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 25 卷 第 4 期2023 年 7 月科技管理学报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Vol.25No.4Jul.,2023 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与与与与与与与与与创创创创创创创创创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态态态态态态态态态 文章编号:1008-7133(2023)04-0045-13“互联网+环境规制”能否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张 倩,林映贞(大连理工大学 商学院,辽宁 盘锦 124211)摘 要:运用 DEA-SBM 模型测度了中国 285 个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及其分解项
2、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规模效率水平,进一步构建动态 GMM 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环境规制及“互联网+环境规制”的耦合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及其分解项的影响。结果显示:研究期间,中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呈现平稳增长态势,但整体水平偏低,仍具有较大改善空间。从全国范围来看,互联网对绿色经济效率及其分解项的影响显著为负;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及其分解项的影响具有一致性,均表现为先扬后抑的倒 U 型传导路径;“互联网+环境规制”的耦合作用显著促进了绿色经济效率及其分解项的增长。分区域样本显示,互联网、环境规制及“互联网+环境规制”的耦合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及其分解项的影响呈现出区域非均衡特征。关 键 词:互联网;环
3、境规制;“互联网+环境规制”;绿色经济效率DOI:10.16315/j.stm.2023.04.009中图分类号:F 124文献标志码:A收稿日期:2023-05-1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A084);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7CJY009)作者简介:张 倩(1986),女,讲师,硕士生导师;林映贞(1995),女,硕士研究生.2022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2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外形势和持续反复的疫情冲击,全国各地区坚持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保持改善态势,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但全国 339 个地级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
4、量未达标比率仍占 37.2%,进一步推进绿色经济发展迫在眉睫。发展绿色经济已被认为是减少污染物排放、节约能源与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1。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为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据第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截至2022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为 10.67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5.6%,线上办公用户规模达 5.40 亿,网络绿色消费用户占网络购物用户总体的 22.30%。可见,互联网技术已成为助力无纸化线上办公、绿色消费等场景的重要引擎,更好地将绿色经济理念转变为切实可行的实践。另外,绿色经济发展离不开有为政府,设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是
5、实现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但环境规制所引致的“遵循成本”效应2和“创新补偿”效应3分别给企业发展带来了显著成本压力或经济激励,进而对绿色经济发展产生抑制和促进双重效应。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号召下,中国环境规制强度呈不断提高的趋势,那么这种制度安排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扮演着“绊脚石”还是“助推者”的角色呢?有待深入探究。与此同时,“互联网+”时代下,互联网凭借着网络化和共享性特征对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和渗透能力不断增强,“互联网+环境规制”为践行“双碳”战略和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一条新的可行路径。一方面,“互联网+环境规制”将互联网创新成果与生态环境保护进行深度融合,为环境规制
6、的实施创造了一个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治理环境4,不仅推动了生态环境领域技术进步,还强化了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对加快环境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互联网+环境规制”能充分发挥交易平台、信息资源集成共享功能,有助于完善排污权交易市场,有效缓解环境规制的“遵规成本”效应,进而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在此背景下,中国能否借助“互联网+环境规制”赋能绿色经济增长,越来越成为学术界和决策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将探讨互联网、环境规制及其耦合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为中国经济绿色转型发展、“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有益思路。1 文献综述绿色经济首次在绿色经济的蓝图中出现,其主张建立一种
7、使环境和经济相互影响、在彼此可承受的范围内协调发展的经济5。绿色经济效率作为衡量绿色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学术界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效率测算和影响因素两方面。在效率测算方面,多数研究运用 DEA 模型测算考虑了环境因素这一非期望产出的绿色经济效率:如林珊珊等6基于 DEA-undesirable outputs 模型测算;刘章生等7运用 Super-EBM 模型测算。在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7、经济集聚8、环境规制9等因素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诸多影响因素中,环境规制作为环境管理的一项重要手段而被学者们广泛关注,而探讨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还未形成统一定论。其中,范丹等9的研
8、究发现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省份绿色经济呈现非线性影响,超过一定阈值后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廖文龙等10研究发现,市场型环境规制中的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国省份绿色经济增长;周晓光等11基于空间视角实证考察了中国省份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发现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一定程度时会抑制本地-邻地的绿色经济效率。综上,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尚未明确,这增加了两者研究关系的难度。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正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着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影响。目前,相关文献多是探讨互联网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所产生的经济效应12-13。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进一步考察了互联网与
9、全要素生产率14、创新效率15、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以及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其中,李金林等1研究表明互联网发展能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刘强5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提升中国城市经济绿色效率。此外,许宪春等16以货车帮、滴滴出行等大数据平台为例,发现大数据的开发利用为中国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途径。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推出一系列“互联网+”战略,“互联网+环保”“互联网+绿色生态”等网络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17,对绿色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鲜有学者基于“互联网+”视角去探讨“互联网+环境规制”耦合作用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温馨等18探讨了互联网和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对中国
10、省份能源效率的影响;韩艳旗等19探讨了互联网和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这些文献虽不是考察“互联网+环境规制”耦合作用对中国城市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对本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例如,韩艳旗等19研究指出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提升了环境污染信息传播的及时性和广泛性,在环境规制的实施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能够共同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该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互联网和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对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另外,环保相关互联网平台的建设可以将政府部门、企业、公众都整合到平台上,有利于督促政府和企业更好地实施环境规制,为绿色经济建设提供信息支持。事实上,互联网之于生态环境监管的
11、重要性也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2021 年国务院印发的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出要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这进一步证明探讨“互联网+环境规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那么,“互联网+环境规制”能否有效提升绿色经济效率呢?鲜有学者围绕此展开详实的实证探究。现有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思路,但仍存在着部分局限:第一,现有文献多是探讨互联网、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独立影响,割裂了“互联网+环境规制”的耦合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利于揭示“互联网+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间深层次联系,影响评价互联网及环境规制效应的准确性。第二,相关研究多是采用中国省份和企业层面数
12、据,针对地级市互联网、环境规制和绿色经济效率的量化测度分析较为匮乏,难以为研究地级市绿色经济发展提供借鉴指导。第三,现有研究在单一视角下探讨了互联网、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却忽略了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分解项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规模效率这一内在路径影响研究,其结论有一定局限性,亟待系统性的分析与论证。鉴于此,本文尝试进行如下补充:在研究视角上,将“互联网+”嵌入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框架,考察“互联网+环境规制”的耦合作用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仅丰富了有关绿色经济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为促进“互联网+环境监管”,构建智慧高效的生态环境管理信息化体系提供科学依据;在研究数据上,将数据延伸至地
13、级市层面,相对而言更具代表性,能针对性地为城市绿色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另外,城市作为现代绿色经济增长的核心,是绿色经济政策落实的主体,选择城市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具有重要意义。在研究内容上,分析互联网、环境规制及其耦合作用对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规模效率作用,以明晰三者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内在作用路径,为释放“互联网+环境规制”的绿色治理效能提供了新路径,为新时代“互联网+”背景下如何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提供新思路。64科技管理学报 第 25 卷2 研究假说2.1 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学术界围绕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 3 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的代表是 Porter
14、等20基于动态视角下提出的“波特假说”,即“创新补偿理论”。该观点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能激发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间接提升绿色经济效率。具体而言,环境规制的外部压力使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成为企业更倾向的“标准动作”21,绿色技术创新所产生的创新补偿收益不仅能抵消遵循成本的损耗,还有助于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共赢”,进而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第二种观点的代表是 Gollop等22提出的“遵循成本理论”。该观点认为环境规制的“约束性”措施增加了企业污染治理成本,挤占了企业用于绿色创新的资源,削弱了企业绿色创新激励,进而不利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第三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
15、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创新补偿”效应和“遵规成本”效应的权衡会导致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产生非线性影响,因此,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方向仍有待检验。本文认为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和“遵规成本”效应同时存在,环境规制实施初期会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增加了企业治污压力,倒逼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节约排污成本,此时“创新补偿”效应占主导地位;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环境成本对绿色技术创新资源造成了“挤占”,“遵规成本”效应大于“创新补偿”效应,最终抑制了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由此,提出假说 H1:H1: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倒“U”型影响。2.2 互
16、联网发展与绿色经济效率互联网可能通过以下途径影响绿色经济效率:其一,互联网的开放性、共享性和实时性等优点缓解了政府以往环境管理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部门借助互联网平台、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创新环境监管和执法模式,推动政府部门信息公开、加强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降低环境污染,从而提升绿色经济效率。其二,互联网发展促进了信息化建设,使得网络用户的信息搜寻更加便捷,增强了网络信息的可获得性,提高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扩大了公众环境权23,也提高了非政府环保组织的环境监测力量,与正式环境规制发挥协同作用对改善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乘数效应。其三,互联网技术所引起的各行业及其产品的非物质化或去物质化特征,将导致商品和服务在既定产出下消耗更少的环境资源,例如,互联网发展促进了居家办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的发展,通勤和工作设施的减少降低了能源消耗和汽车尾气的排放,促进了绿色经济发展。其四,互联网发展能够打破时空壁垒,有助于强化绿色企业生产链之间的联系,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搜寻成本,加速企业间知识、绿色技术和数据信息传播,促进企业实现绿色化转型,进而提升绿色经济效率。另外,互联网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