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广西民族研究 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前文物时代：广西少数民族物件的早期采集史研究（19281949）*广西少数民族文物征集系列研究论文之一龚世扬【摘要】1928年至1949年，在广西开展的少数民族物件征集是中国早期民族志物件采集史上的重要一环，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取向、本地机构的职责需要共同推动了物件的采集。期间，参与采集的机构与人员为数众多，他们视物件为其研究的“标本”或“民物”，在采集的方法上与实地调查结合紧密，将瑶族物件作为采集的重点，并以凸显物件的民族性为侧重。这些“前文物时代”的采集实践开创了民族文物的科学采集范式、展现了广西作为多民族边疆的新貌、确立了“物件民族志”的研
2、究方法、完成了“物件”的博物馆化进程。【关键词】广西；少数民族；物件；采集史【作者】龚世扬，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员。广西南宁，530006。【中图分类号】G262,K8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23）02-0136-0008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物件，其采集（征集、收藏）通常被视为是博物馆，尤其是民族学、人类学或民族志博物馆的核心工作。早在博物馆出现以前，人们就有了收藏和保存物件的意识与行为。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以及十五至十七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分别为现代博物馆的建立创造了思想和物质条件。十九世纪中叶伴随殖民主义的扩张，以研究异文化为己任的人
3、类学应运而生。此时的人类学家大多供职于博物馆，因而采集异文化物件便成为博物馆获得藏品的重要途径。同时，这些物件也成为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方面是田野工作方法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建构人类学理论的物证。正因为如此，物、物件或物质文化便成为除考古学之外，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学重点关注的对象。“物”的研究，尽管绝大多数成果都以物件本身为着眼点，进而去探讨其背后的文化、行为、思想观点及象征意义等，但也有学者力图去了解“物”的采集（收藏）实践及其背后的故事。如 Susan M.Pearce 对西方收藏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并从实践、诗学、政治学三个维度探讨了人们的收藏行为，进而总结出欧洲的收藏
4、传统；1Sharon Macdonald 则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收藏谈到博物馆、个人，乃至大众的收藏习惯，以阐明收藏的某些方式可能会影响物件的价值与意义。2 8197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张先清，他以林惠祥先生早期的物件采集活动为例，揭示物、他者文化、采集者和采集过程间的复杂关系。3此外，朱慈恩4、吴萌5、杜臻6、杜辉7等人也对“物”的采集史给予了充分关注。纵观当前的学术史，还鲜有学者对广西少数民族物件的早期采集实践进行系统梳理与研究。自民族学、人类学传入中国后，广西便成为国人最早开展田野调查实践的地方之一，以1928年中山大学在桂中大瑶山的考察，以及同年中央研究院在凌云的调查为开
5、端，考察期间都有少数民族*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一般项目“广西少数民族文物采集的历史、现状与对策研究”（20BMZ001）。136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物件的采集。广西也是较早设立博物馆的省份之一，1934年省立博物馆成立，征集少数民族物件随即成为博物馆的重要工作任务。之后，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物件采集活动陆续在广西进行。为此，回顾物件的采集过程，探究其背后的故事，总结采集的收获，对丰富和完善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学的学科史及方法论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对今后民族文物的采集（收藏）实践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一、广西少数民族物件的早期采集实践述略1928年至1949年间，在广西采集少
6、数民族物件，或可分为两端：其一是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田野调查的产物；其二是在地机构，如省立博物馆、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职责需要的结果。（一）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取向推动了物件的采集民族学及相关学科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首推蔡元培的贡献。1926年，蔡先生在一般杂志上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他首次提出“民族学”这一术语，认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8 1112，并对学科的发展历程，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进行了界定。在论述“记录的民族学”时，他指出：“现在的记录与从前的不同，就是事事要从实地考察上得来大约普通的实物，可以购置或交换；通行的传说或歌谣，可由译人解说
7、；外著的风俗，可用照相器摄取。”8 1115显然，获取“实物”应是蔡元培着重列举的民族学工作方法之一。除对民族学的重视外，蔡元培也颇为看重博物馆，他早年游学欧洲期间，考察了不少的博物馆，因而强调博物馆建设的重要性。蔡元培的学术取向对当时中央研究院机构的设置产生了重要影响，1928年4月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在社会科学研究所设民族学组，并亲自担任主任兼专任研究员，进而着手民族学田野调查，他同时强调：“标本之采集为民族学组重要工作之一。因标本不但可供组内职员之研究，将来搜集既多，便可成立民族学博物馆，以供外界人士参观，而为社会教育之一助也。”9 299是年，中央研究院组建广西科学调查团，赴桂开展
8、农林、地质、动植物及人种学调查。4月成行的调查团侧重自然科学的考察及动植物、地质标本的采集，其收获颇丰，共得动植物标本二千余种、地质标本四大箱10，他们还沿途拍摄苗、瑶、侗、壮诸民族的风俗照片。7月成行的调查团，重点是对广西凌云的瑶族进行考察，由德国汉堡大学颜复礼（Fritz Jaeger）教授带队，他当时受聘中央研究院，同行者为民族学组编辑员商承祖。考察历时28天，他们入瑶山3次，调查了凌云北部6个瑶族聚居村屯，完成 广西凌云猺人调查报告，并以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名义出版。11物件的采集是这次调查的一大收获，他们先后采集到了4个瑶族支系的物件33种，合计43件（套）。11 384
9、0相对而言，中山大学在桂中大瑶山的物件采集要比中央研究院在凌云的物件采集更早，始于1928年5月，历时3个月，至1928年8月结束，尽管是以动植物标本采集为主，但由于该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傅斯年、顾颉刚两先生，又殷殷望作民族学上的调查研究。12 19于是，对瑶族歌谣、风俗、语言的调查，以及相关物件的搜集也成为这次瑶山行的工作之一。采集队由生物学系辛树帜教授带队，成员包括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蔡国良，除动植物标本是采集的大宗外，任国荣还撰写了猺山两月观察记，石声汉还记录整理了瑶歌，黄季庄则负责风俗物品的搜集，他前后共采集到3个瑶族支系的物件53种。13事实上，凌云和桂中大瑶山的物件采集活动有着紧
10、密的联系和共同的旨趣。桂中瑶山行是广西科学调查团的组成部分，当时中央研究院李四光先生，代表科学调查团与广西省政府接洽，更以中央研究院调查之任务见托。1219同时，傅斯年、顾颉刚两先生还具双重身份，他们都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暂设广州）的三位筹备员之一。初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筹备处暂借中山大学的文中多次出现“猺”“傜”“徭”等字，出于尊重文献原貌，未作改动，但并无侮辱或歧视之意，特此说明。137广西民族研究 2023年第2期（总第170期）场所办公，两家机构也在人员上高度重叠，甚至可以说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同年7月，中山大学派史禄国、容肇祖、杨志成赴滇开展西南民族调查时，杨成志就谈及此行是
11、“负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两机构的使命”14。可见，桂中瑶山行也有中央研究院的直接推动和间接参与。另外，主张在大瑶山开展风俗调查的机构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该所下设民俗学会，“以调查搜集及研究本国之各地方各种族之民俗为宗旨，一切关于民间之风俗习惯信仰思想行为艺术等，皆在调查搜集研究之列”15 25。说明，傅斯年、顾颉刚两位倡导者尤其重视实地调查期间的物件采集。这在他们筹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也能看出端倪，该所拟设人类学民物学组，并认为“人类学的材料怕要渐渐以开化和交通的缘故而消灭，我们想赶紧着手采集”16 9。所以，两次物件采集活动无疑都是在民族学
12、及相关学科的价值取向下推进的。在诸多学人的推崇与实践下，采集少数民族物件逐渐成为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田野工作的重要内容，并在各地的田野调查中推行起来，如1929年、1935年林惠祥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考察，抗战时期吴泽霖对贵州苗族的调查等。1934年，中央研究院凌纯声、教育部邱长康、金陵大学徐益棠等先生，联合国内人类学民族学者，如蔡元培、杨堃、杨成志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族学会。该会制定的简章草案，则将“搜集民族文化之实物”17 276列为本会的五个任务之一，并在民族文化调查问询指南中提醒要“搜集其民俗的物品”17 278。徐益棠先生也身体力行，1935年8月，他到南宁参加6个学术团体举办的年会，因担心“
13、傜山中傜民文化又在逐渐变化之中，恐怕以后去的时候，不能看到真像”18，遂决定趁开会结束之际，前往桂中大瑶山考察。历时22天，他除调查瑶族的村落、住房、服饰、信仰、医疗、生死习俗、经济生活外，还重点搜集了瑶族的物件，“所得民物标本百余件”19，并将“搜集、研究边疆民物标本，始终视为最重要之工作”19。当时在广西开展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学人，还有不少重视物件的采集。如杨成志，1937年5月岭南大学与美国地理学会合组桂北科学考察团，该团此行目的是“搜集广西北部热带温带交界处之植物标本，并研究猺人之风俗习惯”20，他以中山大学教授的身份担任民族组主任。是年暑假，他再带研究生赴桂，继续考察瑶族生活与
14、文化，耗时约两个月。调查过程中，他注重收集瑶族的男女服饰、生活用具、娱乐器物等生活物品21 47。又如黄现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分别以中山大学、广西大学教授身份组织学生到“黔桂边区”考察，以此了解少数民族的生活、教育、行政、婚姻等方面状况，调查中他也十分注意物件史料的搜集，1943年曾在义宁（今属龙胜、临桂、灵川）、龙胜、三江收集到三份“瑶族过山榜”22。从以上学人和机构的采集实践可以看出，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取向推动了广西少数民族物件的采集。（二）本地机构的职责需要推动了物件的采集这一时期本地机构也在少数民族物件的采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33年8月，广西省政府为“发扬文化、提倡学术、增
15、进民智、促进社会诸端”23 103，决定成立博物馆。当时全省其他文化机构，已初具规模，唯有博物馆尚缺。同年11月广西省立博物馆筹备处征集品物标准24发布，将征集品分为：文化类（与历史有关系者、与文化有关系者）和天产类（特产之工艺制品、特产之天然物品）。不仅注重征集实物（原器、原件），也强调征集照片、拓片、模型和标本等；同时还以省政府名义分咨全国各省市政府代为搜集，如1933年11月河北省教育厅发布训令，令省立各学院、学校、社会教育机构“为奉省政府令抄发广西省立博物馆征集品物标准仰查照征集迳寄由”25。经过近1年的筹备，1934年7月1日，广西省立博物馆正式开馆，首任馆长廖葛民。博物馆以南宁共和
16、路教育厅旧址为馆舍，内设历史文化部和自然科学部，历史文化部负责搜集、整理、研究、陈列关于文献制作、历代书契、艺术作品、服御用品、革命纪念品、国耻纪念品、广西全省教育成绩品、救国教育教材及其他各种统计图表等26。省立博物馆成立后，廖葛民馆长认为本馆“内容设备均未能差强人意每念本馆对教育文化所负使命，辙不敢稍忘其充实发展”27 5，于是制定了博物馆三年工作计划纲要，“拟于最近三年分期搜集研究本省之文物天产，馆务馆舍逐步改进扩充”27 5。民国二十三年度（1934）纲要将“考查本省之苗猺状况，并搜集与其文化有关之物品，摄制其风俗照片”27 6列为8个考查搜集计划之一，工作区域在桂中地区的修仁（今荔浦）、榴江（今鹿寨）、象县（今象州）、荔浦、蒙山、平南、桂平、武宣等县；民国二十四年度（1935）的工作区域在桂北地区的兴安、全县（今全州）、灌阳、138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龙胜、融县（今融安）、三江、罗城等县；民国二十五年度（1936）的工作区域在桂西北和桂西地区的东兰、南丹、凤山、凌云、西林、西隆（今隆林）、镇边（今那坡）、天保（今德保）等县。1934年12月至1935年4月，历史文化部主任成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