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 卷第期牡丹江大学学报 年月 文章编号：（）收稿日期：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作者简介：潘浩（），男，江苏徐州人，淮阴师范学院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与文化、高等教育。北宋求直言诏令的内容意旨与文化透视潘浩（淮阴师范学院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江苏淮安 ）摘 要：北宋求直言诏令作为清明政治之表征，其颁行不仅传递君主欲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诚意，也烛照出君主忧国悯民的社会责任。因缘起不同，求直言诏令可分为即位求言、儆灾求言与战事危机求言三类。在广开言路之下，求直言行为却常包藏君主、权臣欺骗的虚假，其中尤以徽钦二朝的“言路”之事最为不堪。北宋求直言诏令的
2、内容意旨与文化透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时局。关键词：北宋；求直言诏令；内容意旨；文化现象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DOI:10.15907/ki.23-1450.2023.02.012 ：；诏求直言作为一种“清明政治”的施政策略，常于王朝初创、新帝登基或遭遇灾难、危机时被选择性使用，其目的自然是“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国家”。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诏求直言是君主虚怀纳谏以避免下情壅蔽的重要路径，一如晁补之所言：“问古者敷奏以言，庶言同则绎，上有大事与 天 下 共 之。所 以 防 壅 蔽 而 近 公 正也。”或许正是受这一认知的影响，使群臣对指陈得失的言说充满期待，上疏
3、言事者代不乏人。如后蜀人杨褒以“直言敢谏”称誉一时。又如唐人权德舆赞其外舅相国安平公“以直言为己任，愿致君于黄虞”。然而，以直言求之而因直言杀之的悖谬，又使群臣多不敢谏，故也致诏求直言陷于囹圄，其隐晦的虚伪性历来备受史家所诟病。如史载：“（东汉）桓帝时，数有灾异，下策博求直言，（刘）儒上“封事十条”，极言得失，辞甚忠切，帝不能纳，出为任城相。”又 读史管见 记：“（刘宋）武帝初即位，诏求直言，周朗条奏七事帝藏怒宿怨，竟不能容。”与前代相较，北宋求直言类诏令明显增多，甚至有论者认为“宋代皇帝的诏求直言尤其多。”然事实上，笔者统计而得的北宋求直言类诏令不过百条，与约两万五千余条 的 北 宋 诏 令
4、 总 数 相 比，可 谓 寥 寥。既然如此，那为何还撷取其作为诏令之典型并有所阐发呢？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尚须回归求直言类诏令所产生的现实情境，并在其颁行的目的、内容及效果中细加寻绎。一、即位求言：“累圣相承”惯例的不同运用即位求言，并不鲜见，如汉高祖刘邦登基之初，面对百废待举之局，尝发布即位求言诏令，以“期于晓达”“谋嘉猷之告”。其后，虽然历代诸帝也间有即位求言诏发布，但 皆 不 像 北 宋 这 样“累 圣 相 承，以 为 故事”。当然，所谓“累圣相承”亦不准确，其实真正的开端始于真宗朝。太祖、太宗朝虽未见即位求言诏，但二者令朝臣指陈时政阙失 的 诏 令 却 并 不 乏 见，如 太 祖
5、建 隆 三 年（）令在朝文班朝臣翰林学士等指陈时政阙失诏 有云：“今后每遇内殿起居，依旧例次第差官转对，并须指陈时政阙失，明察朝廷急务。”太宗亦屡下诏令以求直言，如太平兴国六年（）诏：“并得上书直言，无有所隐。”又如端拱二年（）诏“文武群臣各陈备边御戎之策”有云：“各宜悉陈所见，密具封章。所贵尽心，无効钳口。”对此次求言，续资治通鉴长编 载：“右正言、直史馆河南温仲舒章独先上，上悦，乙未，赐仲舒金紫。”与前代“帝不能纳”的偏狭相较，温仲舒此次进言显然是切当而幸运的，这种幸运不仅与太宗本人胸襟、器识及温氏所章奏的内容有关，实又与时代话语环境的相对宽松相联系。太祖、太宗登基时未见求直言诏令，究其原
6、因，当与其时王朝初建，政事庶务尚未步入正轨有关。至真宗，朱熹所谓“累圣相承”的惯例才初肇其端。至道三年（）三月，真宗即位，五月，真宗颁求直言诏，宋会要辑稿 有载：未闻谠议，朕甚惧焉。况今有位之贤，咸蕴佐时之略，所宜朝夕纳诲，以弼予违，蹇谔尽规，以辅台德。不可否认，诏文洋溢着大治天下的少年英气和增光前烈的创业豪情，一改真宗“封禅事作”的历史刻板印象。事实上，真宗临御之初，颇为英晤。如 宋史 载：“（真宗）幼英睿，姿表特异”，为皇太子时，“留心狱讼，裁决轻重，靡不称惬，故京狱屡空，太宗屡诏嘉美。”东轩笔录 也载：“真宗天纵睿明”吴处厚 青箱杂记 还指：“真宗听政之暇唯务观书。”如此英晤好学之人，初
7、临践位，自当作为一番，诏文对此不仅有准确的表达，而且足见赤诚。群臣也因此备受鼓舞，多有疏陈，如宋人韩淲 涧泉日记 载：“真宗即位求直言，（王）禹偁疏陈五事，三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云云。”对真宗是否采纳王氏之言，江少虞 宋朝事实类苑 载：“真宗即位，诏群臣论事，（王）禹偁上疏陈五事，至今行之。”显然，真宗悦纳了王氏进言，并责成有司，奉为制度，一时沿用。真宗殁后，仁宗也屡求直言，续资治通鉴长编 载：“苏舜钦上疏言：盖陛下即位已来，屡诏群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转对，置匦函，设直言极谏科。”从苏舜钦之奏，大致可得两点信息：其一，仁宗求直言的时间已不限于御宇之初或即位之时，这一点传世文献也可佐证，如天圣
8、七年（）颁 令百官言朝政阙失诏 上边机民事诏，景祐五年（）诏求直言等；其二，仁宗复置“直言极谏科”，为博士议郎及应诏之士上封事提供便捷之径，非皇帝诏求直言之时，也可随时直言上疏，仁宗如此大开言路，无疑极大地激发了士人指陈言说的冲动和参政议政的热情。神宗即位时，天下积弊已深，痿痹益甚，非除旧习不足以起沉锢，为此，登基前后神宗曾两次诏求直言，用词颇为恳切。其一有云：其布告内外文武群臣，若朕知见思虑之所未及，至于朝之阙政，国之要务，边防戎事之得失，郡县民情之利害，各令直言抗疏以闻。其二又云：以成王之贤，犹恐惧以谋于下，况朕之不敏，处乎深宫之中，未尝试诸艰难，猥受神器之重，可不惧哉？庆历以来的变革实践
9、没有使国家走出积弊的泥沼，财政、吏治、军备等问题愈发严峻，社会内部各种矛盾愈益突出，面对积贫积弱的现实境况，“厉精图治”的神宗又怎会无动于衷？其即位不久便宣称：“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从其前后两则求直言诏，也能感知神宗“性气越紧，尤欲更新”的急切与赤诚。神宗恐自己深居禁庭，未能尽知人才，故希望臣民上疏陈事，直言阙失，以便识别贤能，擢拔人才，以昌国运。神宗欲新天下之心，其实从宋人刘述 上神宗乞令侍从台阁条对当今急务疏 中也可窥得，如刘氏言：“臣伏睹近降诏敕，许内外文武群臣直言朝之阙政、国之要务、边防戎事之得失、郡县民情之利害，此诚陛下悉心求治、虚己待人、图新庶政之急先也，天下幸甚。”神宗诏求
10、直言确非口头的虚假作秀，其间有着神宗本人对国势前途的主动思考。史载神宗“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如此大有为之人，求直言当出其真意，故其对所进之言的处置，也颇为上心，如其曰：“言若适用，亦以得人观其器能，当从甄擢”，或者“以崇秩厚禄尊宠其人”。当然，对进言如何选用？进言者如何甄擢，诏文并未尽言，但我们仍可从臣僚对此事的奏论中略得一二，如刘述尝奏：“既以究其利病，亦以见其器能。候内外诸处奏到文字，就两制馆阁中择智识优长、练达时务者三四人，置局看详评议，逐旋具事理于所属中书、密院参覆商量，然后进呈，取旨施行。所 异 庶 政 交 修，下 情 尽达。”刘述之言实已涉及对进言内容的梳理、进言被采纳的依据及对
11、进言者器识才能的考察等多个方面，颇似具体的执行方案。毋庸讳言，神宗诏求直言革除弊悻之心昭然，两次登基求直言皆发生在熙丰新法即将如火如荼之前，其救弊图治、不罪言者的意思表达，也是王安石等人得以迅速推进新法的坚实后盾与现实基础。与神宗两次求言旨在更张法度不同，哲宗的两次即位求言前后多有抵牾，有论者认为，如此悖违，实际上，“掺杂着新旧两党的明争暗斗，是反映两党势力此消彼长的一面镜子。”事实确也如此。元丰八年（）五月，哲宗循祖宗故事，即位求言，因其时新法尚未辍止，“两制”也在新党掌控之下，故诏文对忤逆新法的言论有较为明确的限制，如有云：乃若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观望朝
12、廷之意，以徼倖希进，下则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然而，时隔月余，哲宗再下求直言诏时，此前所涉黜罚的表述已不复见，其有云：应中外臣僚及民庶并许实封直言朝政阙失、民间皆苦。从附带黜罚的求言到“并许实封直言”，其间与士论领袖司马光的上疏不无关系。吕中 大事记讲义 载：“元丰八年，诏求直言，从司马光之所请也。光言：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则可以六事，罪之矣，是始于求谏，而终于据谏也。乞改前诏，乃下诏许中外实封言事。”后“（哲宗）改诏行之，于是上封者以千数。”六月再次下诏的结果则是产生了数以千计痛陈新法弊端的进言，而这些进言无疑又涉及“改新法之根本”，如宋人吕中认为“司马光入相之初，以开言路为第一义，固所以
13、痛扫十余年言路之荆棘，所以为改新法之根本也。”故此可言，哲宗在司马光乞请下的第二次诏求直言，在一定程度上，聚集了反对新法的旧党势力，为日后“更化”做好先期的铺垫与准备。徽宗即位求言，文献不见载录，或与阙佚有关，但从文献中徽宗对上疏言事者颇多限制的文字来看，其求言之举当是充满了虚伪与欺骗。如崇宁元年（），徽宗下 臣僚章疏等虚辞尽行改正诏，责令有司对所谓“忘君臣分义，乘间伺隙”“工肆巧言，诋诬先哲”的臣僚章疏予以“更正”；崇宁三年（）又诏告臣僚，对“包藏异志，因事辄发，斥言罔上，无所忌惮”者严惩不贷。徽宗言路壅蔽如此，足见其时政事的断烂程度。对此，宋人晁说之尝言：“士气沮丧，人人以言为讳，其视朝廷
14、利病如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然，真可惧哉！”钦宗时，金人犯境，北宋王朝立国之元气业已凋敝，再加之钦宗本人懦弱犹疑，绝无胆魄奋起开创新局面。在此种情势下，钦宗即位求言诏令更加显露“情势所迫”“一时权宜”的特征，虽诏书有“至于逆耳而利行，朕当舍己以从人，虽有过言，必无罪谴”的“精诚”之言，事实上却虚假至极。对此，宋史纪事本末 尝载：“钦宗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朔，诏中外臣庶直言得失，自金人犯边，屡下求言之诏，事稍缓，则阴沮抑之。当时有 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 之语。”可见，钦宗的诏求直言已成为一时笑柄。纵观北宋诸帝即位求直言诏令，其实不难得出这一“累圣相承”的惯例在不同时期实有着不同的运用。徽
15、宗之前，求直言诏令虽整体上流于形式，但君主仍会审慎对待所得上疏，且会有所选择地吸纳合理进言，诏令在此过程中的权威地位和引领作用依旧明显。而至徽宗以后，伴随权臣蠹国，言路壅蔽，所行求言诏遂也成为一时权宜，充满欺骗与虚假，而朝野上下对诏求直言认知的变化，又恰恰反映了北宋政局更张的演进过程及其现实国势的发展走向。二、儆灾求言：消弭灾患的伦理努力儆灾即“天儆灾异”。在古代君臣观念中，灾异常与现实政治阙失相联系。如汉儒认为，“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与之相应，宋人也认为灾异是上天对君主不合伦理、失德的谴告，如“真宗朝，李沆、王旦同执政，四方奏报祥瑞，沆固减裂之。如有灾异则 再 三 数 陈，以 为
16、失 德，所 招 上 意 不悦。”而若欲消灾除疫，则须君主对上天的降灾做出回应。北宋君主应对天谴的举措主要有罪己思过、道场祈祷、赦降罪囚和诏许臣民直言得失等，目的以求改过自新，转祸为福。故而，因儆灾而求直言的诏令在北宋较为常见。如史载（嘉祐元年）五月，“诸路大水，河北尤甚，寻遣韩绛体量安抚河北。六月，雨坏太社、太稷坛。”淫雨降灾，稼穑沦伤，贫人罹苦，面对灾异谴告，仁宗诏求 直 言，诚 恳 自 责 以 求 改 过，诏 文 有云：此皆朕德不明，天意所谴，致兹灾潦，害及下民。是亦邦治未孚，王政多阙，赏罚有所不当。仁宗自责是由于“朕德不明”而致大水肆虐、黎庶罹难，然仔细考揆，仁宗的自责似乎又可理解为臣僚的“不称职”，正是由于群臣没有尽履“陈当时之利害，制治之否臧”的责任，才致上天谴告、灾异四起。当然，也有论者认为，仁宗此次求言，至诚恻怛之心昭然，“雨灾、水灾间见叠作。帝（仁宗）乃诏避殿、诏 减 膳、诏 改 元、诏 损 尊 号、诏 求 直 言苟有益于救灾皆施行而无吝可谓遇灾而惧矣。”不管是遵循故事的惯例，还是出于仁宗至诚恭谨的本心，此次水灾求言确系收到了群臣诸多的疏奏，言辞恳切者如欧阳修，其不仅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