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9 月，第5 3 卷第5 期，Sep.，2 0 2 3,V o l.5 3,N o.5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JNWU【文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里情感的公共性维度以海外汉学的研究为中心刘毅青,张欣?（1.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3 2 5 0 0 0;2.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江西南昌3 3 0 0 3 1）摘要：在2 0 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视野中，海外汉学家以情感为中心，建构起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史叙述的“有情的文学史”。对其具体观念、研
2、究立场和相应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反思，可发现他们将情感作为传统、结构及表演展现出公共性的多元面向，呈现出的一种公共性的视角和方法。本文在公共性的问题视域里检视其研究，不仅针对情感的公共性维度作出说明，更意在阐明其研究议题提出的背景和依据，发现其内在的学理机制并辨析其可发生作用的有效范围，以观照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公共性建构问题。关键词：海外汉学；中国现代文学；公共性；情感中图分类号：1 0文献标识码：AD0I:10.16152/ki.xdxbsk.2023-05-016在2 0 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过程中，包含着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审美经验的总结和阐释,其诗学观念和相应的审美范畴也会在叙述的过程中通
3、过作品和观念的选取和分析体现出来，而研究者的评判视角和评判标准会在不同语境下呈现出纷繁态势，这就涉及对其判断标准进行再次检视和考察的问题。“在历史与文学的辩证关系中,解读者的阐释限度应受到相当程度的警惕。”1 夏志清也曾指出：“文学史家必须独立审查、研究文学史料，在这基础上形成完全是自己的对某一时期的文学的看法。”2 3 2 当不同的研究者对他者的判断结果,或是其自身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得出的结论产生质疑和思考之时，便是检视其话语公共性的动因。从文学公共性的指涉方式来看,其意义突进有着两重典型路径。一则是通过一定的语言媒介渠道将知识分子的声音转化为具有影响力的“社会”的声音,进而形成一个新的
4、文化和批评空间，如李欧梵所语之“铁屋中的呐喊”,文学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缔造一种共通的想象，介入公共空间，以此发掘文学借由文字与叙事等建构传导的力量。另一重路径则偏向于内部话语更新的方式，学人通过个体意见表达的方式使其观点进人文学场域，借以影响或改变现有的批评研究标准,这样一种使其话语获得合法性的论辩过程，亦是其追逐公共性的体现。此种多重话语参与文学场域的建构行为，促使研究视点多样化的演进过程，本身也是拓宽文学公共空间、激活文学公共性的有效增益行为。海外汉学家在2 0 世纪中国收稿日期：2 0 2 2-1 1-1 2。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的文献整理与研究”
5、（1 8 ZDA265）。作者简介：刘毅青，温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美学、中国思想史以及比较美学的研究。刘毅青等：2 0 世纪中国文学里情感的公共性维度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或隐或现地体现出公共性的视角、方法和追求，在其“有情的文学史”的书写过程中亦体现出公共性的维度。故而在公共性的问题视域中，探讨情感以不同姿态体现公共性的多元面向及其外围的文化根系，可以对其研究本身进行再次反思和开拓，并观照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公共性建构问题。将海外汉学家2 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具体问题放置在中国的文学公共领域中进行公共性探索，则需对与此议题相关的概念有所理解。一般而言，文学公共性诞生于一定的文学公
6、共领域，因此,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往往影响着生发于其中的文学公共性的表现模式，中国的文学公共领域以及生发于此的文学公共性有着自身的特点。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是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发生的变革,与哈贝马斯所论述的“咖啡馆、酒吧、沙龙”等公共场景不同，中国的公共场域主要集中在“报纸、学会和学校等文化场域”。其中的主体也“不再是朝廷法令或者官场消息的传达工具，而逐渐演变为一种官场以外的社会 声音。”3 4 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参与感与日俱增。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伊始的先驱，多是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和身份，在现代性的语境中，以“美学话语”和“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入世的手段，与“启蒙
7、”和“革命”联系在了一起,现代文学正是在这样一种启蒙与革命的公共空间中建构起来的,因此带有与生俱来的公共性特质。在文学的公共领域内,公共性的实现与个体及个体差异性的存在密切相关。“公共性的重要特点是差异性和共在性的统一”4 ，作为文学研究主体的人,拥有不可剥离的社会性,因而其审美阐释话语虽以个人意见的方式进行表达，但社会历史的因素亦伴随其中,影响其审美判断的立场和方式。因此，作为审美活动的文学研究往往具有一种公共性。“犹在公共权力机关的公共性引起私人政治批判的争议,最终完全被取消之前,在它的保护之下，一种非政治形式的公共领域一一作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前身的文学公共领域已经形成。它是公开批评
8、的场所,这种公共批评集中在自已内部一一这是一个私人对新的私人性的天生经验的自我启蒙过程。”5 1 3 4 基于哈贝马斯的论述，文学公共领域具有公开性、私人性、交流性和批判性的特点，承担建构主体性的功能。此中的“公共性”与“个人性”相关，二者并非隔绝的对立状态，而是相互依存的共生状态，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世界，就像每一个介于之间（in-between)的东西一样，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6 3 4。这个包含着无数个人的公共空间也就意味着无数视角和方面的同时在场，“因为公共世界是一个所有人共同的聚会场所被他人看到或听到的意义来自于这个事实：每个人都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和听的”6 1 3 8。世界
9、如她所形容的“桌子”一样，让人们既聚集在一起，又不至于倾倒在他人身上,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人们在同一空间内围坐周边，从不同的角度分享各自的经验并进行协商，则意味着观念的独立性及输出方向的不同。这便可以推导出公共性的本质是无数视点和方面的交流与沟通。因此，人们在同在情况之下的“个体差异”是公共性得以形成的前提保证。故而公共领域并非生产出全然相同的共识，而是作为一个分歧意见的集合地，诞生于此间的“公共性”也并不指向一个确定结论，而是指向围绕问题对象而展开的多面向探索。自2 0 世纪5 0 年代起,2 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桌子”周围就多了一重域外的声音。夏志清基于“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理念
10、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撼动了尘封已久的现代文学史言说框架；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耿德华的被冷落的缪斯、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安敏成的现实主义的限制等从不同角度显明了文学史某些被误解或被遗忘的角落；王德威、胡志德、米列娜等学者175一、何谓公共性”及“公共性”何为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一一以上海为例，载史林2 0 0 3 年第2 期，第7 7-8 9，123-124 页。176在现代性视角下对晚清及五四文学关系的勾勒；奚密的现代汉诗、耿德华的重写中文以及罗福林的中国报告文学对文类文学史的构建等等,诸多海外汉学家的研究因其独到性和差异性获得参与中国文学公共领域构建
11、的权利。总的来说,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理路是对审美标准差异化思考后提出问题的过程,其直接对象是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思考主体为个体研究者。但研究者初始时期的思考成果，只能呈现为一种对审美标准的个人理解,要想使之成为一种具有影响力甚至改变现有研究标准的话语，则需使其思考成果进入公共领域，获得公共性，这个过程便是阿伦特所主张的公共领域的“自由争胜”4 过程。在此过程中，“有情的文学史”因情感的介人及其对现代性认知的挑战而明显有别于传统文学史。比如，陈世骧、高友工、王德威等学者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建构，以情感穿梭于现代文学“史诗”叙述的“暴力”之中，在“情”与“史”的对话中弥合了历史大一统书写
12、下的缝隙；李欧梵在情感的问题视域中将个体话语、道德伦理、国族愿望及种族主义结构在一起，于“浪漫一代”的文学史叙述中钩沉历史隐而不见的细节；刘剑梅在对“革命与情爱”这一创作主题近百年的历史言说中,发掘情感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游离形态,在情感与革命的互动语境中挑战既定的文学史认知并展现出新的历史视野；李海燕以作为“心灵革命”的情感突人现代中国的社会想象，情感以感觉结构的方式塑造情感共同体并推进主体认知，使文学史的叙述突破“精神文明导向”的辖制而更具真实性。由此，情感作为一种审美评判方法进人中国文学公共领域并获得言说的公共性。情感本是源自于人基本的、原始的表达需求,带有明显的随意性、主观性等非理性
13、色彩,但在文学公共领域内流通的情感是经意识加工后的审美经验,具有情感主观性与表达理性的双重特征。“情感的共享是深刻而又意味深长的,在任何普通的单独情感中获得的共同原则的分享是达不到这个程度的。”7 6 1 情感在不同时期或借由充满个体理想主义的话语表述，或通过能够联结自我与他人的情感共同体等多种路径释放审美经验,在公共权力与个体之间建构起一个相对自由独立且融合理性与感性的公共空间,其存在是文学公共领域形成的基础之一。但这个空间常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大写日期”或“大叙事”的遮盖下若隐若现,未能得到系统化、学理化的认知与阐述。从发现的角度和实际的意义来说,海外汉学家们以情感为方法介人中国现代文学史
14、研究并使之获得公共性之时，便在客观上不断刺激中国文学公共领域的空间增殖和意义转变。故而，情感不仅可以作为一种创作题材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讨论对象，还可将其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美学问题,来透视其本身所代表的审美评价体系的合法性及效用价值。情感本身是否具备公共性以及其作为方法是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具备公共性，是应该认真检视的问题。海外汉学家将情感作为理论方法的缘由，已有学者归纳为三点：其一，是海外汉学家论述的“情传统”已在学界引起对话的冲动,可进一步促使中西方学术话语的交流;其二,是在情感视野中中国社会里的个人和国家，可解除简单的对抗关系而获得多重样态；其三，是研究范式转变的要求，“逸乐
15、作为一种价值”的理念催动情感正面价值的浮现。海外汉学家以情感为视点，在文学公共领域通过多种方式使其获得部分真理进而获得公共性，正如其表述和获得过程的多样性一样,其将情感作为一种审美评判话语进入文学场域后,以与既有审美理念对话的方式获得公共性,亦呈现出公共性的多重面向。海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话语构建，从陈世骧对“抒情”的现象描述，高友工对“抒情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3 年第5 期二、情感作为传统：中国“抒情传统”与公共性参见余夏云：以“爱”的名义讲述：李海燕 心灵的革命，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 0 1 5 年第1 期，第1 7 9-1 8 9页。刘毅青等：2
16、0 世纪中国文学里情感的公共性维度典”的本体阐释与建构,到王德威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相关联，“抒情传统”成为一种构建与西方文学相异的中国文学传统的独特方式。围绕其与公共性的关系问题,多有批评质疑的声音。有学者指出,汉学界的抒情传统理论构建,将“兴”“怨”等中国古典文体论的概念与西方的启蒙、革命等意识形态内容进行内容置换，使抒情化作个人之情，使其主体性的追寻，付以隔绝群体的代价来实现，与外界形成紧张关系，“一切抒情都沦为远离听众、缺乏微言相感目的的自我吟唱,公共性被完全剔除了”。汉学界抒情传统的追求，在西方话语的简单化约下，丧失了抒情话语的“相与之情”这一公共情感维度。还有学者认为陈世骧和高友工专注于传达主体情感经验和形式美感的抒情传统建构，实际上是深受西方浪漫主义运动影响的文学主张，以主体情感的自由抒发和表达来定义文学，过度地发挥了康德美学中的主体性维度,这种基于纯粹个人经验的情感抒发，很难实现美学的公共性和政治潜能。南帆在文学公共性：抒情、小说、后现代一文中同样指出，以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为重要倾向的抒情传统仅在中国古代文学后期出现，致力于打破儒家“诗教”的浪漫主义文学和“五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