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年月第 卷（总 期）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变动坐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式理解任剑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摘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可以在不同坐标中获得复式理解的命题。随着坐标的变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分别可以从“自己”“中国”“亚洲”和“世界”几个坐标系中得到不同的定位与解释。坐标的变动，自然不是随意的，而是根据空间扩展的原则递进的。不同坐标中对命题理解的变化，不是主观的，而是依托于鲜活的现代经验之多维构成方式转换的。其中，“以中国为方法”构成理解这一命题的核心。这不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方法视角，而是一种观察大变局的出发点与着眼
2、点；这也是以往观察大变局长期缺失、需要补缺的视角。这样的观察，是为了让中国更了解世界，世界更乐意接纳中国。从总体上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古今之变”的一个构成部分，后者是为了在确定性的基础上理解前者的相倚命题。关键词：百年变局；坐标；方法；变动；复式理解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命题了。对此，还有就命题本身的含义进行深入分析和解释的必要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这一命题，无论是就它的时间尺度，还是空间尺度，抑或是时空结构尺度来看，都还有许多待解之疑。命题涉及的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差异，关联的古今两类社会机制，牵连的现代时空构成，都是需要从微观细节、中观制度、宏观理念上进一步澄清的
3、复杂问题。而从理解这一命题必须确立的基本坐标来看，不是将之固定在一个僵化坐标之中，而是变动坐标，即可以看出命题本身的含义出现的重大差异。无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命题，是要凸显审视“大变局”的中国位置。取决于中国同样处在数百年的“古今之变”大环境中的历史前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便是一个在变局中寻找中国与世界互动局面中的“变之中不变”的确定性的尝试。一、坐 标 即 方 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描述百年时间尺度内的社会结构性变迁的命题。它不是一个单一坐标可以呈现丰富内涵的命题，而是一个可以在不同坐标中获得理解的复作者简介：任剑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参见任剑涛、郭台辉、杨阳等
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科学汇思（笔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 卷第期，第 页。杂命题。因此，人们只能以一种复式而非单线的理解，才能明了这一命题的丰富含义。这不是说命题蕴含本身有多么复杂，以至于难以尽显；而是说必须变动坐标，才能够将命题的丰富内涵凸显出来。就此而言，与其像坊间那样亟于直白给定这一命题的含义，不如为理解这一命题的含义确定基本坐标。确立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同坐标，其实就是明确理解这一命题时采用的不同方法。在这个特定意义上，坐标（）就是方法（）。但何以不直接表述为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同方法呢？理由有二：其一，如果不采纳理解这一命题的坐标说法，直接将之表
5、述为理解这一命题的方法，就有将问题抽象为方法论的嫌疑。这就可能将理解命题内涵的意图转向方法论的讨论。即转向可以采用哪些方法，哪些方法更为适当，是采取规范的方法，还是实证的方法更有利于展现命题的复杂含义这类问题上去了。这就掩盖了理解命题本身内涵的解释任务。其二，如果采用理解命题方法的说法，可能会将凸显不同坐标中的丰富内涵，干瘪化为几个方法论教条，从而遮蔽不同坐标中凸显的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复杂内容，并借助这些丰富的内容呈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社会变迁方向与社会结构内涵。前者让方法完全主导了命题分析，后者让方法遮蔽了命题内涵的揭橥。足以帮助人们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诸坐标，不可能悉数罗列、详尽
6、分析。因为随着描述与分析意图的变化，可以确立的坐标甚多。诸如前述的时间坐标，从十年、百年、千年，乃至于万年，都可以作为审视“百年”的时间横轴值；在空间坐标上，从个体、到大小不同的群体，也都可以作为审视“大变局”的纵轴指标；在社会的一定时空结构坐标上，传统、现代及转向现代的不同程度，也可以作为审视“未有”之大变局的参照结构。这里拟从空间大小不同的坐标，来审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内涵。从这一坐标系来审视命题含义的理由，一是时间上的明晰性，它让人们可以比较清楚其时间限度，无须太多的辨析。而空间结构变化相对于时间长短尺度来讲，更易于衡量人类社会所遭遇的变化状态。二是空间坐标中呈现的“百年未有之大
7、变局”，能够发挥出连接时间与古今社会结构的作用，让其成为凸显命题丰富含义的最佳坐标。但确定坐标中的时空两个向度呈现出来的命题含义，势必将确定的坐标转换为一种方法：一种引导出在坐标既定的情况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定框架中的内涵的方法。受此方法驱动，人们可以获得这一框架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定含义的认识结果。就此而言，所谓坐标也就是方法，也就是说，确立一个坐标，意味着限定了一个认识坐标中事物的进路，一种在所确立的坐标中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进路。从活动着的个体是一切社会运动与变迁过程的主体出发，逐渐扩展开来看，在民族国家时代的人类活动空间，不外国家、地区与世界三个逐渐扩展的空间。由
8、此，可以区分出审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四个基本坐标：这就是个人、国家、大洲与世界。站在中国人的特定视角看，这四个基本坐标可以表述为个人、中国、亚洲与世界。简单地讲，个人之所以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坐标，是因为个人是任何理解活动的主体。不从个人出发，就等于让理解主体缺席了。理解主体一旦缺席，哪还有什么理解活动呢？！中国之成为理解同一命题的坐标，是因为在民族国家时代，理解者总是站在一定的国家视角，发动自己的理解能力，确定自己的理解意图。尽管国家视角不是唯一的视角，但却是一个影响理解者偏好相当重要的视角。无国家视角的人文社会科学命题很难被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们呈现出来，这
9、是由强势的民族国家建制所决定的事情。中国学者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注定了是从“中国”的存在论与认识论角度出发去理解该命题，但不等于说中国学者种种倾向于“自主的”理解，就会僵化地限定在“中国”的地理范围、政治意指与文化理念之中。它会在国家间、地区间的相互理解中，去寻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同理解，并努力去发现不同理解之间的异同。于是，“东亚”、亚洲或指涉更为广泛的“东方”，就会成为一个空间范围更大、社会文化内涵更为复杂的理解进路。这是因为，亚洲，是一个自陆权时代以来，就与欧洲相形而在的地区存在与文化理念。在古代，近东与中东对欧洲的关系，构成东西方社会相互碰撞、相互理解、积极互动的文化互融关
10、系；在现代，东亚，尤其是文化上相近的中国、日本与韩国，伴随三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明显增长，日益成为亚洲的代表性力量，成为“以亚洲为方法”的大洲实体所指。今日东亚，尤其是中国，以其国家发展奇迹和改变世界的雄心，成为借名亚洲而理解世界变局的重要方法或路径。但无论怎样讲，世纪降临的、由西方人创制的这个“世界”，还是人类理解古今变局的、最强势的方法理念，以其对人类的“现代”世界的信念、制度与生活方式的认识来讲，它在方法上的支配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稍微具体一些看，作为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坐标的个人，不是指与群体相对而言的个体，而是指相对于我们、他们这些复数主体的个体一己。这就是项飚所说的“把自己作为方
11、法”。这一方法强调的是，将研究者自己的经历转换为尝试研究的问题，从而让“自我”进入研究之中，而不是像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那样谨守超越自我、自己或个人经历才足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的教条，将“自我”视为妨碍科学研究的重要因素。“把个人经验问题化是一个重要方法。我们关心的是世界，不是自己，现在关键就是从哪里开始了解这个世界，同时也更好地了解自己，把个人自己的经历问题化，就是一个了解世界的具体的开始。我对自己不满意，看自己的成长经历，同时也要看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别人怎么会想到这些事情而自己看不到，这样才能不断地看到很具体的世界。”在这里，似乎个人、自我、自己、个体差不多是同义词。其作为方法，就是将个体
12、一己的经历与他人的经历、世界的变迁统合起来看问题，从而既解决自己的问题关切，又做出个体一己经验支持的学理贡献。“把中国作为方法”，是一个超过个体范围，进入大共同体范围的方法进路。这首先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一个方法突破。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先后流行的研究范式是“冲击 回应说”“中心 边缘说”“传统 现代说”以及“帝国主义说”等等。这都是将中国视为被动的研究对象而确立起来的方法意识与研究模式。柯文则强调一种“中国中心观”的研究理念，倡导一种从中国内部视角、区分为横向地区和纵向层级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在日本的中国研究中，沟口雄三批评“没有中国的中国学”即汉学研究传统，即将中国仅仅当作认识古代日本的
13、参照性中国，而无视当代活生生的中国的一种研究传统。他倡导一种不仅了解中国，而且超越中国范围，向世界主张中国地位的“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学”，这就将中国、欧洲都只作为多元世界的构成要素之一。这任剑涛变动坐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式理解项飚、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飚谈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年，第 页。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参见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第 页。是要改变将欧洲看作世界来审视中国的定势，转而从中国来看待欧洲与世界的新思路。在中国国势发生巨变的当下，这样的方法
14、思路已经成为中国学者自己的一种方法理念。这样的方法意识，顺接了前述两者的基本思路，但转换成为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后，突出的特点是以国家主义的眼光，重新衡量中国的国家历史与世界地位。“把亚洲作为方法”可以说是“把中国作为方法”的扩展版。这是针对欧洲中心的“世界”理解中，亚洲的长期丢失而尝试重建的一种方法。“亚洲这个地理区域当然没有丢，不过发生在这个地理空间内的历史过程，却饱含着各种 丢失。近代以来，亚洲经历了一个被殖民被侵略的过程，丢掉的不仅仅是领土主权、物质资源，还有精神文化传统乃至主体尊严。”在亚洲，尤其是东亚的中、日、韩三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有了极大改善的前提条件下，一个以多样性和开放性
15、为特点的世界观，促使人们找回一个不被欧洲化约的亚洲，重现不同于欧洲的亚洲地域、风土、空间与认同、理念、意识形态，便成为一种重新审视世界的方法。这与前述沟口雄三吁求以中国为方法时的主张，具有一致性。这既是沟口雄三的诉求，也是中国学者受其影响的结果。“以世界为方法”是 年以来主导全球的方法意识。这是一种从“世界”的视角审视，认知国家、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特定视角。但这个“世界”，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是具有特殊含义的，那就是由欧洲人，尤其是西欧人所开拓的那个“世界”，其不仅是“地理大发现”意义上的实体世界，而且是人权、民主、法治构成的那个制度世界，更是那个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运动以降呈现的精神
16、世界。这个世界以其广被实体世界的殖民运动以及文化的全球性互动，塑造了“现代”世界的面貌。但在前述的中国、亚洲获得方法意涵之后，既定的“世界”开始动摇，其方法指引或塑造作用开始下降，人们致力于将此一“世界”还原为“多元”世界。于是，用以审视不同国家与民族实体的多元“世界”理念，开始主导认识“世界”的认知活动。二、坐 标 的 变 动由上可见，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直接给出人们期待的某种状态的一个描述就能够了事的。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明确究竟应如何准确把握这一命题的发生机制与演变过程，可能比给出实在论（）意义上，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何种情形存在的结论要更有意义。既然确定不同的坐标，就会发现很不相同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命题含义，那么，拒斥那种在一个僵化的固定坐标中理解这一命题的尝试，就应当获得鼓励与赢得赞赏。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如上四个坐标，可以从两个向度来做进一步的分析：一是理解这一命题的坐标的可变动性。人文社会科学的任何命题，都需要安置在一定的坐标系中，才能获得相对准确的理解。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人文社会科学并不在实在的唯一性基础上展开运思，也不在研究者寻求的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