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3年9月Sept.2023克拉玛依学刊JOURNAL OF KARAMAY第13卷 第5期Vol.13 No.5一、问题的提出中国沃洲亦称中国绿洲，集中分布在中国西北地区，在亚欧大陆北纬 40 度上下，是从中国到中亚、南亚及西亚沃洲延绵带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沃洲的历史农业地理及其文化功能，张波和张纶二位先生在合著的 中国绿洲东西亚古代农事交流的纽带（以下简“中国绿洲”）一文中指出，珠连成带的中国绿洲是连接旧大陆两大农耕起源地（黄河流域和新月沃地）的地理中介，具有东西合璧的历史地理文化特征。中国绿洲东西亚农事对流互通的历史证据有：农作物嘉种东西互引，家畜优良品种西来东往，农业科技双
2、向传播。中国绿洲所见东西亚农业交汇融合的特征表现在：水溉旱作的灌耕农业，粟麦并重的作物结构，错综复杂的农牧关系。中国绿洲带独具东西亚农事交流传播之功能表现在：珠连成带的天然通道，城廓居民潜在迁徙性，绿洲社会的商贸传统，周边大国的统治经营。1在我看来，这是一篇被许多学人忽视的重要文章，其理论价值亟待我们深入发掘。连接并沟摘要：人类农业文明从亚欧大陆大致相同的北纬中纬度东西轴线上的沃洲地带率先发生，这是揭示“天下”观念起源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和科学方法论前提。最早洞悉并掌握了四时节气和四方季风之农时规律的中国沃洲，也就成了最早的“则天”之地（神州），当“则天”之地的农业文明密码快速传播至东西方向上的
3、其他众多沃洲聚落时，“天下”观念就发生了“天下”就是“则天”之地即农业沃洲（oasis）及其普遍连接（oases），是内在于沃洲文明的人类通感和“民心”所向。连接并沟通亚欧大陆东西方的中国沃洲，不仅提供了最为集中、最为重要的“法天地，顺四时”的农业地理机会，而且也是揭开丝绸之路起源之谜的一把钥匙。中国沃洲具有连珠成带、东西互市、南北相济、海陆通约、时空叠加等独特的历史地理文化特征，从天学、法学和农学等多科学的视角对其进行情境化阐释，可以更为真切地感悟到“东西为用，南北一体”即是“天下”观念的时空结构（体用结构）。找回历史中国“天下”观念和天下秩序源起的地理机会与本真内涵，对于我们揭示所谓西式天
4、下观的谬误及完整准确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底蕴和价值内涵，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关键词：中国沃洲；“则天”之地；“天下”观念；东西为用，南北一体中图分类号：C912；C07文献标识码：ADOI：10.13677/65-1285/c.2023.05.04“东西为用，南北一体”中国沃洲地理与“天下”观念起源王勇（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甘肃长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专项课题（长城项目）“长城文化中蕴含的爱国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2022年度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专项课题“河西走廊长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研究”（22ZZ124
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收稿日期：2023-03-15作者简介：王勇，华中师范大学法学博士（政治学），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甘肃省法学会敦煌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甘肃明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兰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研究方向：法理学、政治学、敦煌法学等。362023年 第5期王勇：“东西为用，南北一体”通东西方的中国沃洲，不仅是我们理解古代中国“天下”观念起源的地理机会，而且也是理解丝绸之路起源之谜的一把钥匙。为什么是古代中国而不是在欧洲或其他地区产生了最早的“天下”观念？如何从天学、农学和法学等社会科学视角切入，情境化地体悟“天下中国”的深层内涵和体用结构？中国古代的
6、“天下”“中国”“大一统”这些观念，今人如何理解？历史中国的“天下观”和“天下秩序”的当代意义是什么？这些有趣且重大的问题，尽管已有许多学人作出了独到的分析和阐释，比如赵汀阳的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已有的相关研究都很抽象和笼统，甚至带有“空洞的宏大叙事的乌托邦性质”，2而且缺乏经验视角的研究和直观上描述，无法对以上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解答。从中国沃洲所提示的农业地理与农时历法这个线索切入，运用天学、农学和法学等多科学的视角进行情境化阐释，以理解古人“天下”
7、观念发生的经验和潜意识，或许可以另辟蹊径，有望对以上问题进行破题并提供新观点、新思路和新方法。在珠连成带的中国沃洲上发生的故事，与历史中国东西轴线的逐渐展开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农业文明率先从东西方向上自然展开，这是揭示“天下”观念起源的关键所在，也是理解“天下”观念和天下秩序起源最直观的一个视角。但是，在从中国沃洲地理看到东西轴线重大意义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其中的南北轴线。徐州画家王广明先生的想象力不同寻常，他的成就不止是融南北画派之长，更兼得益于借鉴东西洋艺术，开拓创新，从而具有了自己的面目和时代风采。他有两句名言：东西为用；南北一体。3我很欣赏这句话。“东西为用，南北一体”，不正
8、是对“天下观”的体用结构暨时空结构的最佳诠释吗？天下观同时也是宇宙观，宇宙观必有体用结构。所谓“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体中用”“西体西用”，这些提法都是对完整宇宙观的割裂。完整的宇宙观，其体用结构一定是“东西为用，南北一体”。只有完整准确地理解了“天下观”的内涵及其结构特征，才能真正开发出传统天下观的当代性资源。二、从“沃洲连珠”理解“天下”观念起源“沃洲”在英语中常见的对应词是“Oasis”(复数 Oases)，中文译名有绿洲、沃地、泉地、绿地、膏地、沃野、水草田、绿岛、泽园、漠岛或者沙漠岛等，维吾尔语称其为“博斯坦”，含义都大致相同，典型情形是指被沙漠所间隔或包围，一块块孤立而盐分不强
9、、土地肥沃、足以经营农业与栽培植物，是农牧业发达和人口集中的土地。简言之，沃洲就是沙漠地带存在的可耕地。在牛津词典中，“Oasis”是指乐土、沃土、乐事；在柯林斯词典中，“Oasis”是指（恶劣环境中的）宜人之地，乐土；（不愉快情形下的）开心之时，乐事。“Oasis”在英语中的最早来源是希腊语或晚期的拉丁语,意为荒漠中能“住”（Oweh）和能“喝”（Sea，科普特语）的地方。沙漠中的旅行者看见（see）水（sea），就是看见了“海”（sea），“渴”了要“喝”，走累了要“住”（Oweh）。4这或许就是“Oasis”“作为生命中的乐土”这一原生含义发生的初始情境。最早发明“Oasis”这个词汇的
10、，很可能就是沙漠中旅行的驼队商人，因此，这样的地方，也最有可能成为早期的商业聚落甚至手工业据点。“Oasis”的丰富内涵，还有深入发掘的空间。沃洲地理，不仅是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还是精神地理。5“众所周知，绿洲有各种各样的译法。从依靠地下水来滋润这样的意义来说可以叫作 泉地，而从给沙漠着色来看则可以把它称为 绿地”“对绿洲也用膏地 这个译语。但是沙漠肯定不是不毛之地。当然也有盐分较强之地，无可奈何的部分，但反之，有不少地方只要有水也可以期待它变得372023年克拉玛依学刊西北中国与丝路文明很肥沃。因此迄今为止对绿洲的解释是不充分的，我则给它下了定义，即 沙漠中的可耕地。”6在现代中文文献中，为
11、什么“Oasis”的常见译名是绿洲，而不是沃洲或膏地，这个现象颇值思量。为什么西方有新月沃地或称肥沃月弯（Fer-tile Crescent），而中国只有“绿”洲而没有“沃”地。其实，绿洲之“绿”色并不是关键，绿色这个颜色只是一种表象，沃洲的关键是在强调“土”质及其孕育谷物等植物资源的潜在禀赋。事实上，早期从事开拓性研究的中国学人，使用的都是“沃洲”而不是“绿洲”。比如，1945 年，陈正祥在其 西北地理 一书中，将“oasis”译为“沃洲”“沃野”等语词，1948 年，周立三在其 哈密一个典型的沙漠沃洲 一文中，也是使用了“沃洲”这个关键词。7因此，将“Oasis”译为沃洲，或者反过来把沃洲
12、译为 Oasis，应该是更准确的译语，其核心含义“作为生命中的乐土”在中英文中的原初含义高度通约。沃洲这两个汉字，在中文中还兼有沃地、黄土地、绿洲、汭位等含义。交河古城从其地形来看，它在当时既是一个沃洲，也是一个汭位。大部分学人对中国的黄土高原和西亚的新月沃地这两个人类农业文明的策源地很熟悉，但对连接两个农业文明策源地之间的数量更多的沃洲（地带）知之甚少，存在着一个知识上的盲区或“黑箱”。其实，亚欧大陆上的中间沃洲地带，尤其是从新疆到河套平原之间的中国西北地区，才是“Oasis”（沃洲）的典型分布地带。“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虽然一望无涯而有恐怖感，其实沙质（实即土质）乃是与黄河流域土质相同的黄土（
13、loess），如有适当的水分时，反而很容易变为沃土。”8“沙漠中的沃洲很早便适合于人类生活，这个环境的原始农业的发生，一般也反较大平原为早。沃洲农耕起源为非常之古，虽然分散性也特为强烈。”8中国绿洲 一文，对中国沃洲地理作了简明而形象的描述。“酷旱高燥气候背景下的亚洲大陆腹地，正是中国荒漠绿洲充分发育区域。天然的山脉走向，特殊性的水文资源共享，塑造出珠连成带的中国绿洲。这条绿带西起帕米尔高原，歧南北两支分布于天山和昆仑山麓，再合一穿越祁连山下河西走廊，东界达黄河套区，大小绿洲错落绵亘6000余里，形成中国西北部特异的地理景观。”“中国绿洲的两端，西接阿富汗，辗转伊朗、伊拉克，皆西亚境地，幼发拉
14、底和底格利斯两河为中心的旧大陆农业起源地即辐射此域；东端则直接北中国黄土区，域属东亚境，系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旧大陆另一著名农业策源地。西亚两河农区与东亚黄河农区各自独立的起源地位已为学界论定，然而世界两大超级农业文明源并非天各东西毫无双向联系，事实上东西亚农事交通远古时代已经凿空，数千年来以农业科技为要义的经济文化交流一脉相通。这条古代东西亚大动脉今称 丝绸之路，但就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观点而论，背负东西亚农事及经济文化交流历史使命者，实为横贯亚洲内陆的中国绿洲纽带。”1不独是张波和张纶二位先生发现了“连珠成带”这一中国沃洲的地理特征，日本学者松田寿男在其 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 中也指出了同样的
15、特征。“正如用点线来表示天山山脉的两侧那样，在山体的南北一连串地排列着数不尽的绿洲。在其南北两岸把很多的绿洲象珠子或肉串似地串连起来。”6据相关媒体报道，宁夏中卫发现了记载境内沙漠绿洲丝绸之路全程的珍贵资料，从中也可以直观地发现“连珠成带”这一中国沃洲的地理特征。在这一条沃洲纽带上，农作方式既不是西亚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自流漫（溢）灌农业，也不是黄土高原的雨水旱作，而是自流灌溉和精耕细作的结合，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坎儿井”。这一农作技术使“不可能经营天然农耕的缺陷非但被弥补，还一跃超脱单赖雨泽的粗放农业阶段，进入灌溉精耕阶段。”“南北朝时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是个可据以说明的典型例证，这个国家以二十
16、个382023年 第5期以上沃洲组成，国有二十二城，每城各各设有户曹、田曹以及水曹专官，而利用坎井特为有名，所以高昌国农业发达到 谷麦一岁再熟 的地步。”8另外，“新疆尽管周围环绕群山，却并非便是闭塞，即使对塔里木盆地隔绝性最大的喀喇昆仑山，仍有很多容易通行的山口，蒲犁至克什米尔一道，便是几千年来有名的国际通道。帕米尔更容易通过，单以帕米尔八区之一的朗库帕米尔而言，统计已有三十处以上的山口，可供往来于塔里木盆地与中亚细亚之间。”8显然，这里的沃洲地理，是一种“关系地理”，是在天、地、人“三才”以及东西南北这样的宇宙关系结构中呈现出来的。能够“自我加肥”（Self-fertilizing）的沃洲
17、土壤和高山融雪的确定性，保证了粮食生产的稳定性，灌溉精耕的农作方式培养了沃洲农民勤劳的美德，有限的沃洲面积限定了沃洲社会的人口规模，缓解了人地矛盾的规模等级，连珠成带进而通向西亚的沃洲分布格局创造了大范围适度开放的条件和商贸交易的机会。沃洲地理具有孕育完整美德即真正美德的时空条件。勤俭但不慷慨，进取而不收持，都不能算是一种完整的美德。过于内敛的社群会倾向于自我封闭和自我中心本位，过于开放和冒险的社群会倾向于劫掠和强暴（英文“aggressive”同时含有进取和进攻的意思）。与中原农民和草原牧民相比较，沃洲农民既不会过于节俭，也不会轻易冒险，而会选择中正平和，以及“内勤俭而外慷慨”的生活方式。而
18、中正平和、内俭外慷的文化习俗的普遍存在，正是沃洲居民率先习得“天下”观念的一个显著标志。“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天下”观念是一种关系理性，是在一种关系结构或移情想象中认识自我和定位自我的。而这种观念的最终发生和积淀，离开西北沃洲地理这样一种天造地设的历史地理机会，是无法想象的。9“沃洲连珠”的中国农业地理格局，也为重新理解“幸运纬度”，进而理解“天下”观念的源起，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亚欧大陆北纬20度到北纬35 度，美洲大陆北纬 15 度到南纬 20 度之间的地区，被称为“幸运纬度带”。当然，这只是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结论或推论，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对于历史中国的农牧文明起源而言，处于
19、北纬35度的“三代王都线”确实在这个所谓“幸运纬度带”的范围之内。在人类大历史中，古代中国的三代王都能够在东西方向上率先连成一线，这本身就很有启示意义。北纬38度的农牧争夺线（长城线）和北纬41度的农牧分界线却出现在更高的纬度上。10这说明，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在其初始起源时刻，就带有农牧竞合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就决定了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具有率先通过亚欧大草原通道向西传播的优势，从而促使“天下”观念的率先发生。也就是说，北纬 35 度地带上产生的西亚、北非及西南亚古代农业文明，在来自亚洲的强大的游牧力量（比如早期的匈奴和后来的蒙古人）光顾之前，是不大可能率先产生“天下”观念的。只有在北纬 38
20、度（经过甘肃武威）这个显著的农牧争夺线出现时，东西方多个原生农业文明点之间的横向连接才成为必要，而这个时期最为激烈的农牧互动故事，恰恰就发生在中国：刚刚承秦而立的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形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对峙格局“南有大汉，北有强胡”。接下来，西汉与匈奴之间的农牧战争，引发了北纬 38度至 41 度之间众多原生农业文明定居点之间在东西方向上的大范围连接，与此同时，也加速了北方游牧民之亚欧草原大通道的形成。当中国的北纬41度农牧分界线（北京-敦煌-喀什一线）最终定型时，才算真正出现了横跨东西方多个农业文明起源地之间的横向连接和农时历法的普遍共享，尤其是促进了西域沃洲枢纽即“沃洲地理橱窗”和多元族群“
21、博览会”的形成。形成了一条广阔的东西文明轴线。所以，从历史逻辑上讲，能够率先促成“天下”观的“幸运纬度带”，大概率就是中国的西北沃洲地带。从“幸运纬度”理解“天下”观念，还有一点需王勇：“东西为用，南北一体”392023年克拉玛依学刊西北中国与丝路文明要留意：历史中国的“诸夏”概念，或与东西方的这条“幸运纬度带”密不可分。众所周知，夏至是农业生产上十分重要的节气，日照时间达到最长，是大麦小麦等农作物的旺盛生长期，同时也是农作物需水量最大的时候，故有“夏至雨点值千金”之说。如果在土与光最适宜的时刻，水的供应也充分的话，那么，在这个沃洲带上，一定会收获天下最多的谷物。夏至是东西方农业共同的基础时间
22、,将东西方的这条“幸运纬度带”上的沃洲与夏至联系起来，就可以发现，这是一条“时光知夏生，万物恣意长”的黄金地带。而这条黄金地带上分布的众多沃洲，不正是“诸夏”的农业文明原型吗？由此我们或能理解，华夏文明的普遍母亲，首先是黄土，其次才是黄河。11“沃洲连珠”的中国沃洲地理，也为重新理解“日不落”并体验太阳神的恩泽，进而理解“天下”观念的源起，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日不落帝国”（The empire on which the sun never sets）一词，在形容大英帝国之前，最早是用来形容16世纪时的西班牙帝国的，它来源于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亦即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的一段论述：“在朕的
23、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如今该词在一定的场合用来形容帝国主义。西方人关于“日不落”的说法要追溯到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上的一次演讲。而在 旧约 中一个类似的概念可能早于希罗多德，其中有诗篇谈到了弥赛亚王：“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12西方人的“日不落帝国”显然不能与历史中国的“日不落天下”划等号，但是前者却有助于我们从经验乃至逻辑意义上理解后者。也就是说，可以从近代西方人的“日不落帝国”实践，反推出“天下中国”观念源起的经验证据。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观念和实践，在逻辑上已非常接近于“日不落天下”了。比如，诗经小雅北山之什北山 写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
24、王臣”。管子 地数 有这样的记载：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对曰：“终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说，可得闻乎？”管子对曰：“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国之四面，面万有余里。”管仲在这里所谓的天下之朝夕“终身不定”，意指太阳不可能同时照到所有的地方，而是朝此夕彼，夕此朝彼，循环不已，这等于在逻辑上承认“地球是圆的”。春秋战国时期主张“齐物论”的代表人物惠施（惠子）认为，齐、秦实际上在东西方向上是一回事，这叫“齐秦比”或“齐秦袭”从西方的秦国向西走，也能到达东方的齐国。这意味着惠子有“地圆说”的逻辑想象力。西汉时期，春秋公羊说曾提出过“三世异治”说从“内其国而外诸夏
25、”到“内诸夏而外夷狄”，再到“不外夷狄”“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这不正是一个“天下”秩序逐渐展开的过程吗？史记 大宛列传中写道：“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俗,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则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远在西端的大宛、大夏、安息，“颇与中国同俗”，说明同一纬度上东西两端，可能是基于共同的沃洲农业文明底色而有许多文化上的相似之处。另外，辽道宗有关于“北极以下是中国”的说法中，13亦包含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日不落”天下观。因为越往北极走，越容易观察到真实的“日不落”，并能够体验到北极
26、星“转动”天下的南北轴线的存在。关于元朝的相关史料记载中，亦能窥见蒙元统治者的“日不落”天下观。据元史记载，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成吉思皇帝降生，日出至没，尽收诸国，各依风俗.钦此。”14“北海，北极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晷景长六尺七寸八分，昼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15历史中国的“日不落天下”实践，与近现代西方列强的“日不落帝国”实践之间，具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一种天学意义上的“天下观”，天是402023年 第5期“神灵之天”；后者则是一种近代天文学意义的“天下观”，丢失了天的德性伦理与人文价值，形成的只是一种强权单向度支配下的世界霸权格局“剑”与“钱”的联盟。因此，赵汀阳在其天下的当代性
27、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版）一书的封面中，将“天下”（tianxia）译为 All-under-heaven（“天空底下的一切”“天底下所有的土地，即整个世界”），显然是忽视了“天下”的天学内涵和原生情境，是不应该出现的笔误。2017 年，塞尔瓦托巴博纳斯（Sal-vatore Babones）在其出版的 美式天下 一书中，使用的关键词不是“All-under-heaven”，而是“tianx-ia”（天下）。尽管 美式天下 的主旨仍然是为美国霸权进行正当化论证和辩护，但是，塞尔瓦托巴博纳斯还是使用了“天下”（tianxia）这个中文原旨概念，并没有对其作天文学意义上的翻
28、译。16这说明，无论今后的世界秩序如何想象或重建，“天下观”的中国本源性内涵和伦理价值是无法绕过去的。三、从“东西春秋”理解“天下”观念起源敦煌学家姜亮夫先生在其 “东西”臆断 一文中，对“东西”二字的地理方位含义、事物含义、商品含义、季节即春秋含义、人文精神含义等丰富内涵作了言简意赅的阐释，特别具有学理上的启示意义。“中土大地皆在赤道以北，三大河流皆在温带，又皆自东往西，故中土文化皆与此有关，此即与近世所谓地理决定论相近，故东西所键以气候，皆大同，自东海、春申、渤海至极西之拉萨，自极东之长白，至极西之天山，温差则亦相同也。日光自东升而落于西，日日如此，有朝暮之变，而无大暑祈寒之殊。古宅京之地
29、，皆在北流群山之麓，面临洛汭，物不因东西之异而变其种性。桔逾北为枳，鸜鹆不逾济，故物莫定于东西。凡物燥湿则变，寒暑亦变，则变者南北者之方也，东西者不变之极也。”17显然，“东西”二字在中国文化中的丰富内涵及其观念源起，与东西走向的“沃洲连珠”以及春种秋收的农时节律密不可分，“东西”概念内在于中国的沃洲农业地理之中。正东和正西是如何确定下来的？答案就在春分和秋分这两个关键性农时节气上。唯有在春分或秋分时节，太阳从正东方升起，从正西方落下。春、秋与东、西互为校正，互为确认，空间和时间合二为一，一体两面。事实上，北纬40度左右，正是地球上尤其是亚欧大陆原生农业文明发生点即沃洲连珠成带的集中分布区（带
30、），在春分至秋分的时节，春种秋收，春花秋实，古代世界这个地带上的农业产出毫无疑问是地球之最，养育人口也是世界之最。20 世纪 90 年代初，甘肃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发掘出土的泥墙墨书 四时月令五十条，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农业环境保护法”，其中体现出的“顺天而动”“以时禁发”“天人合一”的“月令精神”和天学思想，四时管理的意识和天下巡行的实践，反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时空观与思维范式，内含着中华文明的深层文化基因。悬泉置 四时月令五十条的出土，为四时月令和农政历法，由东向西传播，进而不断延展“汉道”（东西之“道”作为农事之“道”）提供了确凿的证据。18元代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作 农桑衣食撮要
31、保存完整，是中国古代月令体农书中最早、最系统的一部。19中国沃洲枢纽带，就是中国古代农事立法由东向西传播的时空延展地带。于是，在中国沃洲枢纽带上，种类繁盛的谷物与家畜有了率先驯化与传播的机会，各种人类创造的“事物”从无到有，逐渐发生，最终，买卖“东西”（而不是买卖“南北”）的观念出现了。在丝绸之路上，沃洲城市具有商贸属性，已是众所周知。“绿洲的生活则由于其具有自然条件所制约的特异性质的农耕和为弥补其缺陷萌生出的的商业（队商贸易），而别具特色。”6其实，在西汉设置河西四郡之前，河西走廊上的商贸交流就已开始。禹贡 不但构建了九州商贸纳税关系，而且，在原有西南对外通道基础上，又打通了西北雍州（排雍之
32、州）的河西走廊，让中国商贸关系在早期的对外开放中全面兴起。王勇：“东西为用，南北一体”412023年克拉玛依学刊西北中国与丝路文明史记大宛列传 中写道：“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为什么“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这只能从东西方都浸润着共同的农业文明和商业风俗去理解。另外，粟特人的商业网络遍布天下，所使用语文乃发展为当时世界性语文，而成为一大历史特色。玄奘在大唐西域记 把亚洲分为象主、人主、马主和宝主四国。象主之国为南亚次大陆印度，人主之国为东亚中国，马主之国为天山北部游牧地带，而宝国之地则指天山南北两麓和其以西的绿洲区域。玄奘
33、对宝主之国是这样描述的：“有城郭之居，务殖货之利”，20可见，中古时代亚欧大陆上的商业枢纽及交通网络也大多分布在中国沃洲地带，这清楚地表明西域天山在亚欧大陆上发挥着交通与商贸的主导性作用。事实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畅通也离不开众多沃洲城市的后勤保障与商业支撑，沃洲城市与丝绸之路是点和线的关系。21中西方学术界争论不休的关于“文化”与“文明”的区分问题，回到古代中国沃洲地理来看，其实是一个伪问题。“文化”于英语中为“Culture”，语源乃是拉丁语的“cultura”（耕种，转化为英语便是“cultivation”），英语“农业”由拉丁语“土地”（ager）加“耕种”而构成 agriculture
34、。“文明”在法语中是“civilisation”，英语中是“civilization”，语源均自拉丁语“vivis”（市民）与“civitas”（都市国家）而来。西北沃洲兼有沃地、定居农耕村落、商人聚落、驿站、手工业据点和城廓等多重含义，在这里，很容易就能找到东西方在诸多观念上的叠加共识“文化”与“文明”在中西方的文字和语言中都有共同的起源。因此，从沃洲文明的视野看，辨析和区分“文化”与“文明”两个词汇，似乎没有多大意义，文化与文明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22在沃洲城市的字典中，有精耕农业，因而有文化（Culture）；有城市商贸，因而有文明（Civilization）。美国生物地理学家戴蒙德
35、所著的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一书，是一本跨学科的、影响力巨大的世界史作品，在这本书中，作者特别强调了欧亚大陆漫长的东西轴线在开启人类大历史方面的决定性意义，相较而言，纵轴走向的非洲和美洲，在欧亚大陆面前则属于从属地位。“我的主要结论是，不同社会之所以在不同大陆得到不同发展，原因在于大陆环境的差异，而非人类的生物差异。只有在能够积累粮食盈余的稠密定居人群中，也就是依赖公元前8500年左右出现的农业崛起作为粮食来源的人群中，才有可能诞生先进技术、中央集权的组织和其他复杂社会特征。然而，对于农业崛起至关重要的可驯化野生动植物物种在各个大陆的分布却极为不均。具有价值的可驯化野生物种只集中在
36、全球 9 个狭窄的区域，这些地区也因而成为最早的农业故乡。这些地方的原住民由此获得了发展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先机。这些原住民的语言和基因，随同他们的牲口作物技术和书写体系，成了古代和现代世界的主宰。”23不过，作者对欧亚大陆东西两端两个农业文明策源地（新月沃地和黄河流域）之间在动植物驯化品种以及相关农业技术传播方面的地理交流机制，却语焉不详，尤其是对新疆至河套平原之间这条关键地带，缺乏应有的交待，中国沃洲地理在戴蒙德的作品中，是一个“真空”或“黑箱”。可以说，戴蒙德对作为丝绸之路“黄金带”的中国沃洲地带存在着知识和文献上的盲区，这不得不说是他著作上的一个致命瑕疵。经过多次阅读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
37、类社会的命运 这本书，我发现，戴蒙德对拉铁摩尔的相关研究以及敦煌相关文献缺乏关注。事实上，中国沃洲地带，才是中国、古代印度、两河流域、埃及文明以及西方古希腊文明的规模化交汇之地。今天我们所讲的新亚欧大陆桥从分布路线上看，几乎就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现代重现，这条大陆桥位于亚、欧两大洲的中部，其走向基本与亚欧大陆的东西轴线相一致，其陆上运距仅有 10 000422023年 第5期余公里，比偏居亚欧大陆北边的西伯利亚大陆桥缩短运距3 000多公里。在连接并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方面，天山发挥了特殊的功能，可以说是一个最为关键的地理枢纽。亚洲内陆干燥地带沃洲大单元有统一性，而新疆与中亚细亚，则正立于共通的地理
38、基础上，“帕米尔高原以西诸山脉，都不太高峻，地势也较平缓，自此趋向于欧洲的现象相当强烈”，8所以，从中国沃洲地带出发，翻越天山，通向欧洲的速度是很快的；同理，一旦从西向东翻越天山进入塔里木盆地，则通向中国中原地区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如果说天山是真正的“世界岛”，那么，塔里木盆地就是人类文明的“蓄水池”。“惟其古代东西方民族纷纷向新疆塔里木盆地集中，所以历史界形容古代新疆，往往称为人种蓄水池，或不同人种所携来的不同文化博览会。”8由于处于同一个气候带上的原因，农业文明从发源地传播到其他地区，沿着东西轴线的传播比沿着南北轴线的传播速度更快，这正是横轴走向的欧亚大陆文明先占先机的地理原因，这恰是 枪炮
39、、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一书的核心观点。而要洞悉这个传播机理，只有把目光聚焦在天山以及中国沃洲地带上才能看清楚。由于“交流热线”的存在，中国沃洲地带及其延长线上的原始农业文明点几乎同时涌现的可能性极大。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华夏”和“中国”的最初含义，具有重要的学术上的启示意义。比如，契丹人自从建国以后,即利用和发挥了历史上比较宽泛的“中国”概念,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不同时期取“中国”一词的不同涵义而自称“中国”,形成了他们的“中国”认同观念。这主要表现在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自称“北朝”,认同中国传统文化,袭用“中原”即“中国”。辽道宗之所以有“生于中国”的愿望，这里的“中国”大致要在东西轴
40、线上去寻找。作为佛教徒的辽道宗，祈求“生中国”是祈求生在佛诞生地中天竺。在佛教文献语境中，“中国”一词与“中天竺”并称，指的就是佛诞生地。24叶曼先生在一次讲座中说过，古印度也曾自称中国。据何新先生的研究，尼泊尔在历史上，曾经是属于中国文明圈的。恒河流域的迦毗罗卫国，正是分布在幸运纬度上的一处沃洲!幸运纬度上的农业沃洲，大致都共享着同样的农时历法和四时节气，因此都有可能践行“中和位育，安所遂生”这一“天人合一”的信念。能够“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的地方，不正是作为神州的中国吗？无独有偶，“中国”在俄语里被称作“”（天下、天朝、普天下之国），强调国家伟大、地域广大。25近代中国国家建构，之所以特别
41、重视长城天山商路这条东西轴线，26这与中国历史上连接东西、展开东西的久远传统是分不开的。四、从“南北中轴”理解“天下”观念起源从西安出发，沿着河西走廊，一直通向新疆伊犁，如果我们愿意，几乎可以从每一座途径城市的钟鼓楼下穿行而过。27中国沃洲带上的城市老街区，大多保留着一个枢纽性建筑钟鼓楼，其下有贯通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十字门，这样的营造法式，不约而同，令人惊叹，在我心目中，就是看得见的“经纬天下”（出自 史记秦始皇本纪：“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童年时期，我有一个学期的时间，跟随父亲在永昌县第一小学读书，课余时间，我最爱玩耍的地方就是县城的钟鼓楼及其周边。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明
42、白了钟鼓楼的功能处于交通十字上的钟鼓楼，具有钟鼓声教、授时定位的功能，沃洲城市曾经具有的“居游之间”“农牧相济”“商贸集市”的历史底色今天仍然存在。今日的张掖古城的正中心有座钟鼓楼，名“镇远楼”。钟鼓楼呈方形，楼体用青砖包砌，衬砌石条，基座的四面中间各开有一券形门洞，门洞正对着甘州古城的东、南、西、北大街，门洞上嵌刻着四门名字的砖雕匾额，东为“旭升”，西为“宾晟”，南为“迎薰”，北为“镇远”。楼阁为木结构重檐四面坡，溜王勇：“东西为用，南北一体”432023年克拉玛依学刊西北中国与丝路文明金黄顶。楼阁的第一层四面悬有根据当地的风景名胜而题写的褐色绿字匾额：东为“金城春雨”，西为“玉关晓月”，南
43、为“祁连晴雪”，北为“居延古牧”。意为东迎金城春雨，西送玉关晓月，南眺祁连雪峰，北望居延牧场。在钟鼓楼的第二层上也同样悬挂有四块蓝色金字匾额：东为“九重在望”，西为“万国咸宾”，南为“声教四达”，北为“湖山一览”。十二块匾额寓意深刻，意境旷达，东南西北对应春夏秋冬，体现的正是汉唐以来中国国家建构的宇宙政治学。贯通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十字门，这样的营造法式或可追溯到早期中国历史中的“亞”字建筑及其文化信仰。甲骨文、金文、古代墓室和日晷、博弈棋局等文物中普遍存在的“亞”字形图形在原始文化中的具体含义，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在史前文明中，人们从太阳观测中得出“亞”字形观念以及“亞”字形由对大地之形的
44、描述上升到精神性形式母题的过程，透视出古代中国人特有的宇宙观和思维模式。而“亞”字形和古代礼制、“亞”字形变迁与中国古代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也正是这种宇宙观念和思维模式发展的具体体现，其中蕴涵着中华文明的独特品格。“亞”字形在不同文化中的变异，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探索各文化之间联系的可能性线索。而“亞”字形最终堙没在东方文明里，却成为西方文明的神性象征。西方人将“亞”形明堂视为东方专制主义象征的同时，却将其悄无声息地转化为自己的神性符号，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刻反省。其实，在中国古代的建筑文化中，“亞”字形建筑母题以及礼制形制与崇中观念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28在空间图式的文化抉择中，古代中国人更倾向于平
45、面五方位的空间图式，并强调以北方为尊的南北轴线秩序。为什么要强调以北方为尊的南北轴线秩序呢？有学者认为，南北轴线是由于北方气候寒冷而需要好的朝向以获取大量日照所致。29这个解释可以说是抓住了南北轴线的要领。北方游牧民族安全过冬，是一年中事关生死的最大考验，只有首先准确地锚定南北方位，才能确定冬天午时太阳直射的最佳位置，进而获得最大的受光量。这样的位置一般都在背北面南的阳坡位置。当然，在最为酷热的夏天，北方游牧民族也同样需要准确地锚定南北方位，以确定在山之北麓阴坡避暑的最佳位置，进而最大限度地利用阴坡面积，减少太阳直射的时间。显然，辨正南北方向，事关生死问题，因此，最具秩序、最有刚性的方向就是南
46、北方位。这也是历代王朝“正”统之争的宇宙学含义。只有校正南北，才能更好地权衡左右、平衡东西，进而实现“中和育位，安所遂生”生命智慧。因此，中国文化中的中轴线十字是具有实质性内涵的，完全不同于西方宗教将十字形架构抽象化或人格神化。从麈“路”南北，到马“道”东西，历史中国文化中的“十”字是在“天人合一”的农业文明实践中孕育成熟的，是与“德”“行”分不开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亞”形明堂建筑，就是“大地文章”，是真正的“身教”大师!30甚至在许多敦煌契约文书篇末的画止符上，也能看到中国人历史悠久的十字信仰。这与明清契约文书篇末画绝止符号“行”字形是通约的，31因为“行”字表达的就是东西南北这个“十”
47、字路的意象，也就是太阳神每年在大地上走过的“足迹”。这与中国文化中的天地信仰即“祓禊”（符契）信仰是高度吻合的，人类或许就是在天时节律与人事节奏完美无缝地契合下被造化出来的。契尾画“十”就意味着人人契约与天人契约是完整统一在一起的，是紧密不可分割的，是神圣而不可违背的。这与历代民间文字作品中常见的“天地作证，山河为盟，有违此誓，天地诛之，人和一心”的誓语是一脉相承的。归根而言，“十”字符代表的是人类早期对自然力的崇拜，尤其是对日月星辰的崇拜。以天契之道来言说人契之理，既能说明契的善性之源，也能说明契的神圣之源，正所谓“春夏恩泽不谢，秋冬肃杀无怨”。今天，我们常常能够看到基督教教徒在胸口4420
48、23年 第5期或额头画十字（cross one s heart），以祈求上帝保佑或信守神人契约这样一个动作，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一个次生信仰，是在天人契约这个原生信仰的基础上建构起来一种神人契约或信仰。当然，cross one s heart 这个西方信仰意象也提示着我们，在初时起源的意义上，话呷与画押实为一体两面，即手里划着十字，口里念着十字。据吴正中先生考证，“叶”（y）即古“呷”（y）字，“十”（甲）是甲骨文中的“甲”字，“十”与“甲”、“叶”与“呷”,是两对相应的异体简繁字,又是两对相应的古今字。“十”是“甲”的古字简字,“叶”是“呷”的古字简字。32因此，敦煌契约中在契尾画“十”这个情
49、景，很可能既是话呷，也是画押，二者是同一不二的。cross one s heart这个西方信仰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敦煌！中国文化中的“十字”信仰，是整合理性与信仰的易学模式，33而不是西方人的整合科学与宗教的神学模式。从钟鼓楼下贯通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十字门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物化形态即营造法式的“十字”信仰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沃洲城市中极为普遍。不过从城市整体布局看，钟鼓楼下的十字门，不仅仅是为了塑造东西南北这样一种四方意识或信仰，更重要是的要锚定城市乃至整个周边区域的中轴线：以南北中轴实现东西平衡（所谓“东西均”）。中国沃洲地理之连珠成带这一现象特征，与东西轴线、东西春秋之宇宙论内涵和人文意象是通约
50、的，可视为中国沃洲的基础地理，在此基础上，还逐渐形成了南北中轴这一纵向上的地理整合，从而具有了“经纬天下”的情怀。中国人的十字信仰，是内含在“南北中轴”信仰之中的。在中国沃洲带上，经由“南北中轴”这一营造法式，而形成“经纬天下”的观念，可以从诸多经验现象和文明型国家的建构实践中予以证明和阐释，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规律就是：南北问题东西解决，东西问题南北解决；求“治”于东西的同时，还要求“正”于南北，最终趋向于中道哲学。辽代的“四季捺钵”，作为一种生动直观的、行走在大地上的天下政治实践，是有意识地将求治寓于求正之中，不但在南北方向上求正，而且在东西方向上求治、求发展。据说辽代北京的建筑多是坐东朝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