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4 2023年第1期大中学衔接培养创新人才：新高考背景下的机遇、挑战与突破*刘 文摘 要：大学与高中衔接培养创新人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新高考改革为大中学衔接培养创新人才创设了改革空间，并带来了推动大中学从外延衔接走向内涵衔接、促进大中学在为国育才上深度融合、增进大中学常态联系的改革新机。当前，大学与高中协同的积极性及自主招生能力有待提高、大中学教育衔接体系尚未建成、追逐普通教育与应试的文化认可机制未消解，这些因素构成新高考背景下大中学衔接培养创新人才的基本挑战。破除挑战既需要建立大中学联动机制，也需要通过政府主导与法律规制构建各级教育体系衔接畅通的渠道，还需要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环境，引导人
2、们形成多元人才观，进而逐步消除追逐普通教育与应试的文化认可机制。如此，或能有效助力培育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创新人才。关键词：新高考；创新人才；强基计划；民族复兴；教育衔接当今世界正经历政治重心转移、经济实力演变、文化发展多样、治理体系调整、中国快速崛起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也正遭遇新冠病毒疫情冲击和逆全球化浪潮侵袭。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国际科技竞争白热化和逆全球化下的核心技术交流阻滞，培育能够抢占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创新人才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使命。学校教育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尤其是对青少年探究热情
3、和创造能力激发有关键影响的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高中是“发展人的核心素养”向“发展人的专业素养”过渡的教育阶段，是培育与选拔创新人才的重要节点，因此不乏围绕大学与高中衔接培养创新人才的实践探索。新高考改革推进高中与大学育人方式变革的同时，增进了大中学之间的教育衔接，为大中学衔接培养创新人才带来了时代新机。新高考背景下，大中学衔接培养创新人才究竟适逢怎样的机遇？又面临何种挑战与壁垒？这些基础性问题不仅关乎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有效培养，更关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族复兴大任的实现，因而成为本文的核心关切。一、新高考改革前大中学衔接培养创新人才的实践探索（一）创新人才内涵及其培养条件人类社会的文化观
4、影响着人们对创新以及创新刘 文：大中学衔接培养创新人才：新高考背景下的机遇、挑战与突破作者简介：刘文，男，湖南衡阳人，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硕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教育学系副主任，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教育社会学（桂林 541004）*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广西高校促进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FGL029）；广西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2021 年度青年重点课题“民族地区师范院校促进乡村教育振兴的长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1MJZD002）的研究成果DOI:10.16391/ki.jyks.2023.01.002 15 2023年第1期人才的认知，
5、创新人才的内涵必然随时代主流文化的变迁而流变。例如，在神学主导的文化背景下，创新被认为是一种“神性”，“神人”“超人”才算得上创新人才；在人文主义主导的文化背景下，创新主要指思想解放与观念变革，具有创造性思维和人格的人被称为创新人才2；在科学主义主导的文化背景下，创新以实际效果的“物化”形式表现在各个领域，凡是在各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往往都被称为创新人才。当前人类文化呈现后现代哲学观统领下的多元文化共现生态，文化观越多元人们对创新及创新人才的认知就越难统一，因此须抛弃“神性”文化观下的创新论，融合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文化观下的创新认知和创新人才赋定。基于此，本文认为，创新人才是指那些富有创新思维
6、、展现创新精神、具备创新能力，并能创造出符合国家与社会需要的成果的高层次人才。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创设怎样的条件？阎光才教授指出，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自基础教育阶段持续呵护学生的好奇心，以智慧性予以引导，如此创造性潜能就会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开掘。3田建国教授强调，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在于改革基础教育阶段“唯分数论”的评价导向，扎实推进“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高校招生方案。4刘亚荣教授认为，当前须建立纵向教育阶段衔接、横向多方机构协同的育人网络，为创新人才成长创设一条自基础教育到用人单位随需而变的学习供应链。5扈中平教授通过对“钱学森之问”进行重审与纠偏，指出杰出人才的“冒出”不仅依靠学校教育的良好培育
7、，而且还与社会背景、价值观和制度框架有着重要的关系。6基于学者们对我国创新人才培养的现实批判与呼吁，可提炼出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条件，即创新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既需要社会用人观念、制度与实践的体系化融合，更需要大、中小学有机衔接合力共育。学校教育尤其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能系统有效地塑造学生创新精神、开发创新潜能，因而对创新人才培育至关重要。因此，下文将探讨新高考改革前高中与大学衔接培养创新人才的实践历程。（二）新高考改革前推动大中学衔接培养创新人才的主要因素原上海市高教学会会长余立最早提出并致力于研究“教育衔接问题”，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指出，按教育阶段分别展开诸如学前教育学、普
8、通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固然重要，但从教育实践发展和学科建设完善角度审视，还需要展开各教育阶段衔接研究，形成“衔接教育学”专著。7正是在余立、顾明远等老一辈教育学者的推动下，关于教育阶段衔接的研究逐渐丰富。然而相较于“小初衔接”，高中与大学的教育衔接相对滞后，长期以来高中与大学仅通过高考维系着人才输送的机械联系。随着高校扩招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大学新生学习适应、生活适应、管理制度适应性问题日益突出，推动了一系列有关大学与高中衔接的研究。例如，生活适应与心理问题频发引发了对大中学德育衔接的思考，进而间接推动 教育部关于整体规划大中小德育体系的意见 的出台；8学习内容适应性问题催生了有关大中学
9、学科内容与教学的衔接研究9-10。尽管如此，早期聚焦大学与高中衔接的研究主要出于人才培养系统性和科学性的价值关怀，还未基于创新人才培养这一特殊需求予以考量和重视。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的试点启动、“钱学森之问”的广为流传、人才强国战略的强力推进以及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以下简称 规划纲要）的出台，共同推动了大学与高中衔接培养创新人才的实践探索。为打破“一考定终生”的弊端，2003 年试点启动高校自主招生制度，开启了多样化评价录取的人才选拔模式。自主招生有助于选拔那些高考并不突出但具有特殊才能和创新素养的高中生，因而成为早期全国层面选拔创新人才的主要方式。11但
10、由于拥有自主招生资格的高校较少且自主招生比例控制严格，自主招生难以广泛发挥大中学合力选拔创新人才的功能。创新人才紧缺的现实矛盾未能得到适度缓解，必然会引发社会管理、社会生产等教育系统外部人员对教育机构的质疑与批判，“钱学森之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并快速传播。“钱学森之问”于 2009 年由安徽省 11 位教授通过公开信的方式提出，虽然近年才有学者指证其真正意涵：为什么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12但“为什么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在当时获得了较强的共鸣并刘 文：大中学衔接培养创新人才：新高考背景下的机遇、挑战与突破 16 广为流传。
11、为回应“钱学森之问”，教育部联合中组部、财政部出台并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即俗称的“珠峰计划”），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等 5 个基础学科开始试验，选取若干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承担该“计划”，力图使受“计划”支持的本科生成长为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13虽然“珠峰计划”的直接支持对象为本科生，但对这类优秀本科生的选拔已前延至基础教育阶段。事实上，我国一直非常重视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在“珠峰计划”之前还实施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项目，这些都是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体现。正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 2010 年全国人才会议上所指出，实施人才强国战
12、略是党和国家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要努力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14显然，随着人才强国战略的强力推进，创新人才培养的范围逐步超越基础学科，延伸至服务国家战略的各大领域，促使大中学衔接培养创新人才的实践以更广泛深刻的程度推进。高校自主招生、“珠峰计划”以及人才强国战略的推进都涉及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育，而这些都有赖于大中学的通力合作。正是在此背景下，规划纲要 出台，并明确提出“树立系统培养观念，推进小学、中学、大学有机衔接，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从此，大学与高中衔接培养创新人才不仅具有较强的现实需求，而且具备
13、了明确的政策指向，进而一系列关于大中学衔接培养创新人才的实践举措得以推动。（三）新高考改革前大中学衔接培养创新人才的主要路径自 20 世纪 80 年代老一辈教育研究者探索大学与高中教育衔接，至 2014 年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发布并开启新高考改革，大中学衔接培养创新人才的路径主要包括招录制度、课程项目和少数基地项目。自主招生制度的实施打破了长期以来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壁垒，有利于选拔具有特殊才能和创新潜质的学生，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中学素质教育。因此，自主招生制度实为早期大中学衔接选拔创新人才的重要渠道。伴随自主招生制度的逐渐推广，高中与大学的课程衔接项目应运而生。相较
14、于大学与其附属中学“一对一”开展的普通双学分课程和创新实验班课程，15中国教育学会统筹管理的大学先修课程项目（ChineseAdvancedPlacement，简称CAP）更能有效助力大中学衔接培养创新人才。CAP项目是在部分优质高中开设大学水平课程，旨在让学有余力的高中生提前接触大学知识、感受大学教学方式、探索适应大学的学习方法，16从而推动大学与高中在课程内容衔接、教师发展互助、教育制度衔接等更深的层面实现互动17，进而以课程育人的方式促进创新人才成长。与课程衔接项目不同，部分优质高中与大学、科研院所合作建立的人才培养基地更强调实践活动育人，也更加注重培育学生在基础学科领域的创新潜质。这些
15、基地项目既有诸如北京市“翱翔计划”、陕西省“春笋计划”、上海市“普通高中生创新素养培育实验项目”等政府统筹模式，18也有大学与多所中学协同共探的“一对多”模式（如同济大学的“苗圃计划”、华东师范大学的动植物科学实践工作站）19，还有大学与高中“结对组建”模式（如南京大学与南京 J 中学共建的旨在培育高中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准博士培育站”20）。二、新高考改革与大中学衔接培养改革的逻辑关系超越以往高考改革注重科目与内容改革的路径依赖，新高考实行选考制度和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制度，既是考试制度改革，又是招生制度改革，因而也是大学与高中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的改革。首先，从改革的范围和制度基础来看，
16、新高考改革与大中学衔接培养改革具有主从依附关系。高考改革虽然只是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但其影响范围非常广泛，其不仅与考生的前途息息相关，也与教师、学校、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业绩紧密相连，还与高校的生源质量密切相关，可谓一场遵循公平、效率、以学生为本等多元价值的整体性改革，主要受 宪法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 等高位制度框架体系的指引与调配。大中学衔接培养改革基于学生发展需求和国家选才需求的逻辑推进，绕不开高考改革所确定的制度环境和培养要求，其主要依据高考改革及其相关配套改革创生自身的改革空间，是高考改革框架体系下 17 2023年第1期的从属性培养改革。因此，新高考改革为大中学衔接培养改革提供了制度基础与改革空间，同时也为其创设了改革的新机遇。其次，从改革实践过程来看，大中学衔接培养改革是保障新高考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基础。新高考改革并不是高中升学考试改革和高校招生录取改革的简单叠加与机械组合，只有大学与高中围绕高中生选科选考、生涯规划、核心素养提升、综合素质评价等方面紧密衔接与互相促进，高考改革才能顺利推进。2119因此，大学与高中建立教育衔接的联动机制是新高考背景下大中学衔接培养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