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群协调发展：马克思级差地租的视角谢 地 荣 莹 叶子祺 内容提要：城市土地出让金收益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当前中国城市经济分化的现象日益突出，集中表现为城市之间的土地出让金差距迅速分化，形成了城市之间的地租级差，即城市宏观级差地租。中国经验事实表明，城市宏观级差地租与城市高质量发展以及城市群协调发展之间存在某种亟待澄清的关联。本文以全国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城市宏观级差地租与城市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空间计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宏观级差地租能够显著提升所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而对毗邻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产生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机制检验发现，上
2、述关系能够通过要素流动、财政能力、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协调、公共服务得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宏观级差地租的经济后果与所在城市群发展程度密切关联，成熟型城市群内部地租集聚的负面经济后果较为明显，而稳定型城市群、发育型城市群内部地租集聚的负面效果则不明显。关键词：城市宏观级差地租 城市高质量发展 城市群协调发展 谢地、荣莹，辽宁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院，邮政编码：，电子信箱：，；叶子祺（通讯作者），辽宁大学经济学部商学院，邮政编码：，电子信箱：。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标准经济学学科体系建构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当
3、然，文责自负。关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本文提及的中心城市包括官方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但又不限于此，将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均算作中心城市，而外围城市则是除此以外的地级市。一、引 言“十四五”规划和 年远景目标中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以此为背景，对城市高质量发展问题的研究必然要结合城市群协调发展，统筹考察城市间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关联来解释城市之间的经济分化现象，进而对城市高质量发展中的环境治理、基建供给、产业升级、要素创新、财政积累等关键环节给以足够的关注。由于中国城市土地所有权归属国家，
4、地方政府代行土地所有权，通过出让土地获得土地出让金。这种城市土地出让金作为土地使用权的交易价格，是出租土地的资本化收入，能够反映出城市土地利用与分配的综合效益。这种收益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在区位因素与投入资本不同的情境下，城市之间的土地出让金差距迅速分化，形成了城市之间的地租级差 城市宏观级差地租（兰宜生和郭利平，；戴双兴和朱立宇，）。据统计，中国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平均单位土地出让金收益差距在不断扩大，这种趋势在 年以后变得更加明显，至 年甚至达到了.倍，参见图。本文以中国 年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研究城市宏观级差地租对城市高质谢 地等：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
5、市群协调发展：马克思级差地租的视角量发展的空间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宏观级差地租具有价值创造和空间正义的功能，能够显著提升所在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但是对毗邻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凸显了当前中国城市群发展模式调整变革的必要性；（）上述关系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群之间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成熟型城市群内部存在更明显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发育型城市群、稳定型城市群内部则并未发现显著负向关系；（）城市宏观级差地租将通过要素流动、财政能力、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协调、公共服务等经济社会活动产生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中介作用。图 年全国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平均单位土地出
6、让金差距 数据来源：国土资源统计年鉴。本文的边际贡献，一是在拓展级差地租经济后果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城市宏观级差地租具有价值创造与空间正义功能，为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分化现象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相较于城市宏观级差地租理论在相关经济后果的大样本研究上的缺失，本文提供了更加充分的实证证据。二是丰富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维度，从要素流动、财政能力、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协调、公共服务等六个方面阐述了实现机理。相较于以往文献更集中于个体城市的研究，本文从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关系出发探讨其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三是丰富了城市群发展战略推进的经验证据。已有研究关于城市群空间
7、聚散动力机制的分析范式存在种种分歧，尚未形成能够弥合现有理论分歧的分析框架，本文则建立了综合性的分析框架，能够对现有城市群内部城市集聚、扩散所带来的正、负外部性及其经济后果进行一致性的解释。四是深化了中国式“城市群”问题的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了提升中心城市和大城市集聚能力的阶段性作用，发现部分城市群的中心集聚效应已经迎来拐点，在此基础上围绕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群给出了差异化的发展建议，为进一步优化城市群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二、文献回顾（一）关于级差地租的已有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级差地租研究最早是围绕农业生产展开的。级差地租是由于土地肥沃程度、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别而产生的超额利润
8、，后来，又加入土地入市规模和利用效率差别等因素讨论超额利润问题。在土地空间所有权垄断的条件下，这些超额利润就成为级差地租的实体，并被界定为级差地租或级差地租。伴随级差地租理论的中国化，陈征（）、饶会林和王雅莉（）、戴双兴和朱立宇（）等学者引入了“社会主义”和“城市”的概念，并将社会主义 年第 期资本论（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城市级差地租区分为微观级差地租和宏观级差地租。前者以某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后者则是特定区域内不同城市之间的土地出让金差异形成的级差地租。马克思级差地租理论在中国的应用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基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而进行的农业级差地租理论研究。部分学者证实了其在提高
9、农地使用效率、合理确定农产品价格、提升农民财产性收入、加快农地有偿流转、扩大农产品经营规模等方面的作用（杜丽娟等，；刘若江，）；二是随着中国城市用地制度改革而产生的城市级差地租理论研究。由于城市地租与农业地租存在差别，如城市中大部分的土地并不直接生产产品，只是作为建筑空间而存在，不依赖于土地肥力与自然因素。基于此，已有学者在城市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土地有偿出让的背景下，验证了城市微观级差地租在促进市场公平、优化利用土地、支撑国家财政等方面的作用（陈征，；李海海，；杨奇才和杨继瑞，）；三是随着中国城市的错位发展，传统的城市地租理论难以对土地市场分化现象进行解释，结合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国
10、内学者提出了基于城市间地租差距的城市宏观级差地租理论（饶会林和王雅莉，）。当前，中国城市经济分化日益突出，城市间地租差距日益扩大，对城市级差地租的理论研究及其中国化解释就显得更加重要（谢富胜等，）。但同时，已有研究城市宏观级差地租的文章还比较少，且多集中在影响因素方面，如城市功能、城市规模、城市区位与城市财政支出会影响城市宏观级差地租的形成（戴双兴和朱立宇；陈若芳和李碧珍，），还很少有学者研究其经济后果，仅有的如兰宜生和郭利平（）利用上海、郑州、西安的数据，发现级差地租能够带动房价增长。戴双兴和朱立宇（）利用国内一二三四线 个城市的数据，发现城市宏观级差地租的扩大将使一二三四线城市的经济差距不
11、断扩大。从总体上看，现有实证研究还缺乏足够的样本量，对现实的理论解释能力相对有限。（二）关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已有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发展不能只考虑规模经济效益，必须把生态和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城市布局的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安全需要”。金碚（）认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主要方向是结构升级和系统优化，更强调本真性价值，比如人民共享、绿色环保等多维发展价值。任保平和李梦欣（）认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应当包含经济增长效率、结构及稳定性、福利变化、成果分配、生态环境和国民素质等六个维度。国内外学者还从科技、人力、知识、产业、金融、环保、公平等综合维度提出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化指标（，
12、；师博和张冰瑶，；张震和刘雪梦，）。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出发，已有研究证实了城市内部的科技创新、金融发展、交通通达、财政扩张、产业升级会对城市高质量发展产生直接影响（李光龙和范贤贤，；上官绪明和葛斌华，）。从空间格局的诱致因素出发，廖祖君和王理（）基于卫星灯光数据的研究发现，城市蔓延会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显著负面影响。李泽众和沈开艳（）发现，城市群的单中心空间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在一定区间内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在超过这个门槛后多中心结构更为有利。黄文和张羽瑶（）使用长三角数据发现，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对长三角经济质量的提升确有帮助，但却扩大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差异。总之
13、，已有文献还较少从城市群内部城市视角出发探讨城市高质量发展，且在回归方法上，主要使用、等模型，未能有效控制空间地理关系对内生性的影响，使实证结果对理论的支撑能力有所欠缺。（三）关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已有研究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断丰富和城市间协作关系的不断深入，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关系的研究日益丰富。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口、经济等空间要素的集聚与扩散就成为研究城市群空间增长的主要范式。而这样的分析范式，在现实应用中却产生了不同的分析结论：一是从城市之间的市场分工角谢 地等：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群协调发展：马克思级差地租的视角度，认为城市集聚将有助于空间关联城市的发展。如齐讴歌等（）认为，城市财富集聚将通过
14、知识分工和知识溢出，提高创意创造、扩散和应用的效率，降低知识创造、扩散和使用成本，从而产生空间集聚的正外部性。韩峰和阳立高（）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在某一个城市的集聚，将有助于改善制造业服务的外包环境，从而对毗邻城市产生正面促进作用。二是基于政治锦标赛理论，认为全国范围内各省市都有利用市场分割来追求本地经济增长的现实需要，势必降低集聚的正面效应而增强集聚的负面效应（许政等，；赵奎等，）。张浩然和衣保中（）发现，城市的人力资本和交通基础设施虽然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但却并未对临近城市产生正面作用。上官绪明和葛斌华（）研究发现科技创新和环境规制对所在城市都具有提升效应，但环境规制则对周围城市
15、存在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三是从经济发展阶段所产生的静态拥挤效应角度，认为城市群初期集聚效果较为正面，后期会受到本地囤积要素过于拥挤的影响，对区域经济产生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邓仲良和张可云，）。总之，现有的研究缺乏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能够一致地解释城市集聚、扩散所带来的正、负外部性及其经济后果，也缺乏从不同发展阶段及地理环境进行对比的经验证据。三、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一）城市宏观级差地租与城市高质量发展马克思认为，“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由空间的超额利用而形成的超额利润只有到了土地所有者手中才最终形成城市宏观级差地租，而超额利润转化为级差地租的原因在于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空
16、间所有权的垄断。这种垄断在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土地所有者、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则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石。基于这样的研究前提，本文认为中国城市宏观级差地租具有价值创造和空间正义两大功能。从级差地租的价值创造来看，周其仁（）认为，经济活动有其内在的积聚和集中的趋势，人口、劳动力、技术、资本等在流动中积聚起来后，就容易提升分工层次，进而增加收入。在经济发展初期，社会面临积累严重不足的硬约束，地方政府必然要举全域之力率先在城市群内建设某个中心城市，继而形成中心城市与毗邻的外围城市之间的收益级差。具体来说，级差地租的价值创造功能的形式可以包括以下三点：一是跨越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门槛外部性。现有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公共交通、通讯系统和各项公共事业）、财政补贴、要素积累等具有典型的门槛投资特征（，），即当初始投资额产生一定规模后，才能对私人的经济活动产生持续的贡献。因而，在社会积累硬约束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必须要集中级差地租收益，才能进行一些外部性很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公共投资，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和教育投资等。在跨越门槛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