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年 月第 卷 第 期阴 山 学 刊 从道德层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秋胡戏妻温 斌（包头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内蒙古 包头）摘 要：元代各族文人在多元民族文化融合一体的时代风尚影响下，从不同方面镌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印迹，女真族戏曲家石君宝以罗梅英这一具有鲜明时代性文化精神特质的女性形象塑造，彰显出传统文化道德美的力量，也使秋胡戏妻成为元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力量。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道德；信；义；胡秋戏妻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出自元人许有壬大一统志序，意味着元文坛多民族文化交汇、融合、一体的时代风潮席卷天下，各族
2、文人不约而同记录和彰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的历史印痕，而女真族戏曲家石君宝则在传统道德文化的恪守继承中推进，塑造了仁善独立的罗梅英这一具有鲜明时代性文化精神特质的女性形象，成为元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力量。石君宝的生平资料稀少，尤其他的族籍，各种版本的文学史均无统一的观点，但都提到孙楷第元曲家考略论为女真族之说，本文也依孙先生所说。石君宝虽为女真族戏曲家，但他的秋胡戏妻相异于同时期的女真族戏曲家李直夫虎头牌充溢着鲜明而热烈的女真风俗习惯，也没有明确的“女真人音声歌之”的多样女真曲调，而是在全力恪守、传扬仁善为美的传统文化基础上，熔铸时代精神，将古代女性文学形象推展到全新的
3、高度，体现出不断丰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道德美色彩。钟嗣成录鬼簿言：“紫云亭秋香怨曲江池醢彭越哭周瑜 佳句美，断岁寒三友红绡驿雪香亭秋胡戏妻。共吴昌龄么末相齐。柳眉儿 金钱记，石君宝 黑迹，禾黍离离。”可以看出，石君宝的创作主要集中于历史追寻和女性爱情婚姻两大主题，充分说明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认识的深刻和对女性的特殊关注，逐使他的秋胡戏妻具有了传扬传统文化、助推元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文化基础。民间化道德对传统政治化道德的改造，意味着石君宝的道德之美更具有社会民众认同的价值。秋胡戏妻最初见于西汉刘向的列女传节义篇，其小序说：“惟若节义，必死无避，好善慕节，终不背义，诚信勇敢，何有险波，义之
4、所在，赴死不疑，”将女性守节全义作为生命价值的核心，完美诠释了孟子关于“舍生取义”的君子理想人格，并与女性的生命理想结合。因此由秋胡“悦路傍妇人，下子之装，以金予之，是忘母也”的一系列行径延伸到“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义。夫事亲不孝，则事君不忠。处家不义，则治官不理。孝义并亡，必不遂矣”的程度，从而“遂去而东走，投河而死”；充分说明列女传中的秋胡妻完全站在儒家政治化道德人格评判的立场上，把“事亲不孝”“孝义并亡”与“事君不忠”“处家不义”“治官不理”绾合一处，显然是以社会名教评定人物的代言人，而“投河而死”也彰显了自己不能与之共存而损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元代
5、少数民族文学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研究”（）。作者简介：温斌（），男，山西浑源人，包头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DOI:10.13388/ki.ysaj.2023.01.013害名节的道德追求，实现了作者借女性人物迸发出的节义之光来认同、宣扬儒家思想的目的。石君宝沿用了故事原型的核心内容 “桑园戏女”，但并非将之作为戏曲冲突的主要内容来安排，而是出于重新塑造罗梅英这一民间道德化完美形象的需要，围绕着“弃夫”这一戏曲高潮而展开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使传统的“节义”更具有了民间化的多重元素，更具有了弘扬道德之美的艺术冲击力。众所周知，原来的主要戏曲冲突表现在秋胡“
6、戏妻”一节，而在石君宝笔下，这一冲突只不过是戏曲一系列情节推进过程中一个必然阶段，也就是说假定不是秋胡，即使是换作其他任何一个男性，罗梅英的表现还是一样，由此作者围绕“弃夫”设计了多重性冲突，不仅有梅英自我内心斗争、梅英与秋胡或明或暗的冲突，而且还有梅英与媒婆、与父母、与李大户、与母亲的冲突，一句话，梅英与全部生活世界形成了对立，除了官府介入之外，梅英与个体生存相关的所有力量均形成了冲突，而秋胡自然成为显示梅英道德美形象的主要参照，梅英理所当然成了秋胡戏妻故事文本的中心，传统的“秋胡妻”拥有了戏曲史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罗梅英”。对于元代文人群体而言，虽然存有统治民族变化而带来的文化不适现象，但
7、事实上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心理趋势愈来愈显著、强烈，“元为中国帝，行中国事，其民为中国人，族为中国族”的社会进步意识铺天盖地而来，即如学者所言：“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在思想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同一性，中原文化不断向边疆地区辐射并不断吸收边疆文化中的有益成分，边疆民族对中原文化有着似母体文化的心理认同感，他们都崇尚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汉文化，并以此作为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指导思想。”元人普遍认为“唯天生才，无间中外。封殖乐育，治世攸赖。皇有中国，万方会同。”而致力于共通共同的人的道德完善、人格建构的“善”文化的儒学，成为元代文人创作和人生表达的文化根基、文化依归，成为他们构筑元代中华民族共同
8、体意识的不二选择。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且包含最广的，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目的一定是为了完成某些善。因为“善”是维系大小不一的群体、组织的心理、情感基础，是维护家庭、社会稳定有序和个体生存权益的道德基础，是个体立身处世、理想追求的价值基础。学者萧启庆针对元代文人的群体意识说：“士人群体意识的凝聚，即是各族具有共同道德意识、信仰、价值观与行为准则。蒙古、色目士人往往以仲尼之徒自居，而以儒生伦理为行为规范。”儒家文化深入各族文人内心，成为他们书写心灵、描摹精神的文化自信，石君宝的秋胡戏妻尤为突出。人生道德追求一般分为两种方向，一是向外扩张，即儒家所倡导的“修、齐、治
9、、平”的一体化生存范式，意味着道德的政治化、功利化、工具化；一是自我完善，充溢着个体人格道德向善行善的魅力，而正是这一点恰恰被民间、大众所推崇、认可、接受，罗梅英形象的道德之美就是如此。罗梅英一出场就展现出儒家文化的力量，第一折【混江龙】唱道：“曾把毛诗来讲论，那关雎为首正人伦，也则为俺妇人家，一世儿都是裙带头这个衣食分。”守人伦、重身份、讲名分等逐成为她道德人格形象的建构基础，因而当媒婆唆使她“当初只该拣取一个财主，好吃好穿，一生受用”时，她以“贫无本、富无根”和“古来将相出寒门”及“你看他是白屋客，我看他是黄阁臣”来加以拒绝（第一折【油葫芦】），在梅英看来，选定秋胡为夫，是“自从他那问亲时
10、，一见了我先心顺”（第一折梅英语），即如秋胡被抓充军时梅英【元和令】所唱：“他守青灯，受苦辛，吃黄齑，捱穷困，指望他玉堂金马做朝臣。”进而产生了与媒婆之间的择偶冲突，初步展现了朴素的民间道德认识。即使秋胡远行兵役，也亦然坚信“早知道文章好立身”，能够“军中若把文章用，管取峥嵘衣锦归”（第一折诗云）。可见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念对于梅英的深重影响，“望十载功名志，感一朝雨露恩”（第一折【后庭花】），寄希望于丈夫功成名就、归家团聚。由此可见，石君宝将罗梅英置于儒家对女性所规设的平台之上，“从小儿攻书写字”，受“父母教训”“结下婚舅”（第一折【点绛唇】），恪守大戴礼记本命所言的女性规矩：“女者，
11、如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的“妇道”，因而富贵虽然人人渴求，但若非生活命运给就，即使可以借改嫁取之，也不能俯就顺从，于是拒接媒婆挑唆，体现了她遵从儒家人伦观念，一切以丈夫为重的朴素道德观念。正如礼记婚义主张的“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那样，夫妇信“义”守“义”，家庭才会和睦、社会才能有序，“信”“义”成为梅英道德形象的核心内涵，成为她抗争一切存在的精神支撑。“信”是诚信、守信、笃信，是儒家君子人格塑造的基础和前提“信”既是孔子“文、行、忠、信”“四教”之一，又是董仲舒“五常”之一，逐步演化为民间道德的主要构成之一
12、，因此梅英信守父母之命、信守夫妇之道，虽然新婚分别，也依然接受秋胡“你在家好生侍奉母亲，只要你十分孝顺”的嘱托，行“孝道”、成“孝媳”，以成就传统道德的美善。因为，在梅英看来，“信”“义”是所有个体应该遵从的道德原则，不唯自己，作为“守青灯”而苦读，欲以“文章好立身”的读书人的秋胡，更应该是此中的典范，于是才发出了怜悯丈夫被迫服役、“儒人颠倒不如人”的哀叹，“儒人”就是元代民间对于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称，说明民众内心自有读书人的分量，这也是石君宝站在社会文人立场上无可奈何的低吟之语。正是由于梅英坚守“信”“义”，才有了她与父母、李大户之间的尖锐矛盾。为了夯实梅英朴素民间道德美的形象，石君宝从百姓生
13、活迫切的物质生活资料客观需要入手，从民间普遍存在的欠债还钱、无钱以物相抵的心理出发，创造性地构设了财主李大户谎言秋胡沙场征战亡故，逼迫梅英父母还债、梅英父母强迫梅英改嫁李大户的情节冲突，从而把梅英逼入了家庭内在的伦理纠葛之中。一面是梅英“缝联补缀，洗衣刮裳，养蚕择茧，”“担好水换恶水”地养活着婆婆的自身凄苦（第二折婆婆和梅英语），换来的却是苦盼十年的丈夫传来死亡的消息；一面是李大户的仗势欺压，导致父母的咄咄逼迫和婆婆的无奈默许，甚至母亲以“孩儿也，可不道顺父母言，呼为大孝？你嫁了他也罢”的苦苦哀求（第二折梅英母语）。凡此皆将梅英逼入一个必须背弃自我传统妇德，才能实现家庭欲求、实现“孝”美的境地
14、。处于明显弱势的梅英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再一次喷发出坚守道德原则的呐喊。面对家庭至尊地位的父亲，大声呵斥，“我今日有丈夫呵，你怎么又招与我个女婿？”“我既为了张郎妇，又着我做李郎妻，那里取这般道理！”（第二折【倘秀才】）我宁愿“从早起，到晚夕，上下唇并不曾粘着米和水”，也“休想道半点儿差池”（第二折【滚绣球】）；即便是丈夫战死，即便是“足食丰衣”相诱，即便是“受饥寒，捱冻馁，义被我爷娘家欺负”（第三折【粉蝶儿】）；也不改从一而终的道德人生准则。于是自然故事延伸到了“戏妻”阶段，将梅英道德完美形象推向高潮。这一部分明确了梅英的自我角色，“我本是摘茧缫丝庄家妇”语，申明了自我民间大众一分子的身份，意
15、味着她是以民间普通农村劳动妇女的视角和认知对待一切，这对于进一步深化她的民间道德美形象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进入桑园，以言语挑逗自我的已然十年未见的秋胡，梅英断定他“不是闲游的浪子，多半是一个取应的名儒”，而不是元代其他杂剧创作中的有“势剑金牌”的衙内型人物（关汉卿望江亭），也不是“将官府敢欺压”的“权豪势要”（关汉卿鲁斋郎），因此面对“我与你做个女婿”“力田不如见少年，采桑不如嫁贵郎”的调戏（第三折秋胡语），梅英以“做出这等不君子”和“则道是峨冠士大夫，原来是个不晓事的乔男女”来嘲讽批驳（第三折【尧民歌】），突出秋胡所为完全颠倒了读书人的美好形象，是对传统知识分子的侮辱践踏；当秋胡以“金饼”骗
16、诱自己随顺，梅英以“可不道男子见其金，易其过；女子见其金，不敢坏其志”的道德观念相对（第三折梅英语），体现出视金钱如粪壤一般的崇高品德。在梅英眼里，这个读书人的所作所为，“似你这伤风败俗，怕不的地灭天诛”（第三折【二煞】）；面对秋胡恼羞成怒、以暴力来威胁之时，梅英针锋相对、坚决反抗，“你瞅我一瞅，黥了你那额颅；扯我一扯，削了你那手足；你汤我一汤，拷了你那腰截骨；掐我一掐，我着你三千里外该流递；搂我一搂，我着你十字阶头便上木驴”（第三折【三煞】）。以至于秋胡狼狈而归，不敢相对。在我看来，故事名为“戏妻”，实则是“驳夫”，在梅英高扬的道德利器面前，秋胡的丑陋与卑微完全显示出来。秋胡虽然有着与生俱来的性别和社会所向往的势力、财气等方面的突出优势，但在一个普通的充满了传统道德美力量的采桑女面前，只能气急败坏、蒙羞而下，美丑可辨、高下分明，一个伟岸的民间道德美形象凸显出来。至此，石君宝还没有终止传扬中华民族传统女性美德的节奏，而是继续发酵、深化，将“戏妻”推演到主动索要休书的“休妻”“弃夫”这一戏曲的高潮。我们知道，戏曲最重要的构成就是冲突，就秋胡戏妻而言，梅英经历了来自多方面的侵害、打击，相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