉络，总结了不同时期藏族文化外译的主体、内容、方法等方面的特征，以期为今后藏族文化外译及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关键词藏族文化外译；藏学；“走出去”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引言藏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藏族文化外译
2、也是中华文化外译的重要子课题，为推进藏族文化外译事业，译者及研究者都必须较为清晰地认识其外译路径或轨迹，以仓央嘉措诗歌英译为例，它“是沿着藏学家在藏学领域的著述翻译与诗人在文学世界的介绍说项两条主要脉络进行的”。“藏学领域”和“文学世界”是藏族文化外译的两条主要路径。由于“翻译研究盛行惟文学思维”，藏族文化外译研究同样偏重考察文学元素和“文学世界”的外译路径，较少论及宗教、学术、艺术等文化外译，“藏学领域”的外译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或遮蔽。王宏印、王治国、荣立宇等学者已在国内外藏学发展的背景下阐述过藏族文化外译活动，但藏学领域中仍有大量翻译现象和史料未得到关注和挖掘，研究难以由点及线再及面，
3、也无法回应藏族文化外译的独特性。事实上，藏学发展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藏族文化翻译和传播的历史。因此，探析藏学发展与藏族文化外译的关系，并对中外藏学发展背景下藏族文化外译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概述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中外藏学发展与藏族文化外译密切相关，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外部动力，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知识基础。藏学是汉学园地里的一朵奇葩，世界各国汉学的发展都有赖于对中国文献的细读和翻译，汉学家“翻译行为受相关汉学研究活动影响显著”，藏学同样如此。近年来，汉学发展与翻译的深层关系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万雪梅、杨柳、黄卓越、陈吉荣、何碧玉（）、袁丽梅等学者都就“汉学翻译”“汉学家翻译”或“汉学家译者”等议题
4、开展了相关研究 。早在 年，方志浵就将西方汉学家划分成了两派：“考证派”和“翻译派”，强调翻译派的“贡献比考证派实为宏大”。例如，“俄国的汉学研究成就几乎主要是由翻译构成的”，到 世纪后期“才形成翻译与研究并重的格局”；在法国，“从仅仅依赖书面材料的 世纪老一辈学者到随着法国的殖民扩张而出现的田野研究者，再到精通某个学术领域的现代汉学家，翻译总被看成是研究的基础或者说研究的终极目标”；英国剑桥汉学家也“在汉学研究、典籍翻译与科学翻译方面不拘一格”，形成了独特的历史传统。西方藏学脱胎于西方汉学或东方学的母体，“发端于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企图，从情报搜集、一些具体问题的研讨，逐步走向学科研究”，翻
5、译活动同样在藏学学科化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藏族文化外译及研究不能忽视其与藏学发展的内在关联。一、藏学发展背景下的藏族文化外译分期他国关注西藏、进入藏区、研究藏族文化的肇始和步调并不一致，但在研究方法、内容、目的或总体进程上大致相似。藏学家杨公素认为，国外藏学发展的历程最早“可以上溯到 世纪上半叶”，真正肇端于 世纪中叶的匈牙利人乔玛（，），壮大于 年后。格勒也认为国外藏学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可以上溯到 世纪上半叶”，“第二阶段至少从匈牙利的乔玛进入藏区算起”，“第三个阶段始于 年”。两位藏学专家的划分基本一致，可见，国外藏学发展三期说为学界普遍接受，但国外藏学发展的不同
6、阶段对藏族文化的研究重心和译介形态有所不同。在第一阶段，“外文藏学文献以外国探险家、传教士所撰写的考察记、探险录和游记为主”；在第二阶段，西方藏学家根据 世纪初“西方人盗走的大量文献和文物进行研究”，“以研究藏族历史、文献、宗教、艺术、语言为主”，为研究而开展的翻译急剧增加；在第三阶段中，国外藏学侧重对西藏的“现实研究”，且文学、学术等翻译比重逐渐增加。中国作为藏学之乡，现代学科意义上的“藏学”反而姗姗来迟。虽然“藏学”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被明确提出，但国人对藏族文化的记载或研究活动已持续千年之久，尤其是 世纪 年代以来，有过不少关于国内藏学发展分期的探讨，具体如表所示：表国内
7、藏学发展分期学者观点杜永彬三期说：古代藏学或藏学的萌芽阶段（远古 世纪）、近代藏学阶段（世纪 世纪中叶）、现代藏学阶段（世纪 年代以后）桂华三期说：古代藏学（年以前）、近代藏学（）、现代藏学（）冯智三期说：古代藏学时期（隋唐 世纪中期）、近代藏学时期（鸦片战争新中国建立）、现代藏学时期（新中国建立以后）王启龙邓小咏八期说：萌芽时期（）、创立时期（）、艰难发展时期（）、新生时期（）、沉寂时期（）、复苏时期（）、繁荣时期（）、成熟时期（年以后）桂华、杜永彬和冯智提出的中国藏学发展“三期”大致和国外藏学发展的“三期”一致，即古代、近代、现代藏学，差异在于每个学者对时期分水岭的认定。若从藏族文化外译的
8、视角出发，古代和近代藏学的分水岭，无论是鸦片战争还是 年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外译的主 年第期（总第 期）民族翻译体及内容并未产生巨大差异，因此都可以笼统地划分到“世纪”；而近现代藏学的分水岭，无论是新中国成立、西藏和平解放，还是 年以后，时间都非常切近，可用“世纪中叶”来进行统摄。因此，本文将国内外藏学发展背景下的藏族文化外译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前藏学时期（世纪前）、藏学形成和发展时期（世纪初到 世纪中叶）、藏学兴盛时期（世纪中叶以来），且搜集和整理了大量散见于中外各类藏学史研究著述中有关藏族文化外译的记载及部分史料，涉及中、俄、英、法、美、德、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国，并总结了不同时期藏族文化外译的
9、主体、内容、方法、目的等方面的特征，勾勒了藏族文化在中外藏学发展进程中的外译轨迹。二、前藏学时期（世纪前）的藏族文化外译早在两千余年前，西方已通过各种间接资料形成了对西藏的初步印象：“黄金国”“基督教王国”“食人生番”等 ，为新航路开辟之后西人设法踏足西藏埋下了一定心理预期和集体意识。外译主体从 世纪开始，西方传教士或探险家就开始在藏区传教或游历，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其中，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先行，俄国和英国后来者居上，美、法、德等国则是在 世纪后半叶才踏足西藏。这一时期中西方探险家、传教士等所撰写的探险录或游记是藏族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载体，他们是传播藏族文化的主体和主导力量。他们并非现代学
10、科意义上的藏学家，但却是西方藏学发展的先驱。例如，葡萄牙传教士安东尼奥德安夺德（，）和马科斯（，？）早在 年就到达了西藏的札布让（现札达县），是有史料可考的最早进入西藏阿里地区的西方传教士，他们“在西藏古格地区收集的情况，当时通过许多信件刊印发表，公诸于众，这给西方介绍了许多有关西藏的知识”。此后，耶稣会传教士德西德里神父（，）于 年进入拉萨附近的色拉寺，成为第一个学习藏语的欧洲人，他写了四卷本意大利文的 西藏纪事，并将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立者宗喀巴（）的 菩提道次第广论译为意大利文。外译内容关于西藏的游记作品、书信、报道等在西方各国之间不断被翻译，激发了西人的无限想象和征服欲望。整体而言，在此
11、阶段，直接外译的藏族文化较少，译介内容局限于宗教或史地文献，这是由于早期入藏西人的藏语言能力欠缺、藏族文化常识匮乏以及入藏的非学术目的。该时期入藏西人的主要工作是大量搜集交通、经济、政治、宗教、自然资源、风俗等多方面的情报资料，尤以俄国为胜，客观上为 世纪及以后西方藏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藏族文化的翻译奠定了资料和信息储备基础。三、藏学形成和发展时期（世纪初到 世纪中叶）的藏族文化外译在 世纪，西藏对西人的进入仍然保持着高度戒备和排斥。因此，西方对西藏的研究主要依托文献资料，翻译成为掌握藏文、理解藏族文化的关键手段。整体而言，国外藏学在一个多民族翻译 年第期（总第 期）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翻
12、译为重”到“译研并重”的转变。与此同时，清末以来，列强侵略下的国人边患意识加强，研究西藏的意识也逐步增强，中国藏学从其他人文学科中分离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藏、汉民族的藏学家，如更敦群培、喜饶嘉措、才旦夏茸、毛儿盖桑木旦、多吉杰博、张怡荪、任乃强、法尊、李安宅、王森等，他们开始关注并汉译国外藏学研究著述，却鲜少外译藏族文化及中国藏学研究著述。外译主体该时期藏族文化的外译主体是传教士、殖民军官、学者、旅行家、中国藏学家等。和前藏学时期相比，传教士藏学家仍是主要力量，如俄国藏学“文献收藏和典籍翻译”的优良传统就是由传教士藏学家传承的，他们翻译了 西藏王统记 印度佛教史 如意宝
13、树史 布顿佛教史 青史 安多政教史 玛尼全集 格萨尔等一批藏文史籍，施密特（，）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殖民军官、学者等藏学家群体随着侵藏步伐的加快而不断壮大，英国侵藏急先锋奥康纳（，？）、美国外交官柔克义（，）等就是典型例子，其翻译活动多服务于殖民侵略和文化渗透，译者对文本的主体操控意识较强。奥康纳在英国第二次侵藏期间，搜集、整理并翻译了 西藏民间故事（犉 狅 犾 犽犜 犪 犾 犲 狊 犳 狉 狅 犿犜 犻 犫 犲 狋，），他篡改故事，丑化藏汉官员形象，为英国侵藏造势，意图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该时期学者的研究活动也多受殖民国家政府资助，匈牙利藏学家乔玛受雇于英国政府研究藏族语言文化，于
14、年出版了 藏英词典和 藏语语法，并以学术型而非诗译形式英译了 萨迦格言（犃犅 狉 犻 犲 犳犖 狅 狋 犻 犮 犲狅 犳狋 犺 犲犛 狌 犫 犺 犪 狊 犺 犻 狋 犪犚 犪 狋 狀 犪犖 犻 犱 犺 犻狅 犳犛 犪 狊 犽 狔 犪犘 犪 狀 犱 犻 狋 犪，），首创了“”一词，成为欧洲藏学的肇端。随着 年英国第一次侵藏打开了西藏门户，进入西藏的旅行家较前期有所增加，他们对西藏的记载、描述和翻译活动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国旅行家、藏学家大卫尼尔（，）在 世纪初撰写的多部游记和研究著作使她在西方藏学界炙手可热。中国藏学家译者开始崭露头角。于道泉在 年注释并翻译（汉译和英译）的 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
15、嘉措情歌，在国内外汉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开启了中国藏学家外译藏族文化的先河。外译内容从藏族文化外译的内容来看，藏族宗教、史地等典籍翻译是 世纪西方藏学工作的重点。在西方藏学形成初期，以俄国为代表的传教士和殖民者都认识到，政权与教权联合“是藏传佛教区别于其他佛教流派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要征服西藏，必须先认识其思想土壤 宗教。绝大多数国家在其藏学形成之初，都以宗教文化翻译和研究作为重要切入点。即便到了 世纪末，如韩国汉学形成之时，其藏学著作依旧“大部分以佛教译著为主”。俄国是最早对藏传佛教产生兴趣的西方国家之一，该国藏学家奥贝尔米勒（，）翻译了藏文的 印度佛教史，并根据 翻译名义集编译了 佛教
16、术语词典；美国藏学之父柔克义的藏学研究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对藏文佛教经卷、汉藏文古代历史地理文献的翻译和校注”。进入 世纪后，随着藏学家个人研究兴趣的不断拓宽，藏族古典文学如仓央嘉措诗歌、格萨尔、米拉日巴道歌、传统藏戏等也逐渐进入了研究或翻译的视阈，例如法国藏学家富 年第期（总第 期）民族翻译科（，）不仅翻译宗教文献，还于 年出版了 金言集，书中选译了萨迦班智达的 句格言，首次将 萨迦格言部分内容译成了法文。此外，藏医等科学内容也受到了初步的关注。研究和译介内容的多样化是藏学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必然结果。外译方法从藏族文化传播和外译的模式或方法来看，虽然该时期传教士、旅行家等的书信、报道和游记等创作形式依旧风行，但节译、摘译、编译、改译等成了当时主要的翻译形式；此外，西方藏学家的民族志翻译、中外藏学家合译等模式也开始出现。编译、摘译等方法的采用，多由于早期藏学家缺乏对藏区的实地考察和体验，只能从各种文献中摘取内容，编写相应的历史、地理、宗教等研究著述。从本质而言，是通过翻译、再重组或编辑的手段使藏族文献史料摇身一变成为西方藏学家的研究著述。例如，俄国传教士瓦西里耶夫（）是俄国第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