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2 经济智库“金融衍生”：从霸权主义到全球政治危机金融化资本主义的金融衍生功能，不仅仅表现为金融技术创新，同样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也是资本的疯狂“脱域”过程。在资本金融体系的扩延下，由金融衍生的泛化所导致的金融霸权主义蔓延，直至引发国际政治危机的出现，它以感性的多发事件，不断地向世界提示：资本主义发端于货币向资本的发育，成熟于资本化抽象财富的诞生，危机于抽象财富与有形财富的严重背离1。金融衍生的幻象本质正在于：过度虚拟和无节制衍生带来的生存风险，资本金融的高流动性和无疆界性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壁垒，实现了全球化和自由化的任性。金融资本已大大脱离产业资本而“空转”，资本循环活动仅仅是简单的由
2、到的活动，形成单纯以获取未来价值所有权为目标的独立形态。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 ，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为媒介而赚到钱。”2资本绕开财富创造的潜在因素劳动创造价值，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投机活动，成为一种单纯的“零和游戏”我的得到就是你的失去这就是马克思为我们揭示的资本主义“虚拟经济”的本质。“金融衍生”：马克思关于虚拟经济分析框架的启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世界“双重危机”的存在。一种是“任何普遍
3、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另一种是“特种危机”，它“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金融。”3马克思所谓的“特种危机”就是指当下爆发的金李勇（上海政法学院上海200000）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两种危机的存在，一种是普通形态下的经济危机，而另一种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使工人背负共同债务，更使金融衍生产品横生，最重要的是，金融衍生形成金融霸权以及全球政治危机。关键词：金融衍生；虚拟价值；资本逻辑；金融霸权 作者简介：李勇（1981-）上海政法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融危机。资本主义世界的“
4、双重危机”。金融危机发生在次级贷款的集中爆发以及随后的机构危机之后，一些机构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于外在的政治债务，而没有把分析视角放在金融世界的内在统一性以及其核心要素的相互生成过程中来。在他们的视野中，金融本身就是虚拟的、与现实世界无关的投机活动。钱仅仅是能生钱的工具。人们由于要为危机买单而感受到莫大的痛苦，通过这种心理体验，人们了解到金融不应该排斥经济的社会性，更不应该把金融仅仅理解为一种心理符号。相反，金融体系应该与实体经济血脉相融、共荣共生，而非完全对立。13世纪到17世纪以来欧洲的“圈地运动”，只不过是为了促进资本主义世界实体经济的商品流通而已。与之相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于当
5、时流行的金融创新产品（如票据、金融债券、股票等）的虚拟资本本质进行深刻剖析。他指出，虚拟资本不过是“现实资本”的代表与证书，不过是资本增值并产生剩余价值的途径，这种途径“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4，“现实资本”也不具有“双重存在”与“双重属性”。实体资本的价值是由其对实体企业未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割权力所决定，当实体资本分割未来剩余价值的权力被信用化、证券化之后，实体资本就演化为资本的最新形态“虚拟资本”，虚拟资本不过是实体经济的虚拟化而已。马克思说：“铁路、采矿、轮船等公司的股票代表现实资本，也就是代表在这些企业中投入的并执行职能的资本，或者说，代表股东预付的、以便在这些企业中作为资本来用的
6、货币额。”5于是资本就具有了双重存在与双重价值属性：“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6然而，真正能够实现增值的只能是实体资 113经济智库本而非虚拟资本。虚拟资本的“本金”不过是代表获得收益的“权力证书”，不过是“幼仔（利息）的资本，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7虚拟现象尽管产生于资本运动及其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但同时延伸到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以致延伸到一般流通领域，形成“单纯流通手段的制造”8。从而，虚拟经济构建自身行动法则的未来预案，它以虚拟价值的形式对其尚未创造的价值提供保障，而无视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正如马克思所大量陈述的，资本
7、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力量。“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9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是剩余劳动投入到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人们把自身意志负载在这种强制性的客观力量“资本力量”之上，从而实现劳动社会化。金融资本使这种社会化程度加深，从而进一步把私人财富融到社会关系之中。马克思对此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
8、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10传统资本主义积累活动作为一种整体性活动存在，剩余价值来源于工人劳动并同时通过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实现。而从社会化延伸的视角来看劳动力和资本，金融扩张把商品和流通的各种关系融为一体。更确切地说，正是金融构成这种矛盾：资本通过投机活动或者纯粹“空转”来实现增值，并且资本以多重形式和结果产生相互纠缠的社会债务。通过这种途径，相对独立的政治活动转变为相互依存的政治活动，繁重的债务链条把负债作为生成财富并“再造社会”的基础。工人的“共同债务
9、”。对于一方面仅仅是投机运动，另一方面却是债务的不断提高，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双重运动如何被理解？我们可以从马克思资本论“资本”章节分析商品行为得出结果：劳动支撑资本并使其成为可能，这种思想看似充满类似康德“自在之物”的形而上学性。其实，它却指引我们从本质上理解财富及其“社会关系”本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1财富的生成过程即是人的劳动过程，也就是财富的生产过程。同样，商品包含劳动力才能使商品成为可能。但是单一商品只是巨大积累过程中一点，商品活动应该是人类行为。并且，这种行为生成以交换为基础的现实世界，在这个现实世界中一切都得以“最顽
10、强的现实”12为基础。商品由于可以支配人们的社会劳动而具有某种“谜一般的性质”。其实，商品交换的本质在于它“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13在这种社会关系下，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内在关系通过以抽象劳动为基础所结成的“用生命来生产生命”的关系来表达。14从而，商品构成人与人关系的物质载体与中介。我们可以从上文得出结论，马克思所生活时代可以被命名为“生产者社会”。工人与资本家彼此依靠对方生活，双方构成“对象性存在”关系。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把自身消耗的生命凝结在商品中，同时为这种无所不在的、无法逃脱的商品世界重新修正自身生存方式。社会的共同负债营造的就是
11、这样一个财富不断积累的资本世界。简而言之，在资本不断积累的过程中，以商品数量迅速增长的形式来达到追求财富增加目的，这种行为不断扩大并深化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虽然资本增值依靠这种社会关系，但却否认并排斥这种社会关系，这就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积累过程中所发现的内部矛盾。在“生产型社会”，资本否认其对于劳动的债务以及劳动者意识到自身的“共同债务”构成政治争论。而在当今却有诸多不同。在当代，经济行为表现为多种外在形式，这些行为形成社会结构的再造，同时迎来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以技术为核心标志，现代社会同样逐步进入“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并且“正是这些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
12、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以连续不断的方式影响着我们行动的方方面面的专家系统组成的知识社会”15。然而，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行为的种种当代表现不过是金融行为不断深化的外在表征而已。金融活动范围的扩张不仅在于对人类生存的物理空间的侵蚀，同样深入到人的心灵空间。资本主义被这种“扩张综合症”所推动并不断改进自身存在方式，金融衍生应运而生。金融衍生：从技术逻辑向社会逻辑的追问金融衍生可以作为当代金融技术工具被分析，并且作为一种象征性工具出现在复杂的历史逻辑发展历程中。起初，技术意识包含着金融服务功能，金融衍生通常被理解为一个合同。合同是用来保证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以某种价格进行交易，如“远期合同”。实际上，金融衍
13、生从上世纪70年代才产生，主要表现为“期权、期货、互换合约、远期合约”，以及这些基本金融衍生工具的变异或组合（如MBS、CMO、CDO、CDS、ABX等）出现，并在20世纪90年代才正式交易。不过很快，公开交易的衍生品数114 经济智库量已经超过在双方之间直接签订的合约数量。金融衍生合同的订立并不意味着交易的终止，恰恰意味着交易的不断循环递进，从而使金融空间推向最大化。在金融“杠杆”的作用下，交易者只需支付很少比例的保证金就可以产生巨额交易合同。合约通过金融票据或债券等金融衍生互换产生持续的资金流，其结果必然造成债务的连续循环，直至把金融空间从地方市场扩充至国家市场，从国家市场扩充至全球市场。
14、为了应对金融衍生世界发展的需要，日益复杂的数学模型于70年代初出现。“默顿、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模型”（Black-Scholes-Merton)可以从历史数据估计波动率或由期权价格计算隐含波动率，即可以用来为金融衍生定价。金融衍生工具的层出不穷的出现，更是推动金融活动中技术分析的发展。对待金融衍生活动的不断扩张，数学模型所营造的标准账户资金流保证产生持续的金融业务。但是，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金融资本家利用技术以改善风险；如利用金融技术来计算未来利润、需求总量以及增长结果，这样就使金融衍生市场无所不在。尽管金融衍生产生的抽象价值是“几何级”的，而现实中的财富数量相对却少的多。正如股票那样，全球
15、股市总市值截至到2015年初已经突破73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16。金融衍生在风险中进行交易，同时制造新的风险，它揭示了金融扩张的内在逻辑以及共同债务的社会逻辑。因此，以金融衍生开始的市场使我们脱离社会的基础，而这种基础归根结底是社会而非经济的；是内在的对象性关系，而非外在的因果关系；是一个内在相互建构过程，而不是一个外在“因子”在社会其余部分机械被构建的结果。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使金融从技术逻辑回归社会逻辑。以技术为基础的融资行为充满着同义反复和不确定性，更不用说那些数学模型。“钱生钱”的行为如果不是建立在“劳动创造价值”基础之上，要么是在变“魔术”，要么是在欺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银
16、行制度从私人资本家和高利贷者手中夺走了资本的分配这样一种特殊的营业，这样一种社会职能。但是这样一来，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在当代资本体系中，工具理性的智能化极易引发人们对于技术理性的崇拜。技术理性助推大量金融衍生的生成。这些金融衍生人为制造大量信用产品，并把这些信用产品分成小份，然后打包出售，分流给全世界追求高额收益的投资者。金融衍生作为当代财富的社会形式，充满着魔术般的想象力，同时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当危机真正出现时，社会只会出现对种种金融“乱象”的外在道德解读。这种解读只会从伦理视角来谴责违规者，认为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于通过合理的方式调节技术设置。然而资本主义世界却丑闻不断，伦理主义的道德谴责并无助于纠正以后发生的各种渎职侵权事件。其核心原因在于，伦理主义者无法认识到金融化时代危机与财富社会形式的深度转向相关。当代财富的表现形式已经脱离传统工业化时代的财富创造的“质料因”，而转换为“形式因”的财富。信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财富的特殊变体，它往往衍生出主观想象的对象，金融衍生借助财富创造的主观心理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