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2.4民国档案地形与战争：中共武装行军问题研究（19271945）徐进摘要 山地作战是中共武装自红军时代养成的战术优势。但行军中的地形地势对中共武装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是赖以生存的屏障，也时常是不得不克服的障碍。不过该战法本身是由敌强我弱的实力对比所决定的。而中共武装的主要对手国民党军和日军对中共武装这一优势有所学习与因应。总之，中共武装行军问题涉及地形地势对中共战略战术的助益和制约，以及战术上的敌我博弈，由此可深入了解中共军事斗争中的成败得失。关键词 中共武装行军地形1927年国共决裂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在以山区为主体的数省交界地带逐步发展壮大，形成以赣南、闽西为核心区
2、域的中央苏区。这一时期国共之间“围剿”与反“围剿”的军事斗争问题颇受关注。1930年代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是采取诱敌深入至山地根据地以运动战对敌。据此推导，红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强敌的一个基本条件在于能利用山地行军的优势。而之后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武装面对日军、国民党军这些新老对手，无疑要充分发扬红军时期的既有传统，但因时因地而异，亦需做出改变。近年来，学界愈发重视中共革命背后的地理要素。有学者从地理学的视角，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进行了整体考察，着重分析山地对于早期红军和根据地发展的作用，并注意到不同地形之间的差异。这一视角提供了一种中共革命的结构性解释，颇具启发意义。然而中共武装
3、的主要作战方式是运动战，行军中的地理环境无时不在变化。正如毛泽东所言：“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这提示我们尚需关注地理环境在行军作战过程中的具体影响。目前学界对中共武装的行军问题关注较少，仅在对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中有所涉及。因此，对中共武装的行军问题深入剖析，不仅可以促进学界对中共军事斗争特征的了解，还有利于揭示中共军事战略战术的渊源与变化。有鉴于此，笔者希望在爬梳相关史实的基础上考察中共行军作战如何运用地形因素开展对敌斗争，进而探讨这一因素与战争胜败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一考察，为理解中共武装的军事行动逻辑提供更为微观、具体的视角
4、，以回应党史文献中对中共武装军事问题的既有论断，丰富学界对中共革命武装斗争方式的认识。参见应星、荣思恒：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中共党史研究 2020年第3期；应星：主力红军在“五湖四海”的崛起（19271930）再论中共革命的地理学视角，中共党史研究 2022年第4期。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51页。参见宋弘：全面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士兵的日常卫生，抗日战争研究 2019年第3期。中共党史研究46民国档案2022.4一、红军时期的山地行军作
5、战抗战时期，聂荣臻曾回顾说山地作战“乃是一种特殊的战术，是我们在长期内战中所养成的”。而此前蒋介石“围剿”红军时也曾多次告诫全军：“我们现在剿匪的战争，差不多一概是山地战。”二者立场相反，却都点出了国共两方战争的特性为山地战。由此便引出一个山地行军问题。选择山地行军与否是红军诞生伊始便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关生死的重要抉择。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随后中共发动南昌起义，迅速占领南昌，并缴获大量武器辎重。按照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决定回师广东，重建以广州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取得出海口以获取苏联援助。一般来说，中国革命的常态是敌强我弱，故自红军肇建就多被迫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方针。如在由南昌南下广东
6、“大路与小路”的路线选择问题上，考虑到大路虽可“利用交通便利，由吉安、赣州入韶关直取广州”，但又顾虑到此路线易使“李济琛利用粤汉铁路之便，可以集中五师以上之兵力与我决战”，而敌张发奎部两师亦可“蹑我后路”，使部队“更无法应付”。部队遂取小路，“由赣东经寻乌直取东江”。显然，这是根据敌我形势和力量对比所做的合理的军事选择。但这一选择需要面对另一大挑战。所经小路多为山路，姑且不论部队给养供给问题，如何运输辎重即是一大问题。由于所部士兵减员颇多，且沿途农民“闻风而逃”，无挑夫可雇，大大削弱了起义部队的机动性。李立三报告称：从南昌到临川，“沿途多系山路，沿途行六十里，实际多至百里。兵士负担极重，每人背
7、二百五十发至三百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而会昌战役中，叶挺、贺龙两部共缴获两千五百条枪，伤亡一千七百人，更加重了行军负担。此时两部有“大批战利品枪枝（在五千枝左右）与大批受伤官兵”，如果遵循原计划走寻乌山路，则“枪械、伤者均无办法”，且敌黄绍竑部随时可以蹑后，在军事上将陷入被动。故而部队高层当机立断改走大路，转福建长汀，经上杭入东江。沿途“顺鄞水而下韩江”，可借水运之便运输武器和伤员，“得迅速地到东江”。此外，选择这一路线的考虑还在于福建“当时各有力军阀皆无兵驻其间”，取道福建长汀、上杭，基本可保后方安全无虞。可见，中共在南昌起义后首先选择山路作为部队的行军路线，其考虑问题的基本点在于
8、敌我力量对比的常规军事思维，战略抉择流于被动。当时中共军队尚未脱离正规作战模式，又缺少对山地行军困难因素的客观估量以及在山地行军的基本经验，因而不得不改变路线走大路。其后，由于活动区域向山区转移，地形因素成为红军制定战术时不可忽视的因素。毛泽东的武装割据理论很大程度上即以地形为据。不同山地的纵深、资源不尽相同，并非所有山地都适合根据地发展。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共武装向山区发展的首次尝试，但地理环境并不理想。粟裕曾评论道，井冈山夹于湘、赣两江之间，东西纵深仅一百公里，“向北是九江、南昌、武汉、岳阳等大城市，不能求得发展。所以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
9、”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此后中共在根据地选址时格外注重“回旋”空间。红四军向赣南发展，就是看重该地聂荣臻：几个月来支持华北抗战的总结与我们今后的任务（1938年4月），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北岳抗日根据地（1927.71944.9），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蒋介石：统军作战制胜之道（1933年5月8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第11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52页。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1928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 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827页。李立
10、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30页。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1927年），军事科学院编：刘伯承军事文选（一），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5页。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9页。472022.4民国档案“地区广阔，境内山峦起伏，并同闽西、粤北山区相连接，红军能有比较大的活动和回旋余地”。赣南发展成为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与其地理环境相关。多次参与“围剿”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分
11、析道：“赣南位于赣江上游，地势高峻，山岭重叠，交通极为不便，这是打出没无定的游击战最理想的地带。”具体而言，富田、东固、龙岗一线为苏区北部屏障，红军前三次反“围剿”决定性战役皆选择这一区域，绝非偶然，除去群众基础良好的因素，地形应是其考虑的关键因素。起伏多变的山地为红军伏击提供了便利。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张辉瓒部由龙岗向君埠进发，而黄竹岭位于两地之间，张师欲过必须仰攻该山。红三军第七师抢先进占“黄竹岭前面木坑以北地区和亭子岭主要阵地”，张师先头部队艰难登山时即遭红军迎头痛击，此时红军各部从龙岗高山冲下形成合围，遂全歼此敌。第三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韩德勤
12、部在东固附近之石方岭亦遭遇相同命运。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围攻，红军充分利用山区广大的回旋空间与敌周旋。时任红三军团教导营政治委员的李志民曾提到：第三次反“围剿”时期，红十二军伪装成红军主力诱敌深入，这支部队有意识地利用山地行军的优势，“哪里山高往那里爬，哪里路险走那条路”。这对于骡马辎重颇多且不擅长山地行动的大队敌军而言简直是灾难。连续数天之后，国民党军疲于奔命，每日行军前进不过十里。故敌人高级将领也不得不承认“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此外，红军亦有意识地发挥山地行军、战斗的优势，制造歼敌机会。1933年2月，周恩来在作攻打南丰的部署时提到：如果敌人数师由马路并进，则我军应转移至山地，以山地
13、运动战解决敌人。“因山地易于牵制一部，消灭一部，而由马路并进，便甚难牵制。”1935年1月，国民党军井岳秀、高桂滋两部进攻陕北苏区，刘志丹将高部作为主攻目标，其依据的理由之一便是高部士兵“都是冀鲁豫人不会爬山，不适应在陕北这多山之地作战”。需要注意，军事行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地形问题与诸多因素相关。比如地形与粮食均是行军作战的关键因素，但二者却常出现矛盾：作战有利的地形，地方粮食未必充足；粮食充足的地方，地形往往不利于红军作战。具体而言，山地既可荫蔽待敌，依其地形之利予敌较大杀伤；亦可藏之深山，实施有效防御。但如果考虑到军粮补给问题，则山区人口稀少，物资紧缺，难以维持大部队的集中驻扎。红
14、军反“围剿”期间常以诱敌深入的运动战打法取胜，在此过程中就需要利用山地地形设伏，但在山地集结大量兵力常面临粮食困难问题。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时，国民党第五路军王金钰部严密驻守富田，红三军团在白云山区设伏，打算引诱其脱离富田的巩固阵地，进而采取运动战消灭之。但王部迟迟不动，红军3万余人不得不在山区“迫敌而居”25日，期间遭遇严重的粮食困难。据李志民回忆，为了填饱肚子，红军上山挖竹笋、采野菜，下河捉泥鳅、摸田螺，“凡能暂时填饱肚子的东西，都尽量采集来吃”。无独有偶，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亦面临相似困境。当时王宏坤曾提议将红十师开至长轩岭御敌。长轩岭是武汉至豫、皖的必经之地，便于防御，黄
15、安战役时王宏坤曾率第三十团驻扎此地，对该地颇为熟悉。但此提议随即被张国焘否定，其理由是“部队开到长轩岭没有粮”。王宏坤的建议若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84页。吴淑凤编：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台北）“国史馆”2005年版，第19页。郭化若：第一次反“围剿”：毛泽东设计的第一个运动战，刘朋主编：中共党史口述实录 第1卷，中国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页。李志民：李志民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周恩来：对执行中央局强攻南丰命令的部署（1933年2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 第一卷
16、，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0251页。张达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页。李志民：李志民回忆录，第145146页。48民国档案2022.4纯以作战地形的角度观之，似属合理，但张国焘对此计划的否决，亦是基于现实因素的考量，其关注点便在于山区作战的军粮问题。张国焘的担心随后成为现实。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漫川关山区，“部队没有粮食，没有水喝，没有盐吃，生活十分艰苦”。1934年5月，王宏坤率红四军于万源一带山区设防坚守。该地“纵横仅一二百里”，粮食本来就稀少，再加上部队集中收缩，情况更为困难。据王宏坤回忆，“开始还能马虎每天喝上一二顿稀饭，以后没有了，地里未成熟的土豆也吃掉了，再到后来完全靠采集野菜、野果、竹笋之类充饥”。为达出奇制胜的效果，中共部队行军常常选择人迹罕至的山路。彭雪枫曾指出：“羊肠小道、人迹罕至的道路，或者简直没有道路的崇山峻岭、茂林丛棘之中，往往是敌人不会也不能够警戒的地方。”接着他以1935年10月红军袭渡天全河为例，说明如何在敌人意想不到的道路发起进攻：当时中共判断从泸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