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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的逻辑、动力与路向_李晓华.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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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2023 年第 1 期第 34 卷总第 174 期民族教育研究Journal of esearch on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No 1,2023Vol 34General No 174 收稿日期 20220801 作者简介 李晓华,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青海省人民政府北京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桂还官尚,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青海省人民政府北京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本文通信作者,E-mail:ghgsfly 163 com。张琼,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22 年

2、民族学西部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教育治边的百年历史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2XMZ057)的阶段性成果。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的逻辑、动力与路向李晓华1,2桂还官尚1,2张琼1(1 青海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青海 西宁810016;2 青海省人民政府北京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青海 西宁810016)摘要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行动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新时代民族地区高校助力“反贫困”、推动“产业升级”和践行“教育公平”的社会、经济和教育的逻辑下,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需要激活支援政策储能蓄力的支撑力、区域协调发展的外在驱动力和内涵式发展的内在源动力

3、。通过升级对口支援的纵横层次,构建“省校”合作战略联盟;下沉对口支援的合作向度,形成基于学科组织的支援体系;建立多元化的监督评估机制,提升对口支援的政策效应等方式,深化实现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行动的改革,助力新时代民族地区高校的高质量发展。关键词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178(2023)01009609我国的高等教育对口支援作为一项面向特定群体、以区域高等教育综合能力提升为目标的政策性行动,对于促进受援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等都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包括

4、内蒙古、西藏、青海等八省区的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是衡量我国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和经济强国的重要参考样本。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进一步指出,要不断提升创新发展能力,支持“双一流”高校对西部地区高校开展对口支援。1 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后,进一步思考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发展的基本逻辑、动力机制和实践路向,对优化对口支援纵深改革和推动面向民族地区各项国家重大战略落实均有深远的意义。一、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发展的基本逻辑高等教育是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综合性产物,其行动开展和改革的逻辑起点总是围绕对目标靶向的认识、特定问

5、题的认知而确立。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行动作为我国推进教育事业均衡发展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继承和发展现有成绩的同时,更需要依据新时代国家战略需求和高等教育发展潮流寻求改革的新生逻辑,实现对口支援效应的持续提升。69DOI:10.15946/ki.1001-7178.20230317.006(一)助力民族地区“反贫困”的社会逻辑贫困治理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重大政治民生事务之一。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要求和使命。2015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打响。历时六年,832 个贫困县全国摘帽,完成了对绝对贫困的消除。2

6、 但是,民族地区随着经济方式的变化、地质灾害的发生、人口非合理性流动等,脱贫之后的返贫会阶段性出现,返贫趋势依旧严峻。而民族地区高校作为区域内的智慧组织和技术供给站,在民族地区“后扶贫时代”错综复杂的反贫困治理中,肩负着特殊的政治使命。对于反贫困问题的治理研究,其逻辑起点就是对贫困概念以及导致贫困原因的认识。无论认为是收入的贫困,抑或能力的贫困,还是权利的贫困,3 在贫困的内涵及本质上都指向个体在物质、能力和权利方面的匮乏而导致获得生存资源的能力不足。高等教育既是提升个体就业场域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地区经济产业结构更新的重要力量。国家全力推进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的行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7、革新各民族地区高校的办学理念,提升民族地区高校的育人能力,形成深度参与地区经济产业发展的思维。目前,在我国高校招生机制呈现明显属地化特征的现实情境下,民族地区的高校可以依托对口支援高校行动的倾斜政策,通过政策性招生的布局形式,为民族地区的受教育群体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对贫困家庭和返贫重点地区的受教育群体进行社会竞争力的增程和知识技能的赋能,重点紧盯“权利的贫困”,最终以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权利”撬动能力和收入的增益,实现对贫困问题的深层治理和预防。尤其是在民族地区脱贫逻辑从“输血”到“造血”转变的“后脱贫时代”,如何通过对口支援合作方式的优化,不断提升民族地区高校的内在资源品质,将民族地区的乡

8、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蕴藏“反贫困”核心思想的新时代政治精神转化为自身的发展定位和历史使命,是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发展的重要靶向,也是彰显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发展独特性的关键要点。(二)推动民族地区“产业升级”的经济逻辑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广袤的民族地区因为地缘位置和经济发展战略部署等因素,成为新时代经济产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点地带,呈现出外部性动力较强,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总体特征。具体来讲,就是产业与当地资源的深度互动能力较弱,产业结构不均衡,这种产业结构不利于民族地区的长期发展。4 中国民族网公布的2019 年民

9、族八省区经济发展与产业现状分析报告 显示,2018 年和 2019 年民族八省区的三大产业占比分别是 13.01%、39.79%、47.18%和 13.01%、35.93%、51.06%,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但第二、第三产业的占比尤其是工业化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差距。5 2020 年的 指导意见中指出,推动形成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促进农牧业产业链、价值链的转型升级。以期通过资源的深加工和工业化发展有效助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但很多民族地区位处国家生态保护地带,要想实现产业经济的升级,就需要超越“不经济”的限域,即经济的增益不能以过高的社会和环境成本为条件

10、。换言之,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与产业结构升级相联结。因此,要贯彻落实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最终实现民族地区与中东部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保障民族地区群众共同富裕的目标达成,就需要根据民族地区的资源属性和产业基础进行产业结构和产业模式的升级。当前,随着我国产业经济总量规模和工业化产品技术难度的不断增升,传统视角下单独依托政府或者企业自主促进产业发展的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未来的产业升级需要。故而,协同创新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逐渐受到各界的关注和重视。有研究认为协同创新相比较自主创新有更强的风险承担能力、资源互动等诸多优势。6 阿扎格拉(Azagra)认为大学可以通过知识转移

11、和资政咨询等方式推动区域内的产业升级改造。7 三螺旋理论将大学、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知识技术互动定义为协同创新的基本要素。8 民族地区的高校作为区域内重要的高级专门人才和高端智慧的集散地,是民族地区经济协同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基本构成部分,借助对口支援行动有效提升民族地区高校的发展水平,可以为服务地区经济产业结构79的升级改造提供更大可能性。首先,从高等教育的外显效应分析,对口支援能够不断优化民族地区高校的育人能力,进而为民族地区的产业升级改造等战略的实施储备充足的高水平人才,同时也能有效增强民族地区高校的科学研究能力,为民族地区的产业升级提供技术支持和知识保障。其次,从高等教育的内隐效应分析,对口支

12、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引进中东部地区高水平大学的改革经验和办学理念等,调动民族地区高校参与企业发展和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积极性,通过社会服务为地方实体经济的产业升级改造、产业结构调整和推进新型工业化等的政策部署和制度设计提供智力支持。最后,在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民族地区高校所处的地区成为我国新时代推进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为其与沿线国家的政府和高校搭建新型国际化教育平台、多元文化交流和贸易合作关系建立等提供了天然优势。9 面向民族地区高校的对口支援活动可以充分依托有利的地缘和文化比较优势,与沿线国家的企业和政府建立合作关系,推动民族地区企业发展动力从外部施力向内在嵌入的转变。这既是

13、中东部地区高校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取得历史性成果的重大机遇,也是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的特色使命。10(三)践行民族地区教育公平的教育逻辑教育公平既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涵之一,也是推动社会公平的重要抓手。从高等教育的基本职能来讲,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能够促进个体的人力资本竞争力的提升,由公平的高等教育系统过程达成个体从业竞争力的提升,实现个体的社会层级流动。从高等教育作为教育有机体的本质属性来讲,教育是以面向全面发展的人为标靶的活动,公平的高等教育是体现国家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标志,而教育公平的基本内涵包括教育起点的公平、教育过程的公平和教育结果的公平。进入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已经从以往“奢

14、侈品”转变成为“必需品”,但民族地区的高校内涵式发展道路依旧崎岖,高等教育不充分、质量不均衡发展的矛盾依旧突出。民族地区八省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相较之全国平均水平尚有一定的差距。另外,“双一流”建设在区域上也呈现出显著的分层现象,在 10 个没有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省、市、自治区当中,民族地区占了 6 个,38 所未达到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标准,但具有建设资质的高校中民族地区的高校占了 8 所,在 44 个自定学科中,民族地区高校占了 10 个,以自定学科形式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占比达到了 89%,单位地区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平均个数相差东、中部地区 2.5 所和 2 所。11 可以看出

15、,民族地区的高校与中东部地区高校在学科发展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差距。如果说,宪法赋予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保障民族地区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诉求。那么,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则是保证少数民族群众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现实需求,是在高等教育入学公平基础上,强化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重要抓手。新时代背景下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要以践行高等教育对个体自然生命价值的唤醒,以及超脱于个体层面的社会价值生命的追寻为教育要义,要体现对个体属性的教育公平和社会属性的公平正义相统一的教育逻辑。一方面,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是一种关照各民族受教育群体生命价值的重要措施,是个体受教育权的基本坚守。在知识

16、经济时代,受教育权的保障是国家文明和社会结构良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人作为一种特殊存在赋予的原伦性思考。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作为一种区域高等教育能力增程的政策性行动,既是为民族地区受教育群体提供高水平学科知识和专门技术学习平台的途径,也是为受教育群体提供包括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非学科知识素养育成的基础,其目标定向是民族地区高校的受教育者自我价值的挖掘和实现。另一方面,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行动是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形成具有独特社会文化属性的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抓手。大学是因为其学科、专业、教师、组织、制度等要素及其基本职能而成型的一个客观实体。大学又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永恒不变的大学并不完全存在

17、。换言之,大学是根据时空、文化和制度秩序等汇聚而成的,但条件会聚合,也会离散。因此,大学的发展一定是需要根据所处的时代、地域和文化等不断更新变迁的。民族地区因独特的文化、地缘和习俗等生成了地区的特质存在,外显为特殊的社会属性。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行动在高等教育“内卷化”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要实89现内涵式发展,就必须依托自身所处的文化场域,以特定的社会属性打造特色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从独特走向适切,进而实现卓越。这既是助力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综合能力提升的方式,也是对民族地区独特社会属性的价值关怀。二、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发展的核心动力高等教育从本质上来讲是一项准公共产品,其发展

18、的动力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方面。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的发展蕴藏着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有序发展和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特色化发展等多重价值导向。在新时代背景下,调整和改革面向民族地区高校的对口支援行动,充分发挥其多重价值,就需深掘其作为高等教育系统的内在动力,进而转化成为释放潜力的重要突破口。(一)支援政策储能蓄力的支撑力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始终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不同时期的战略规划和教育政策中都给予了充分的价值肯定和支持政策的安排。逐步体系化的支持政策不仅为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力,也为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行动的深化推进和改制发挥着储能蓄力的作用。第一,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

19、为民族地区高校的对口支援行动成效达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扩大和对外经济结构的不断完善,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功能定位不再仅限于维护边疆稳定、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等传统政治学的理论范畴之内,也成为我国国际交流合作和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桥头堡。2015 年国家发改委等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中,民族地区在丝路新线的 A 线、B 线、中线、南线等路线中被赋予重要的使命。青海、宁夏和新疆被定义为“面向中亚、西亚和南亚等国家的商贸物流枢纽和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广西被定义为“衔接一带一路 的重要门户”,

20、云南被定义为“面向东南亚和南亚的辐射中心”,内蒙古被定义为“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12 此外,2020 年的指导意见 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政策中,民族地区成为国家生态安全建设和强国建设的重要关注点。这些不仅为民族地区高校的对口支援行动指明了方向,也为民族地区高校对口支援行动在新时代的改革提供了充分的政策优势。第二,长期对民族地区高校的支援政策为新时代的对口支援行动提供了深厚的支持力量。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国家围绕“公平补偿”“教育援建”等政策,统筹布局了少数民族加分、少数民族预科、“一省一校”建设等一系列优惠政策。13 进入新世纪,

21、有重点地开展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对口支援项目,使位处民族地区的省属重点大学与清华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立对口支援关系,民族地区高校的基础设施、高层次人才和学科专业建设得到飞速的发展。另一方面,面向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又迎来一系列新的政策供给。2018年教育部确定了围绕“部省合建学校与部直属高校同等对待”的下一阶段对口支援行动规划;2020 年的 指导意见 中强调,在西部地区布局建设一批应用型高校、高职院校,支持“双一流”高校对西部地区开展对口支援;同年,教育部又启动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等。这些对口支援以及相关衍生支援行动为新时代面向民族地区高校的对口支援行动的展开储蓄了充沛的政策力量。(二

22、)区域协调发展的外在驱动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既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政治意志体现,也对经济产业结构相对落后的地区提出了改革发展的强烈要求。民族地区在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进程中亟待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链升级和国土空间体系建设等方式寻求实体产业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2020 年的 指导意见 为民族地区发展注入政策新驱力,鼓励西部地区、民族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支持青海、贵州深化生态领域的合作,推动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支持内蒙古参与中蒙经济走廊建设,支持云南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开放合作,完善广西北部湾建设,打造国际性港口,发展海洋经济,提升昆明、南宁、乌鲁木齐和呼和浩特等民族地区中心城市在

23、周边国家中的合作支撑力。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99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显而易见,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民族地区产业发展高度依赖的原始资源兜售、单一导向的粗放型经济结构已经难以为地区产业的未来发展提供动力,产业长期游离于低端产业链的现状,已经成为民族地区在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中的羁绊。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迫切需求和高校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形成的机遇下,民族地区的高校作为长期立足于地方、服务于地区的智慧组织,能够资借对口支援行

24、动,以新时代国家实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提出的区域产业结构改革要求为外在驱动力,以对口支援行动为实现民族地区高校服务地区战略规划能力提升为内在源动力,借鉴高水平大学在办学理念、办学模式、专业设置、校企联动、学校治理现代化和国际化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以学科与专业整合知识、技术和行业需求为基本方向,对自身的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办学方向和办学思维等进行深化改革。同时,依托长期扎根民族地区的先发优势,深耕区域资源的深加工技术研发、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改革、对接国家战略的智库建设、新型社会服务模式的构建、特色科研方向的凝练等领域,强化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知识和技术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增强民族地

25、区高校参与地方政府政策决策的能力,构建以民族地区高校为中介实现共建“一带一路”“五通”目标的新模式。(三)内涵式发展的内在源动力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孕育引领前沿科技革命和创新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基地,对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有着支撑性的作用。可以说,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是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基础性工程,14 而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是推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从逻辑学的范畴来讲,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是相对应的,相比较外延式发展对结构、规模和数量的追求,内涵式发展要求高等教育要实现质量的提升、要素的优化、实力的增强等。15 如果说,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是推动促进内涵式发展的外部政策

26、力量,那么,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则是要求内涵式发展的内部本在力量。2021 年我国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7.8%,16 已经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快速迈向普及化阶段的大国。但是,在高等教育基本职能达成方面依然有着一定的差距,并未很好地引领地区经济产业发展,也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时代需要。过去高等教育的建设目标是达成人民群众接受教育的基本诉求,而在今天,高等教育大众化快速迈向普及化的阶段则更需要高等教育在外延式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内涵式发展的转向,形成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源动力。诚然,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下得到较好的发展,取得前所未

27、有的历史性成效。但从全国高校发展的整体进度来讲,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始终处于发展相对缓慢、水平有较大提升空间的处境。以 2017 年开展的第一轮“双一流”建设为例,如果没有依托“双一流”建设“扶特扶需”的政策立场,民族地区的大部分高校将很难入围“双一流”建设的阵营,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战略实施的重点洼地。对口支援作为一种兼容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和遵循高等教育发展基本规律的制度系统,其已具有独特价值。一方面,可以对西部地区高校的新时代改革产生直接性的指导作用。支援民族地区高校的大学大多在高校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人才培养模式和社会服务形式上都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能够通过对口支援的

28、形式对民族地区高校的现代化改制、师资队伍建设、科研平台搭建等提供支持和指导。另一方面,民族地区有着地域、资源和文化等方面独特的比较优势,具有前瞻性的对口支援行动的展开,能够引导民族地区高校构建面向未来国际化的新方向和本土化竞争力的学科组织,强化融入地区经济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实施的能力,实现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输血式”发展向“造血式”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向。三、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发展的实践路向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新时代国家战略实施、服务地区经济产业和内涵式发展对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多元要求下,民族地区高校应当紧抓时代机遇,把对口支援工作与国家教育战略、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统筹起来

29、,深化对口支援行动的改革,创新对口支援的建设路向,明确主攻方向,突出重点领域,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001系,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对口支援工作高效益发展。(一)升级对口支援的纵横层次,构建“省校”战略合作联盟对口支援政策的深入推进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地区高校教师队伍、学科组织、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等的优化提升,增强了民族地区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实力。但在新时代,还需要对面向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进行时代性的改制和调整。在过往对口支援政策的落实进程中,均由教育部牵头,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签订相关协议,对口支援的成效极大地受到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主观能动性的影响,加之,民族地区高校

30、数量和学科优势群较少,受援地区高校之间联动脆弱,共谋区域战略发展的能力不足,长期在“输血式”建设的依赖下,主动联接支援高校和地区内高校的意愿和动力不强。当前,如何有效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利好,把对口支援工作与国家教育战略、民族地区高等教育振兴统筹起来,在原有“校校”结盟的基础上升级对口支援的合作纵横层次,构建“省(区)校”战略联盟,即将现行的“支援高校受援高校”点对点的联系转向受援高校所属地区政府与支援高校建立立体化点对面的合作关系,围绕民族地区战略合作的重大着力点,调度好各方资源,最大限度发挥政策和资源效应,打造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的新模式,是民族地区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又一关键点和新的突破

31、口。第一,唤醒政府的教育统管活力,提升民族地区高校融入对口支援的积极性。对口支援行动从本质上讲,是一项国家宏观教育政策调控的产物,具有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性。在实践层面上,教育部重点扮演牵头和规划的角色,并没有完整、巨细地参与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项目的具体落实则是由受援高校和支援高校开展。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主要倾向于对口支援项目现有相关计划的使用(如在职教师的学历提升等),而没有在学科建设、项目合作等方面开拓支援新领域。部分受援高校的相关领导和教师也认为自身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难以与支援高校建立长久、深度的合作关系,缺乏拓展对口支援活动的积极性。“省校”对口支援战略联盟的形成,建立“支援校地方政府受

32、援校”三点一体的格局,强化了地方政府统筹教育发展的职能,能够有效地实现对口支援政策到对口支援行动的转变。因为政府与支援高校建立战略联盟后,对口支援工作的布局和落实就从高校层面上升到政府层面,对口支援项目也成为省级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而受援的民族地区高校大多是省属高校和个别省部共建高校,地方政府对其具有管理职能,从而能够有效确定、督促和指导更加符合民族地区高校发展的对口支援项目。同时,支援高校的行动得到省级政府部门的认可和支持,能够有效提升支援高校的学术声誉和学科影响力,从而激发支援高校参与行动的积极性,最终实现对口支援的终极目标。第二,依托政府的教育支撑能力,拓展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的合作边界

33、。从大学产生及存在的历史角度分析,以知识逻辑和行政授权获得存在的合法性是大学产生并得以延续的外部力量,而融入特定环境和区域产业发展是大学获得独立人格和坚守大学精神的内在品质。有持续研究方向的学术组织机构和稳定研究团队的学科队伍以及专项的科研项目是推进大学学科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以往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的项目中,由于民族地区受援高校与支援高校的教师队伍水平有着一定的差距,学术重点研究方向和办学层次等方面有各自的侧重点,开展的支援活动的内容、方式相对较为零散,难以高效助力民族地区高校学科的内涵式发展。从个别地区已有的创新个案来看,“省校”合作战略联盟的建立,确实能够充分协同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对民族

34、地区高校的统筹支撑作用。具体来讲,民族地区的政府部门面向由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共同组建学科组织,设置相应的专项重大课题,为团队提供相应的经费和条件,以破解民族地区高校在新时代进程中高质量发展中的困境。同时,还能通过专项项目对接的方式,推进民族地区高校基层学科组织的建构,实现对口支援政策项目的双赢。以 2018年青海省人民政府与北京师范大学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例,青海省人民政府和北京师范大学在对口支援行动下共建青海研究院,双方共同在教育、水资源、生态、地理、环境等领域开展科研合作。自协议签署之后,成立的“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按照“省校共建”的协议落户于青海师范大学,先后与青海省有关厅局

35、、工业园区和欧洲空间局等机构开展战略合作,吸纳了国内101外 43 所高校、9 所中科院下属科研院所的 500 多位科研人员,打造了 64 支研究团队,致力于中国及国际高原科学领域的前沿研究,为青海省搭建高层次的科研创新平台、人才高地和高端智库。“省校共建”逐步形成了对地区高等教育具有强大孕育能力的富有特色的扎根高原、服务高原、面向国际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新模式,为民族地区高校的内涵式发展注入新活力。(二)下沉对口支援的合作向度,形成基于学科组织的支援体系学科组织是学科知识和组织系统的综合性机构,是大学实现基本职能的基本承载者。一般而言,学科组织由外部环境、学科要素禀赋、学科内在环境和学科制度

36、等组成。17 随着大学学科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和“双一流”建设的持续推进,学科建设的思路要从传统的学科要素堆砌向学科组织的建设转变,实现学科建成向组织生成的跨越,达成组织与知识的深度整合。18 民族地区的高校在对口支援等相关政策的支撑下,教师队伍、学科建制和学科制度等学科发展要素得到补充和完善,但还是一种基于学科要素建设的逻辑。基于稳定的学术研究方向、先进制度、完整学科架构、前瞻学科理念和学术规训的学科组织还不完善,阻碍民族地区高校学科的发展。第一,下沉对口支援行动的合作向度,形成以学科组织为核心的支援体系。根据“双一流”建设和学科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对学科组织建构的基本要求,在“校校”宏观层面开展

37、的教师队伍学历提升、教师交流学习等外围要素建设的基础上,逐步下沉合作主体,达成学科组织(学院、研究中心)之间的对口支援。支援学科组织根据受援学科组织的建设基础、外部环境和发展需求等提供本土化的学科组织建设咨询和指导。同时,依托支援学科组织的先发优势,受援学科组织选派教师和管理人员等围绕教育教学改革、课程建设、人才培养和学科组织治理等内容进行一定周期的交流学习,总体构建学科组织之间互相对接的支援体系,打通支援高校基层学科与受援高校基层学科之间的对话渠道,以民族地区的“反贫困”问题、产业绿色经济发展、原始资源的深加工等为主攻方向,组建面向民族地区“十四五”期间重大问题解决为靶向的具有特色和质量的学

38、科组织,最终为民族地区高校基层学科组织的生成与提升奠定基础。除此之外,在“银龄计划”取得显著成效的先进经验之上,对口支援项目可以制定实施“青苗计划”,即支援高校的学科组织在制定青年教师招聘规划时,可以将“在受援学科组织中服务一定周期”作为引聘人才的附加或参考条件,鼓励国内外优秀人才服务于民族地区学科组织的建设发展。这既是响应党的二十大“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的精神,也能有效缓解民族地区高校学科发展进程中优秀人才短缺的现象,同时还能让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借助民族地区高校学科发展考察,对我国各地区各行业的整体面貌进行全面的了解,真正成为“扎根中国大地,服务中国学科发展”的具有责任使命

39、的高端人才。第二,转变对口支援行动的落实思维,协同学科要素的优化和学科组织的援建。过往的对口支援项目主要按照学科要素优化的逻辑,围绕教师队伍建设、学生联合培养和课题项目指导等开展支援活动,基于学科组织发展逻辑的特色学科团队建设和独特学科方向凝聚的工作仍然处于相对缓慢阶段。为此,为了推进民族地区高校学科的高水平发展,就必须在学科要素优化行动的基础上“做乘法”。具体来讲,要基于已有相关利好政策和机制,帮扶民族地区高校的学科组织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稳定的研究领域,组建学术团队,实现民族地区高校学科组织从“输血式”发展向“造血式”发展的转向。近年来,西藏大学在支援高校的援助下,依据地缘和资源优势打造的青

40、藏高原环境生态学、青藏高原健康生态学等特色研究领域和团队,为面向高校学科的对口支援未来转向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三)建立多元化的监督评估机制,提升对口支援的政策效应从政策实施评价的领域来讲,按照政策实施效果的时间变量可以将政策效应划分为政策时间效应,而按照政策实施的效果目标值的大小可以将政策效应划分为政策的质变效应。19 政策效应的考察不仅在计量经济学领域广泛使用,也在政策学领域受到高度重视。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目标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建设重点从学校的整体建设向学科优势特色的局部建设转变的时代背景下,政策支持体系也需要从粗放型支持向精细化投资转变。然而,当前在对口支援中仍然201存在严重的资

41、源利用不充分和政策效应不达标的现象。为此,需要在强化对口支援政策的多元评价制度上找到着力点。一方面,按照政策评价的基本理论和民族地区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困境,运用科学的政策评价工具和方法,通过授权第三方或者学术机构等方式,在国家层面建立对口支援政策的评价体系,对中东部地区世界一流大学及一流学科援助民族地区学科的人才培养、学科平台建设、学科要素禀赋优化和社会服务能力提升等进行全面的评价,对运行情况、政策效应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等进行全面准确的了解。为政策决策者提供政策改善和细节优化的信息,为对口支援政策的效能提升等提供突破口;同样也可以督促政策参与者的实践积极性,让实施不利和成效不佳的高校退

42、出对口支援行动,进行政策资源享受对象的及时调整,以免造成资源的浪费,从而提升面向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的效益,将对口支援民族地区高校的政策边际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建立政府评价和高校自评相嵌的学科评估体系。随着高校治理权力的下放和高校自在可为环境的不断成熟,高校作为学科建设的主体单位,积极开展自评是提升学科办学水平,完善高校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对学校相关工作的监督评价主体不仅局限于政府行政单位,同样也为高校开展自我评价和诊断提供嵌合的政策支持。在支援民族地区学科建设发展过程中,学科建设的组织者和负责者不能囿于国家既定的框架进行专项的要素优化,更需要根据民族地区学科的发展规律和社会的基本需求,形成

43、符合自身的自评体系和标准,在对口支援过程中,先于国家标准评价活动开展之前,对对口支援的阶段性和长期性行动和成效等进行监督和评估,并将自身基于特色形成的自评标准与国家的评定标准进行互动,最终实现整体学科评价体系的进化和学科话语权的争取,在改革实践过程中达成学科建设与学科评价标准体系的融合和统一。参考文献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 EB/OL (20200702)20221208 http:/www mofcom gov cn/article/b/g/202007/2020070298032 习近平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EB/OL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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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iversities in ethnic area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educational country and promot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of ethnic areas Under the social,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logic of universities in ethnic areas in the new erato facilitate“anti-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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