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乡二元结构转换过程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基于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验证马晓河（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北京，）杨祥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摘 要：刘易斯理论中劳动力流动的第二转折点隐含了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为牵引实现城乡产业协调发展，最终破解城乡二元化格局实现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建设的基础逻辑。本文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框架下，引入新古典生产函数，分析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实现农业发展进而达到第二转折点状态的路径，并根据现阶段国内产业间劳动生产效率差距较大的经济事实，在借鉴国际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实现不但要优化农业劳动力规模和实现资本积累，更要加强农业生产中技术投入并制定有
2、益于农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最终通过农业发展缩小农业和非农产业间的劳动生产效率差距，保证劳动者在城乡产业就业中能够等同地实现自身的价值、获得一致的回报，完成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城乡统一劳动力大市场建设。关键词：城乡统一大市场；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第二转折点；劳动力转移一、引言 世纪 年代末，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释放了农村过剩劳动力。在市场化制度建设、户籍制度放宽和开放型经济发展等改革开放大背景推动下，我国城乡间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现象。随着大规模的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劳动力资源的城乡和产业配置状况得到了改善，人口红利得到了极大地释放，这成为驱动改革开
3、放 余年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劳动力的城乡流动是串联城乡经济的重要纽带，但在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不完善和政策改革不够深入的影响下，长期存在的城乡劳动力的单向流动情况一直是制约我国城乡产业均衡发展的重要阻碍，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在城乡自由流动成为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中迫在眉睫的任务。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简称意见），意见将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作为实现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劳动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强调要“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促进劳动力、人才跨地区顺畅流动。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和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总体
4、上看，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打破城乡二元发展状态、实现城乡产业协调融合发展进而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也是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新背景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长期目标的重要抓手。目前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不健全是制度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受城乡二元体制下生产要素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市民偏向的分配制度、重工业偏向的产业结构的影响，劳动者在城乡产业中自由择业存在一定的制度阻碍，这也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群体，这一群体在生活农业经济问题（月刊）年第 期 杨祥雪为本文通讯作者DOI:10.13246/ki.iae.2023.01.001中其兼具农民和市民两种身份，并在生产中参与农业
5、和非农产业两种产业的生产活动，因而解决“农民工”群体身份和就业的二重性问题一直是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关键步骤。现有的研究一般认为，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是改革开放中体制改革不够深入的结果，但单纯从体制的角度去阐释这一现象则不能解释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初期制度管控严格的情况下，农民工群体的规模仍不断扩大；第二，为什么近年来在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以常住人口城市化和户籍人口城市化之差为衡量的农民工群体市民化进程仍相对缓慢。回答这两个问题，要理清城乡二元结构转换 过 程 中 的 农 业 劳 动 力 转 移 的 市 场 逻 辑。年，我国农业总产值由.亿元增长至.亿元，年均增长.，但
6、农业与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对比却在.区间波动，年其相对比甚至一度超过了.，这意味着单位劳动生产力在非农产业可以创造数倍于农业的产出，也形成了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底层逻辑。同时，产业间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动深刻影响着农民工转移的规模，年我国农业和工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对比由.下降至.，同期农民工规模的增速逐渐由.下降至.，年农业和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对比回升至.，农民工规模的增速也提升至.。由此可见，长期以来中国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对比是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总体产出水平提升的原因和表现，也是劳动力在城乡产业间流动的市场逻辑，而农业劳动力的城乡转移则反映了劳动者希望通过产业间转移更好实
7、现自身价值并获得一致回报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产业间劳动力创造产出的比较差异是劳动力流动的基础逻辑，因此，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建设中，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持续减少工业化对农业剩余的索取（马晓河，），缩小农业与非农产业的生产率差距。而这要求打破目前城乡产业二元化发展的局面，以此保证劳动者在城乡产业劳动中能创造一致的价值并获得等同的回报，即到达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中的第二转折点状态。事实上，解释城乡产业二元化发展的原因并提出实现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城乡要素合理配置以实现城乡产业均衡发展的可行举措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的重点。在众多理论研究中，刘易斯及其后继者费景汉和拉尼斯的城乡二
8、元经济理论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也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以劳动力流动牵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很好地契合了我国城乡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并且这种强调城乡产业间劳动力生产率和报酬水平一致的发展思路与城乡统一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市场逻辑不谋而合，为我国城乡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方向指引。该理论从劳动力的农业和非农产业转移的角度分析城乡产业关系演变，其以劳动力报酬水平变动为标准，认为农业生产的相对低效率和大量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劳动力转移的基础和前提，而城乡间劳动力转移可以使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劳动报酬率水平达到一个相对一致的状态，即以农业定义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和以
9、非农产业定义的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边际收益相等时，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的第二转折点状态出现（，）。本文在刘易斯二元化理论的框架下，对劳动力流动以及农业部门实现资本深化的过程进行了数理化的推导，并从农业发展的角度对劳动力流动实现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力生产水平达到一致的第二转折点的现实条件进行了分析。二、文献评述 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重要表现和重要原因就是城乡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而打破城乡二元 马晓河等：城乡二元结构转换过程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部门产业的产值比重同在此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即 ，其中 为总产值，为劳动力总量，为部门 的产值，为部门 的劳动力数量。比较劳动生产率相
10、对比即非农产业与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之比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和 数据库网站整理计算得出结构实现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就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从解释目前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思路看，现有的研究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制度经济学范畴和新古典经济学范畴两个流派，前者认为目前国内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之所以出现是由于政府的体制改革不够深入，因此要进一步推动推动行政体制改革，消除制度上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歧视以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融合（乔明睿等，）；而后者则坚持以马歇尔、庇古、希克斯等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市场在决定劳动者工资水平、劳动力资源区域以及产业配置中发挥了决定性作
11、用，而长期以来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经济发展不充分和市场制度建设不完全的结果，是资源的初始配置不均衡和经济发展低水平的重要表现（傅勇，；姚先国等，；蔡昉，）。事实上，这两种观点是对立统一的，制度供给短缺是造成中国城乡关系长期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原因（马晓河，），因而实现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设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努力，这就要求在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逻辑上，通过深化改革破除行政体制中与劳动力阶段性特点和与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发展不符的制度障碍，并在遵循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规律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由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生产效率损失。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是从劳动力城乡产业流
12、动的角度去阐释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和标准的，“工业部门的无限扩张和农业部门内部劳动力的持续流出”最终会使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收入达到均衡，即达到劳动力流动的“第二转折点”，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配置的一体化（，），这与城乡统一劳动力大市场建设的基本市场逻辑、实现途径和愿景不谋而合。事实上，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在描述劳动力流动实现城乡融合的过程中提出了两个转折点 农业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有限供给且转移劳动力工资水平开始上升的第一转折点和农业和非农产业边际报酬率水平达到一致的第二转折点 的概念，并据此划分了劳动力在城乡产业流动的三个阶段，在第一转折点前后的劳动力流动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以及在第二转折点后
13、的第三阶段，前两个阶段的差异主要在于城乡间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不同。相较于劳动力转移的第一转折点，第二转折点的实现才是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核心，其原因在于，劳动力转移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主要是描述以劳动力转移为纽带、以产业关系为表现的城乡关系演进过程，而跨越了第二转折点的第三阶段将实现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力边际产出达到一致，驱动劳动力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最终实现城乡产业乃至整体融合。但是，刘易斯理论的侧重点是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农业部门发展的忽视也是其理论研究的主要不足，尽管在分析中刘易斯理论多次暗示了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农业产出增加，例如“（资本主义部门劳动力）工资也会因外部因素而提高，因为供补充的劳动力
14、资源中的劳动者正经历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如果劳动力从小农业中得到补充，而这一部门生产率正在提高，那么支付较高的工资也许是必须的农业部门正在提高的生产率将肯定促使资本主义部门工资的提高”（阿瑟刘易斯等，），但其仍未系统描述转移过程中农业发展的过程。费景汉和拉尼斯的研究对刘易斯理论进行了补充（等，；等，），认为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非农业部门也会出现劳动生产效率上升的情况。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对非农产业的供给由无限变为有限进而变得稀缺，此时农业内部也因劳动力转移实现了要素投入结构的优化，从而使转出劳动力的产出水平得到提升（等，），但其侧重于对这一过程的
15、描述，而没有从要素投入和生产过程的角度对这一过程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综合既有研究，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第一，从理论研究的角度，通过建立生产函数，采用数理推导的方式刻画了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中资本积累的过程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完善了刘易农业经济问题（月刊）年第 期 有学者认为在 年前后中国劳动力的城乡产业流动出现刘易斯定义的“第一转折点”（汪进等，；蔡昉等，；王亚楠等，），农业劳动力转移也由此发生结构性变化（朱晶等，）斯及费景汉和拉尼斯理论中农业发展过程的相关论述；第二，从经济现实的角度，考虑了以劳动力生产效率为标准的第二转折点实现所需的其他要素投入，弥补了刘易斯理论研究中对技术和政府政策
16、因素不够重视所带来的与现实发展存在一定程度脱节的问题，总结得出第二转折点的实现不但要依靠农业和非农产业自身发展，更要注重相关外部要素投入的结论；第三，从政策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中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基础经济逻辑，并将其与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理论研究相结合，明晰了通过实现城乡劳动生产效率一致以达到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建设下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逻辑。三、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实现的可行性 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框架中，农业中资本积累和资本深化对实现第二转折点有着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农业部门的困顿是来自于资本的相对不足，但同时，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升了农业部门的劳均资本水平，这可以从劳均资本计算公式即资本存量除以劳动力数量的角度去进行解释。从分子上看，资本存量的增长是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产出大于其自身消费的结果，在农业的初始阶段，农业创造的总产出仅能维持农业劳动力的消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来自刘易斯理论中定义的农业内部存在大量边际产出为零甚至为负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创造的产出不足以弥补其自身消费，因而价值创造能力更高的个体的产出被迫平均，但当这些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农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