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媒介批评 第十四辑ME D I A C R I T I C I S M新媒介学理“被困在算法里”的写手、读者与网络文学平台 对网络文学平台与用户之间结构性矛盾的反思高源摘要:我国的网络文学创作在正当性得到承认、用户不断增加、影响力日益扩大的同时,也面临着更新字数内卷化、创作题材类型化以及作者读者关系“饭圈化”的困境,这些困境导致了内容质量的下滑、抄袭维权的困难和举报的滥用等问题.矛盾的背后,是平台对利润的攫取和对责任的回避,平台借由算法,以流量倾斜规训作者,以偏好推荐分割读者,又以数据表现为标尺,衡量内容的产出,这种行为也暴露出了平台“技术中心主义”以及只注重当下利润增长,缺乏对长远发展思考
2、的短视问题.不过,面对这些问题,用户也开始通过具身实践对平台的算法进行自下而上的再造,这种积极的尝试也在提醒着平台重新认识人与技术的关系,以免在企图困住他人之时,也被算法困住.关键词:算法;网络文学;拟像化;粉丝经济“被困在算法里”的写手、读者与网络文学平台 引言我国的商业化网络文学肇始于 年起点文化公司的成立,发展至今已经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社科院统计,年,我国网络文学用户总规模达到 亿,占网民总数的.与此同时,海外受众以及海外创作者也在进一步增加,网络文学甚至成为我 国文化输出 的窗口之一.在发展的过程中,网络文学平台规模的扩大、网络写手创作作品的增加造就了网络文学的“繁荣”
3、,然而在繁荣之下,平台与写手之间的极不平等的地位正隐藏着一系列结构性的矛盾,这也是依托平台进行营利活动的个体经营者与平台之间的普遍性矛盾.当下,平台掌握着算法,将所有用户都裹挟其中,在“算法工业”之下,写作由个人的生命体验变成了算法引导的一套集体智慧的实践.算法提取了读者与作者的共同合意,在创作实践与阅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网络文学平台的各种被称为“套路”的固定创作范式,而在“套路”的宏观范式之下,又会存在“萌点”等微观的、“二次元”式的写作技巧.诚然,从文学的角度上,这些可以称得上是欲望的文学化,也是一种文学形式上的发采薇:“中国网络文学 年”国际高峰论坛在湖南长沙举行,中州学刊 年第 期,第
4、 页.北京日报客户端,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Z世代”为网络文学带来新气象,h t t p s:/b a i j i a h a o b a i d u c o m/s?i d&w f rs p i d e r&f o r p c 黄杨:网络作家文化自觉意识的崛起与网络小说海外传播,当代作家评论 年第期,第 页.剌森:平台经济领域中算法协同行为的治理机制研究,经济问题 年第期,第 页.日 东浩纪著,禇炫初译: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大鸿艺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日 东浩纪著,禇炫初译: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大鸿艺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邵燕君:
5、网络文学的“断代史”与“传统网文”的经典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年第期,第 页.明,同时,“套路”的出现,也与网络文学的“金字塔生态系统”相辅相成,成为网络文学生产的强劲助力;但“金字塔生态系统”背后,并不是一个“野蛮生长”的文学森林,在网络文学平台上,看似人人都拥有发表的自由,但这些自由都掩藏在平台营利机制的规训之中.虽然对于头部创作者而言,他们的作品通常具有超越性的意义,而一些研究也会将此作为依据,认为网络文学导向的创作纪元是充满光明的.不过个别不等于一般,如果不能正视平台与作者、作者与作者、作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广泛存在的矛盾,无法看到作者在被异化为“数字劳工”过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
6、问题,仅仅沉浸在网络文学在数据上,尤其是在“I P经济”中优秀的营利表现的话,就会无可避免地坠入“动物化”的危机当中.一、从“创作者”到“计件工”:绩效规训下的数字劳动行为(一)从“正反馈”到“签约”:“流量倾斜”的“温水煮青蛙”对于网络写手而言,写作行为表面上看是个人化的,然而作者的创作行为并不是自由的,因为平台掌握技术资本,拥有制定算法的权力,作者与平台之间的关系便天然地存在着不平等.尽管平台并没有明确规定作者一定要遵守某些行为,但在平台根据算法制定的绩效激励机制面前,作者的“坚持自我”常常受到严峻的挑战.第一重挑战就来自是否签约之间的区别,虽然创作这一行为既可以是游戏也可以是劳动,因此对
7、于网络写手而言,营利并不是所有人的第一目的,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哪种行为,都必然会投入时间成本,且都带有获得正反馈的预期.通常情况下,签约的作品会获得平台更多的引流,从邵燕君:网络文学的“断代史”与“传统网文”的经典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年第期,第 页.王鑫:算法批判与人机社会想象,探索与争鸣 年第期,第 页.邵燕君:网络文学的“断代史”与“传统网文”的经典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年第期,第 页.陈龙、孙萍:超级流动、加速循环与离“心”运动 关于互联网平台“流动为生”劳动的反思,中国青年研究 年第期,第 页.陈进波、孟伟:谈文学创作的反馈机制,兰州大学学报 年第期,第 页.“被困在算法里
8、”的写手、读者与网络文学平台 而获得更高的数据表现,由于资源投入的差异,对于同一本作品来说,是否获得引流推荐,其差别是悬殊的,更多的点击、互动作为写作过程中的“正反馈”,会给作者更大的满足感;同时,这也在警示着那些认为自己可以“用爱发电”,不需要从写作过程当中获得经济利润,因此不与平台签约的作者,让作者在比较的过程以及同辈压力之下,选择进入签约写作的“名利场”.当作者跨过“签约”这道门槛之后,作者的身份就会发生改变,从以个人意志为主导的“自由作者”,变成与平台利益绑定的“数字劳工”.不同平台的签约规则不同,但一般情况下,平台会给出分级式的签约方式,这些签约方式里,与平台绑定越紧,对自己的版权等
9、权利让渡得越彻底,就越会得到平台的资源倾斜,例如起点会将推文的力度与作者的签约深度挂钩,最浅程度的签约得到的帮助几乎跟没有签约相同,而如果是深度合作,那么每天增长的粉丝数甚至可达上千.在签约这个过程中,作者与平台之间形成了一种“供应商与分销商”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的是,作者作为供应商,其讨价还价的能力非常弱,即使是一个平台的头部作者,其意志对于平台而言也并不重要,毕竟对于任何一个平台而言,作者的数量都是数不胜数的,因此单个作者通过与平台之间的谈判,要求平台给出更加优厚的待遇,显然是不可能的情况.另外,作者与平台之间的签约又常常会形成一种“虚拟的平等”,严格意义上来说,两者之间并不构成雇佣关系,
10、劳动法的条款在作者与平台的问题上能起到的作用非常少,作者究竟需要付出多少劳动时间也并不可考,未成年的签约写手究竟是否算作“童工”仍没有定论.在这样的“平等”中,写手,尤其是未成年的写手实际上属于弱势群体,但在维权方面,这些“弱势群体”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保护.(二)“全勤”激励下的“拟像创作”:高强度更新的“潜规则”作者签约之后,需要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更新字数.作为唯一可以控制的指标,在合同当中,都会有对更新数量的最低要求.不过,平台对作者工作量的真实期望通常更加隐晦,往往寓于“内卷化”的竞争和“同辈压力”以及蒋淑媛、黄彬:当“文艺青年”成为“数字劳工”:对网络作家异化劳动的反思,中国青年研究
11、 年第 期,第 、页.对读者偏好的规训之中.在各个平台中,越是能贯彻“日更万字”的“全勤”作者,越会受到编辑的青睐,其甚至会作 为卖点之一,出现在对文 章的宣传中.对于读者而言,这带来的是一种即时满足,在习惯于这种即时满足之后,作者如果“断更”,即使只断更一天,都会流失相当数量的读者,而如果更新字数多,则无疑成为吸引读者的“法宝”.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的更新字数甚至出现了“内卷”的现象,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高强度的更新甚至成为平台的“潜规则”.或许平台本身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强迫劳动”,但当“日更万字”成为一种常态时,很难说平台毫无责任.高强度的更新意味着作者本身只有在保持较快的写作速度
12、时,才能够维持正常的更新节奏,一旦作者的灵感出现枯竭,这一更新速度就得不到满足.因此,新手作者签约时,编辑就会向其推荐模板化、套路化的写作方式,这种方式将需要整体构思的故事拆成了由不同“萌”要素组成的单元,在数据的引导之下,读者的喜好可以清晰地由各种指标量化,例如在人物角色的拟定上,人物的衣着、发式甚至行为举止、生活习惯都会遵循着一定的规律,体现着一些较为成熟的、受欢迎的元素.这种模块化的写作更类似于一种“拟像”的创作,其背后是作者长期受到平台压榨的残酷现实,也是读者在长期即时满足之后的“动物化”趋向.这一问题派生出来的,是抄袭的乱象以及维权的困难.在文本书写个人独特生命体验的年代,抄袭是相对
13、好辨识的,然而现在即使出现相似的元素,也并不能认定这就是抄袭,毕竟,由于在各个地方出现得过多,甚至编辑也鼓励作者如此创作,一些文本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刻板印象”类的“梗”.甚至作者起诉进行维权,请第三方专家做出鉴定,也并不能真正打击抄袭行为.另蒋淑媛、黄彬:当“文艺青年”成为“数字劳工”:对网络作家异化劳动的反思,中国青年研究 年第 期,第 、页.蒋淑媛、黄彬:当“文艺青年”成为“数字劳工”:对网络作家异化劳动的反思,中国青年研究 年第 期,第 、页.日 东浩纪著,禇炫初译: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大鸿艺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日 东浩纪著,禇炫初译: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
14、日本社会,大鸿艺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日 东浩纪著,禇炫初译: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大鸿艺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被困在算法里”的写手、读者与网络文学平台 外,由于抄袭变得更加隐蔽、更加容易,又因为抄袭者不需要对情节进行过多的思考,其更新速度比原创作者更快,在“更新为王”“计件创作”的当下,网络写作也呈现出“劣币驱逐良币”的状态.抄袭的泛滥和原创得不到保护的问题,使得权益受到侵害的作者和作者粉丝都深受其扰,有时为了维权,作者或者粉丝会自发地制作“调色盘”,即把文本中的相似语句、情节用同样颜色标注,公布在网络上,以此来说明对方确实存在抄袭的问题.但依旧是由于相似元素过多等问题,这种
15、调色盘也会被一些作者利用,用来诬陷其他写手.这些写手未必真的是抄袭者,但由于元素相似带来的暧昧性,加之抄袭维权困难的情况,作者的粉丝往往对抄袭普遍抱有一种“义愤”.在情感补偿的驱使下,无论当事人如何辩解,都很难摘掉“抄袭”的帽子,并有可能遭到作为“网络警察”的作者粉丝的网络暴力.(三)“竭泽而渔”式管理导向的创新困境作者高强度、高情感付出且难以维权的劳动所得报酬与劳动本身不成比例,一方面,由于平台方对作品版权的“买断”,作品所创造的利润中,作者能拿到的只有稿酬的一部分,这是作者所受到的第一次剥削;而另一方面,作者写作的行为是没有时间边界的,在这种“计件工作”的现实之下,作者为了保证更新,经常会
16、付出八小时以外的劳动,但这些劳动都是不可见的,这又是平台对于作者的第二次剥削.在这种剥削的情况下,作者的平均工资并不高,在网络上分享“高收入写作经验”的作者之所以如此之多,是因为网络平台写手的基数本身就比较大,只要有一小部分作者能获得高薪,就可以造成“该行业是高薪行业”的假象.在内容生产平台上这种情况也较为普遍,“为高薪所吸引”和“在低薪中挣扎”,正是大部分平台经济中个体经营者的写照.然而对于平台而言,大基数的内容创作者往往带给平台一种拥有无穷无尽廉价劳动力的错觉,加之网文的生产机制,新的头部作者缔造的“创作神话”似乎也可以一再地被复制.但平台本身并没有意识到,之所以可以在这样的肖映萱:数据库时代的网络写作:如何重新定义“抄袭”?,文艺理论与批评 年第期,第 页.肖映萱:数据库时代的网络写作:如何重新定义“抄袭”?,文艺理论与批评 年第期,第 页.管理方式之下依旧保持内容创作的“繁荣”,是因为目前的管理方式暂时还未透支作者的产出能力.但平台必须意识到,作者即使现在并没有被彻底透支,但写作不同于机器生产,是一个边际成本递增的过程,对于一个作者而言,从日更三千字到日更六千字的困难程度,要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