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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身体:健康码的数字-符号逻辑与生物-免疫认同_高艺.pdf

上传人:哎呦****中 文档编号:319888 上传时间:2023-03-21 格式:PDF 页数:5 大小:1.15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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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20231(下)科技传播100技术创新作者简介:高艺,2021 级硕士研究生,暨南大学,研究方向为媒介文化研究。二维码成为我们在线上线下穿梭的时空之门。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使二维码的入口性质体现得更为明显。面对新冠病毒的传染性质和传染速度,对人们物理移动的控制成为疫情防控的方式之一,健康码是重要的辅助工具,“健康码”一词也成为“2020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之一,足见其在公众日常生活中的嵌入程度。时至今日,健康码使用逐渐常态化。6 月 22 日,河南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擅自决定对部分村镇银行储户赋红码,引发热议。健康码已成为我们在社会中的移动合法性证明,没有健康码作为凭证,我

2、们将寸步难行,我们的身体已不再是合法存在和移动的最本质标准。因此,关于健康码的讨论是涉及到传播(communication 既作为信息传播又作为物理移动)、政治、哲学的多重议题。事实上,码作为合法性凭证的历史早已有之。本文试图通过健康码的应用及社会现象的反思,进行符号学的讨论和畅想。1 作为合法性凭证的码事实上,用一个专属的随身符码作为身份象征,赋予其不同的意义,区分群体是否合法,这样的做法早已有之,面部刺字便是典型例子。刺字可一直追溯到尧舜、商周的五刑,墨刑是其中之一。在秦汉两朝,面部刺字的刑法与劳役合为一体,称为“黥刑”。在宋朝,五代时期的刺字和中唐的杖刑、流配结合为“刺配”。在受刑者被流

3、配的过程中,刺字不仅是对受刑者身份的划分,更是通过一个符码禁止其在社会上合法移动的权力表征。除去罪犯,刺字也可作为另一种身份辨别的标志。在宋朝,士兵在脸上刺军队番号作为标识,例如“蕃兵”“义勇”等,这是对其作为固定军队一员的合法性承认。现代社会,海量的信息需要有效的管理和应用。人们不再满足于只让这些标志代表一种意义、成为一种凭证,开始将关于客体的海量数据存储在一个码里,可以随时查看其历史信息,数据化的码出现了。一维码(barcode)的宽度记载资料,长度不记载资料。二维码(QRcode)比传统的一维码储存更多信息,长度宽度均记载资料,且有一维码没有的定位点和容错机制,也能表示更多的数据类型。巨

4、大的信息存储能力和容错机制使二维码得到广泛的应用,例如个人识别信息、网站互联、手机电商、防伪溯源、信息传播等,其中付款码、身份识别码超越身体:健康码的数字-符号逻辑与生物-免疫认同高 艺摘 要 健康码把人的生物识别信息、物理时空轨迹、人际社会关系聚合为可以上传、下载、流通的数字,成为人人可以查看的表征,展示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下,并成为代表个体移动合法性的唯一凭证。新冠大流行促使人类进入社会距离化状态,生物免疫用无处不在的接触风险唤醒了人们的恐惧,健康码便是通过数字技术将免疫的共同体边界具像化、简单化,这是一种排斥性的共同体逻辑,但也蕴含着一种生物-免疫共同体潜能。当世界在幻想元宇宙乌托邦时,我们

5、仍然不能忽视这样的现实,即使在只有 0 和 1 的数字世界,其背后的意义、权力结构,仍然是人类社会需要持续探讨的命题,至少,我们可以从健康码中窥见一二。关键词 健康码;身体;数字符号;生物免疫;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23)323-0100-04DOI:10.16607/ki.1674-6708.2023.02.014科技传播1012022 中国科技传播论坛是使用最广泛的类别。在作为合法凭证的码中,关于健康的凭证是现代预防医疗时代中较有强制性的一种。19 世纪霍乱爆发,为了平衡疫情防治与正常的航运贸易,英、法等国家要求商船在港口隔离点隔离后,

6、获得健康证明才可通行1。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天花在美国暴发,工厂、海关等流通较大的公共场合在检查疫苗接种留下的痕迹后方允许通行2。新冠疫情暴发后,2020 年 2 月 7 日,深圳“深 i 您”码推出,深圳成为全国首个凭码出行的城市。随后,浙江省杭州市对进入杭州市的人员实施“红码、黄码、绿码”,对不同颜色健康码的人员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健康码是通过移动终端使用留下的数据历史来判断个体是否存在密切接触或“时空伴随”的可能,以此对个体感染病毒的风险进行判断,从而采取针对性的检测、隔离等措施。2020 年,“健康码”成为“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之一,可见其已深深嵌入我们日常生活的底层逻辑。近

7、几年,健康码使用逐渐常态化。关于健康码的探讨涉及社会伦理、政治文化等多重问题。无论是实质性的身体感染症状和感染检测结果,还是“时空伴随”、中高风险区的划分等未知风险,健康码将过去的地理人际交往与预知的感染风险融合为超越时空的风险判断。健康码是否已经超越身体,成为进入一切物理场所、拥有移动合法性的凭证,成为我们在社会中的合法性证明?码是否会带来人类社会文化的变革?这是需要各界共同探讨的问题。尽管传播学者无法像数据专业的学者一样对码的技术原理进行直接研究,但却能够分析符号性地附加在码上的内容及意义,去拆解其中的技术逻辑和文化逻辑,想象一种构建新共同体的可能。2 关于健康码与身体的符号学讨论2.1

8、上载:数据创造身体,数据超越身体关于身体的讨论一直是哲学界的经典辩题。柏拉图将身心分裂为对立的二元存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更是将身体放逐于思想的对立面,肉身成为妨碍灵性追求的存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拔高了人的地位,但其仍然将人的本质定位于理性,人的身体则作为一种感性存在,对立于理性意识。尼采更是认为,身体是力量和意志的存在,也是思想和精神的母体,是人的有限性的边界。后来,身体成为精神分析等研究的重点,身体是思想的根源所在,例如弗洛伊德将精神转化为身体的生理症状等3。福柯同样认可身体的重要性,并把身体看作是透视权力的支点。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和生存符号学赋予了身体主体性的地位,身体在与他者的交

9、互中实现自身的主体性,身体参与表意,其呈现本身就是一个符号的文本4。至此,身体成为“存在”的不可缺少的部分。20 世纪,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身体成为被关注的重点,健康成为一种权利和社会性福祉。对于现代医疗系统中的身体,正常与否之间的区隔越来越详细、明显,其背后便是福柯提出的生命政治3。新冠疫情使这种生命政治的运作达到了巅峰。起初,由于新冠病毒传染与物理空间人员流动密切相关,健康码作为一种电子通行凭证,是为了解决对人员流动的监控,其中聚合的信息包括所在、所经过地点的空间信息、何时经过及经过多久的时间信息、曾经接触或可能接触的社会关系信息3。然而发展至今,个人的网络数据成为被记录、收集、存储、利用的

10、数据,线下生活中的行为活动也被虚拟化为数据,成为人人可以查看的表征,展示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下,并成为代表个体移动合法性的唯一凭证,甚至超越了身体本身的意义,在社会、文化意义上实现群体的分割。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认为,在技术发展路径中,生物学的前景就是通过“上载”自身,人成为以数据流形态存在的生命5。目前,生物层面的数字人还未成为现实,但事实上,我们早已成为数字世界的客体,指纹、面部信息等生物识别技术的应用和穿戴型智能设备的数据采集等已然成为身体进入数字世界的接口。健康码的初衷是为了实现新冠疫情期间的人员流通管理和传染控制,却实质上推进了我们实现数字人、进入数字世界的进程。这将带来两个问题,一

11、是数据超越身体之后,我们身体的存在及其对我们认识世界的感知作用还重要吗(本体论、认识论)?二是出于生命治理而强制“上载”的身体、行动、人际数据,还有隐私保护的可能吗?存在符号学及身体现象学认为,感知是认识事物的不可缺少的过程,经验是对生活的不断感知,世界就是经验的编织。而在这个世界里,身体之间的符号交流是完整的、理想的,也即身体间性的交流4,正如梅洛庞蒂认为,我与他者以身体性的方式共存于这个世界6。在身体的认知符号学中,行动和体验是符号意义活动的再现和表现,通过身体,我们与环境实现接触,通过身体的感知实现信息的获得与理解。此时,身体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媒介,身体是信息生产流通的基础设施和渠道,身体

12、本身也是认知的内容。这就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本质逻辑所在,其中身体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而在技术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数据化、虚拟化20231(下)科技传播102技术创新技术出现后,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出现了超越身体的抽象化转变7。当全时全方位监控、个体的存在被转化为数据,个体存在的合法性不以物理表征为依据,而是以数据记录为依据,人的现实身体的合法性已经让位于数据身体,人成为了技术、数据的延伸。仅仅数据的连接已不是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二者在社会意义上的合法性的差异才是真正的脱钩,这是以身体数据化为手段的人口管理策略,是人真正虚拟化的开端。健康码作为一种符号,甚至已经拥有了超越身体本质的权力。那么在人的存在(本

13、体论)和认识世界的逻辑(认识论)发生变化,作为主体标志的身体不再重要,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合法的权力主体,什么又将变成权力的客体?传统意义上人的基本人格权隐私权是不可侵犯的,甚至在数字化来临时,数据安全和数据隐私都是重要的合规议题。然而,在健康码已经深深地嵌入我们的日常逻辑,成为数字化人口管理、健康管理的手段时,健康码的强制性以生命健康为底层逻辑,保护生命健康是其权力的正当性的基础8,在此时,其承载的生命权的重要性和可用性远超过同作为基本权利的隐私权。因此,在生物性风险全面提升的“后新冠世界”中,“生命治理”(保护生命、扶持生命)等合法话语的基础地位更加凸显8。2.2 新身体之后:统一的进入接

14、口,生物-免疫共同体人是符号的动物,通过符号来认知主客体,明确自身与其他客体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符号来分类,通过分类后的排序形成品味、群体的区隔,二者相结合,形成大大小小的共同体。共同体中包含同情认同(相似的符号意义),也包含对立认同(不同甚至敌对的符号意义)。在数字时代,一切符号都不再具有自身形态,变成计算机世界里的 0 和 1,变成人的感官无法识别其不同之处的健康码。在这样的世界里,符号是否还具有文化的解释力?共同体将如何形成?事实上,从文本的词源上来说,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之后,“码”字传递的就是统一空间标准的含义。而在今天,码的标准化使其成为进入数字世界的接口,与“码”字诞生时的统一标准含义

15、一脉相承。在数字世界中,码对人、物及其社会关系的标准化,便意味着无限可能的接入、共享9。在数字时代,与传统人类社会中通过身体和感官接触环境、获取信息不同,码通过机器的读取完成数据的上传、共享,实现数字系统与人类系统的连接。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将人、物、交易、人际关系、地域等数据化,在健康码标识并记录人和物时空方位及社会关系过程中,其实际上也是时空变化的接口。时间、空间不再是线性的、唯一的,人类可以在不同的时空中,通过码这一统一的接口建立联系,实现交互9。扫码和亮码是在数字世界的接入。但接入之后,还面临着是否自由与合法的问题。即使数字只有 0和 1,但其代表的意义仍然是作为区别甚至区隔的依据,

16、仍然具有一切符号所具有的权力。健康码就是区隔最明显的体现。新冠大流行促使人类进行物理隔离,进入一种“社会距离化”状态,什么样的接触是合法的,什么样的接触是被禁止的,是否能够进入公共场所、成为物理共同体的一分子,甚至能否合法享受普遍权利(就业市场中“阳过的不要”10的说法),进行这些区分的依据是以健康码为代表的一种“携带病毒的风险”,这种“风险”使未来预判取代现存状态,成为作出一切区隔的直接标准和底层逻辑。而以此为标准划分的群体,将从传统的文化-符号共同体转变为生物-免疫共同体,这是新冠来临后的时代里不可忽视的社会逻辑变迁。在新冠肺炎病毒的威胁仍未被解决的时期,几乎无法避免的接触行为带来无处不在的感染风险,唤醒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每个人都对彼此的生命健康造成了威胁。这种接触不仅是体液接触等,以空气为载体,因此只要同时空便会出现风险,时空伴随一词随之出现,如此几乎难以避免的传染风险,将群体物理接触的边界空前加强。但与此同时,群体的心理边界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意识到,作为人类,在生物层面上我们同等脆弱,甚至在具体的实践以及与传染疾病相关的历史、政治的讨论中,人类作为共同体的事实将更为明显,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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