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获奖专栏135202311978年 12 月，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西方现代艺术观念迅速涌入，部分中国作曲家开始尝试运用西方 20 世纪现代作曲技法进行创作，这一现象标志着“中国现代音 乐”的发轫。以何训田、谭盾、郭文景、叶小纲、瞿小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作曲家，通过对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的吸收与运用，创作出了一批具有崭新音乐形式的作品，例如何训田采用其独创的“RD 作曲法”创作的弦乐四重奏两个时辰、民族室内乐天籁为七位演奏家而作；又如谭盾的“实验音乐”管弦乐 永恒的水为“水乐”与乐队而作、歌剧鬼戏为弦乐四重奏、琵琶及铁、水、纸、石头及演奏员的人声而作等，都是颇具代表性的中国现代音乐作品。上
2、述作品所呈现出的一大共性特征，是基于对传统调性体系的“反叛”，进而融入全新的现代作曲技法与音乐观念这种特征显然离不开西方现代音乐的深刻影响。近年来，中国现代音 在姚亚平教授看来，中国真正的现代主义音乐创作应该从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算起。本文所指的“中国现代音乐”与姚亚平教授在书中的定义相同，主要代指以“新潮音乐”的兴起为标志的“中国现代专业音乐”。参见姚亚平：价值观与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关于“可能性追求”的讨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21，第 62 页。促三位一体探调解之路 评姚亚平价值观与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关于 “可能性追求”的讨论 A REVIEW OF YAO YAPINGS VALUE
3、S AND CHINA CONTEMPORARY MUSIC WRITING:A DISCUSSION ABOUT“POSSIBLE PURSUIT”摘要：姚亚平教授的新著价值观与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关于“可能性追求”的讨论是一本以中国现代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理论著作，力图解决中国现代音乐目前在国内的传播问题，以实现公众对专业作曲家的理解与认同。通过音乐传播过程中的三个关键环节，即音乐接受、音乐创作和音乐批评三个不同层面对本书展开评述，从价值观层面切入，促进公众对中国现代音乐的接受；指明中国现代音乐通过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与民间音乐元素以达到中西结合的未来发展方向；通过对音乐批评中重要价值判断标准的建
4、立和以“音乐学分析”为指导的方法论推动评论实践等方面为中国现代音乐的传播与发展所作出的独到贡献。关键词：中国现代音乐；音乐传播；姚亚平；价值观与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关于“可能性追求”的讨论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23)01-0135-09DOI:10.15929/ki.1004-2172.2023.01.015陈乐潇13620231乐在国内的发展呈现出繁荣兴盛之势，也有不少作品赢得国际声誉，逐步走向国际乐坛，面向世界，这是一个可喜的势头。然而另一方面，中国现代音乐在国内的传播过程中，却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冷落、质疑与诘难。“根据 2020 年底的搜
5、索结果显示，中国专业音乐创作录音在拥有国内听众最多的三大音乐流媒体平台腾讯音乐、网易云音乐和苹果音乐商店的上架比例极小，在几乎全部为免费资源的情况下，播放量和评论数却寥寥无几。”反观盛极一时、播放量和评论数长期登榜霸屏的流行音乐，可以得知，中国现代音乐目前在国内的社会接受度远不及于此。李诗原教授曾指出，“伴随着中产阶级迅猛崛起，感官享受（快感）越来越成为一种务实和流行的审美经验和价值判断，于是好听、好看、有趣、易解逐渐成为市场经济法则前提下的审美标准。”在如今物质生活丰富的“快餐文化”时代，颇具“易懂性”“可听性”的流行音乐大行其道、风靡一时，这更使得本就颇具专业性，又常常因采用西方现代作曲技
6、法而呈现出无调性特征的中国现代音乐更难以被公众欣赏、理解与接受。唯其如此，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究竟应如何看待中国现代音乐创作自身所具备的价值？又该如何处理中国现代音乐与公众主流审美趣味之间凿枘不合的矛盾？早在 1995年，于润洋教授就已经关注到这一问题：“中国的现代音乐自然应该走向世界，但在这个过程中它是否至少应该得到中国的现代音乐公众在审美上的理解和认同呢？”进入 21 世纪后，也有不少音乐家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过激烈探讨。例如在2008 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海上之梦”音乐会后的座谈会上，中国现代音乐的创新性、可听性等问题也一度成为讨论的焦点。如何占豪教授认为，现代音乐应以
7、基于公众审美的“可听性”作为艺术价值评判的基本条件；王勇教授则持有相对悲观的看法，认为音乐的“雅俗共赏”在现实音乐生活中是行不通的，应该承认现实，将专业听众和普通爱乐者进行分流，将“雅俗共赏”变为“雅俗分赏”。直至今日，距中国现代音乐的兴起已过去 40 余年，争论的激烈程度虽已渐趋平息，这桩遗留下来的“公案”却始终未能得以根本解决。由此可见，中国现代音乐在国内传播现状中的困境，不仅是学术研究需要关注的话题，更是当今国内音乐界直接面临的，难以避免的现实问题。而如何去看待和处理这一问题，无疑值得我们深省。姚亚平教授于 2021 年 6 月出版的新著价值观与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关于“可能性追求”的讨论则
8、主要从价值观的视角切入，针对以上 近年来在国内外所举办的多项音乐活动，如现代音乐节、新作音乐会、作曲比赛等，均直接地展现了中国现代音乐所获得的巨大发展及丰硕成果。其中较为重要的包括 1991 年在荷兰举办的“中国现代音乐会”、2004 年成立的北京现代音乐节、2007 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设立的“海上之梦”音乐会、2013 年中国音乐学院开始举办的“中国之声”作曲比赛、2018 年在美国纽约举办的多场中国现代音乐会等等。李鹏程：当代中国专业音乐传播现状述论，音乐研究2021 年第 4 期，第 126 页。李诗原：中国现代音乐：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井冈山“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研讨会”的启示，音乐研究20
9、19 年第 6 期，第 122 页。于润洋：“浮瓶信息”引发的思考，人民音乐1995 年第 6 期，第 20 页。李忠：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争鸣与反思从 2008“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海上之梦”音乐会及其座谈会 谈起，人民音乐2008 年第 9 期，第 1415 页。获奖专栏13720231问题提出了极为独到的观点。这是一本以中国现代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社会公众为主要预设读者的学术专著。作为一种价值观的“可能性追求”，是本书最为核心的概念，其本质内涵在于音乐创作需要不断追求新的可能它作为西方的“终极价值观”，附着于音乐作品之中。在姚教授看来，既然中国专业作曲家接受了西方的作曲文化，也就意味
10、着需要接受他们的终极价值观“可能性追求”。而公众与作曲家在价值观之上的共享，也正是姚教授所期望的，使公众得以逐渐理解和认同专业作曲家及其作品的本质所在（关于“可能性追求”的讨论详见下文）。在笔者看来，本书为解决中国现代音乐在国内的传播困境，在其论述过程中，将音乐传播过程中的三个关键环节，即音乐接受、音乐创作和音乐批评成功地融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建立起了“三位一体”的论述框架，不仅促进了公众对中国现代音乐的接受，同时也在指引创作方向，推动评论实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将从这三个不同层面对本书展开评述，以进一步说明其为推动中国现代音乐的传播与发展所做出的独到贡献。一、音乐接受：促进公
11、众对专业作曲家的理解与认同在前言部分中，姚亚平教授就已阐明，如何看待艺术家与公众之间的鸿沟是本书的重要思考内容之一。中国现代音乐与多数公众的审美需求脱节，主要在于其音乐语言上的革新背离了传统审美观，这正是专业作曲家追求创新与个性化表达的结果。而专业作曲家与公众之间的隔阂，实际所反映出的是两种不同价值观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对“可听性”和“创新性”的不同追求。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对于中国现代音乐创作来说，在其实践和传播的过程中的“创新性”与“可听性”自身就产生了矛盾以至不可兼得。那么，二者究竟哪一个更为重要？究竟什么才是音乐的最高价值？在本书中，为促成公众对专业作曲家的理解与认同，姚亚平教授以该问题
12、为导向，开启了这条任重而道远的“调解”之路。如上文所述，本书中最为核心的概念，是作为西方作曲家终极价值观的“可能性追求”，即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中不断追求新的可能性，以实现自我价值作为目标，这才是音乐的“最高价值”，也是评判音乐创作的“最高标准”，而并非仅是带有强烈主观性的“审美趣味”。为合理论证此点，本书在第三章中，深入到音乐本体的历史发展规律之中进行探究，主要通过对 3 位颇具代表性的西方作曲家在创作中“可能性”的追求：贝多芬实现音乐自律，将调性音乐发展至顶峰；瓦格纳进行歌剧革新，打开了通过调性瓦解的大门；勋伯格创用十二音作曲技法，彻底打破调性原则。以此，论证了“对音乐形式新的可能进行永无止境
13、的追逐，以实现自我价值”的这一价值观，正是西方作曲家的终极价值观所在；而西方音乐史的历史，同样也是一部音乐的可能性追求的历史。也正因作曲家对创新的追求，西方音乐才得以不断向前发展，这也正是“可能性追求”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所在。反观今日的中国现代音乐，在姚教授看来，既然中国新一代专业作曲家接受了西方的外来作曲文化，也就意味着同时也需要接受他们不断追求革新与突破的终极价值观，这是作者在第五章中着重讨论的。姚教授注意到了学界在谈及中国现代音乐时常被忽略的一个话题，即中国现代音乐的创作方式问题。其核心观点在于，“作曲（composition）”这一概念本身就是由西方传入的，中国传统音乐中并没有所谓西方意
14、义上的“作曲”。在中国传统音乐体系中，同一首作品常常经由无数代人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不断加工改编而成。而在这一过程中，不但最初的原创者变13820231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也很难对其身份进行探究与落实。正因如此，中国现代音乐是一种崭新的音乐形式，它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和传承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而西方音乐文化所携带的就不仅是限于音乐本身的创作技法或体裁形式，其背后还包含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规律与价值内涵，在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作曲的客观规律。而对于西方音乐的历史发展进程来说，最为重要的规律正是以作曲家为中心的，代表着不断追求创新、突破的“可能性追求”这一终极价值观。基于此点，姚教授客观地论证了既
15、然中国现代音乐接受了西方音乐的“作曲”方式，也就意味着需要接受它的终极价值观。而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现代音乐作品时，所能接受到的就不仅是单纯的音乐形式，更有着蕴藏在音乐背后的，还为深刻的内涵意义。这也是姚亚平教授想要传达的，期望读者借此以进一步理解中国现代音乐的意愿所在。在本书第六章中，作者以谭盾、何训田、郭文景 3 位专业作曲家为例，清晰地阐释了在他们所创作的现代音乐作品的背后，所体现出的不同作曲家的艺术价值观，像谭盾的作品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一方面，这既代表谭盾作为一名现代作曲家以不断追求创新与突破，追求新的“可能性”的实践成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期望通过音乐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愿望。
16、谭盾本人就曾发声，希望每次创作都能与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并进一步将其传向世界，使其得以不断弘扬发展。例如鬼戏中在加入水声、石头碰击声音响效果的同时，也有将河北民歌小白菜的旋律用于与巴赫音乐的对话；道极中通过加入粗糙的人声叫喊，来表现中国传统祭祀仪式的“巫文化”；地图中直接以录像播放的形式展现湘西少数民族的原生态音乐等等，都是颇具代表性的既进行了革新又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现代音乐作品。而从“可能性追求”这一价值观角度出发而非仅以个人好恶、纯听觉去理解、欣赏音乐，所能得到的感受与体验则是大不相同的。对于谭盾的诸多现代性作品来说，所展现在听众面前的就不仅是新奇的音乐形式，同时也蕴含着中华文明几千年以来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尤其是对于打破传统审美观的中国现代音乐来说，去深入理解作品音响效果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念所在，显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还需要谈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通过价值观角度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在音乐接受中能起到何种作用。人们的审美趣味并非约定俗成，也是受到其自身的音乐观念的影响，因此审美趣味是可以改变的。而“可能性追求”在社会群体的接受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正是在帮助公众清晰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