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之争及其当代启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之争及其当代启示韦庭学摘要 针对“资产阶级学术”（梅林语）批评历史唯物主义否认一切道德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受到追捧的状况，梅林和考茨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与道德问题的关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们不仅反驳“历史唯物主义否定一切道德”的观点，还试图阐述无产阶级的“新道德理想”；他们认为道德判断并非与马克思主义无关，只是不应当从道德优越性来评判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回顾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这些争论可以发现，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派虽然选择了与现实妥协的态度，但是他们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时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
2、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观点的反驳；同样，以梅林和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派”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作出过积极的贡献，但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如何避免伦理相对主义的挑战以及无产阶级新道德的实质是什么等问题，需要后人作出进一步的解答。关键词 第二国际；历史唯物主义；道德作者简介 韦庭学，厦门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的规范与认识理论研究中心”研究成员，哲学博士。肇始于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马克思与正义”之争历经近40年的发展，在国内外学界引发了更广大范围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兴趣。从近年来的研究状况来看，似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达成以下共识：无论是
3、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产生的争论，还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推进，都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作用。对于为何以及如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地位问题，第二国际部分理论家曾尝试进行过解答，也形成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但是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主要着眼于当代英美和欧陆学界，而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理论工作似乎未受到足够重视。笔者认为，有必要追根溯源，回顾他们在阐释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作出的努力。因为无论是考茨基、梅林，还是拉法格，都提出在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阐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这一基本主张。尽管他们并没有从实质上解决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问题的争论，但是他们的主张对于“任何对马克思主义与
4、伦理学主题感兴趣的人而言大有裨益”1（15）。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教皇”，考茨基是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梅林是第一部 马克思传的作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阐释曾获得恩格斯的高度认可；而伯恩施坦则是“修正派”的领袖人物。他们的思想交锋基本呈现了第二国际内部理论和政治纷争的基本轮廓。本文将努力厘清“正统派”和“修正派”在“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问题上的论战及双方的理论得失，希冀能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思想史资源。*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1世纪以来英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19YJC710075）、2022年
5、度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元理论研究”（FJ2022MJDZ006）的阶段性成果。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 64DOI:10.15995/ki.llxyj.2023.01.019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之争及其当代启示一、“资产阶级学术”的道德责难与“修正主义”第二国际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大多数著作的出现并不是理论上的自觉，而是出于政治和理论斗争的需要。理论斗争的最初对象是梅林和考茨基经常提到的“资产阶级学术”。“资产阶级学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道德责难的声音，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社会和经济条件的改善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资产阶级的改良
6、主张，一些小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拒斥道德，否认一切道德尺度，把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对立起来，并以此否定历史唯物主义。例如，阿道尔夫瓦格纳（Adolf Wagner）在一次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演讲时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梅林把这种观点总结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任意的历史结构，它把异常多样化的人类生活硬塞在一个死板的公式里。它否认一切观念力量；它把人说成是服从于一种机械发展的无抵抗力的玩具，它否认一切道德尺度3（20）。此外，有资产阶级思想家从道德的角度指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这一主张的典型代表是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7、Tnnies）。按照梅林的理解，滕尼斯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在阶级斗争中是不需要讲道德的，因为“在搏斗者之间是没有道德的，在战争中几乎一切都认为可被允许的”3（307）。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可以为了自身阶级的利益而采取任何违反道德的行动。由此阶级斗争理论被冠以反人道主义的罪名。面对马克思主义所遭遇的挑战，一些认同或同情这一理论的学者尝试着去探寻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伦理结合的可能性。这项工作最初产生于新康德主义内部。新康德主义产生后在不同的时期分为不同的流派，其中，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联系最紧密的当数马堡学派的柯亨（Hermann Cohen）等人。柯亨主张把康德的伦理学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8、指出要以康德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这一绝对律令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据和基础，认为人是目的自身这一思想是社会主义的先声，同时，也把康德视为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基于这样的认识，柯亨对社会革命持反对的态度，提倡通过道德说教和改善人性来改变社会。他的这一观点在马堡学派内部形成了共识，具有较大的影响。新康德主义对第二国际部分理论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早在1897年，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的康拉德施米特（Conrad Schmidt）就提出康德的认识论可以纠正“黑格尔诗化形而上学 的错误”4（43），主张以康德的认识论为基础，重构马克思的社会认识论。伯恩施坦像柯亨等人一样，主张用康德伦理学去改造马克思主义。
9、在1900年前后，伯恩施坦在新时代 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主张进行了全面批判。在他看来，当时的经济发展趋势已经反驳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把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寄托于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只会陷入乌托邦的幻想。因此，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佳策略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使它符合实践发展的需要。作为肩负着这一“重要使命”的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理论家，他着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伯恩施坦的工作主要是顺应当时德国哲学界的潮流，主张“回到康德”，运用康德的伦理思想去“修正”马克思主义。在 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 等文章中，伯恩施坦仔细分析了“正义”“利益
10、”“道德”等观念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主张这些观念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和“创造力”。例如他提道：“要知道正义就在今天也还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极强大的动力如果没有道义上的动力就根本不会出现任何持久的群众行动。”5（87）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之一，他的观点在党内得到了广泛认同。65伦理学研究2023年第1期二、对“历史唯物主义否定道德”及“修正主义”的反驳针对“资产阶级学术”批评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否定道德，并企图用康德的伦理思想改造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观点，梅林和考茨基对它们进行了分析和反驳。他们试图澄清道德、伦理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辨明阶级斗争理论与伦理
11、、道德的关系，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发展。梅林对观念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肯定。他引证恩格斯的观点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是承认最广义的观念力量的”3（25）。他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类似于道德观念和善恶标准的东西都可能成为引导个体和群体行动的指南，并在某种意义上影响历史的进程，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这样的观点。但是他也提醒人们，观念的东西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如果要对它们追根溯源，必须得回到人类所处的社会组织当中，考察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经济基础。依据上述的认识，梅林从以下几方面反驳了历史唯物主义否定一切道德的观点。首先，梅林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它的目的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事实
12、，而非研究道德标准。他指出，历史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揭示事物的实在情况。因为“道德标准使任何科学的历史研究成为不可能”3（40），所以作为探讨历史规律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要把道德标准从它的研究范围中排除出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判定历史唯物主义否认一切道德标准没有任何问题。其次，梅林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不但不否认道德力量，而且能认识到道德是如何起作用的。他根据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 中的论述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用“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变革”为唯一可靠的标准来研究时而快、时而慢的道德观的改变3（40）。也就是说，道德观是社会物质生活矛盾的产物，是随生产方式
13、的变革而变化的。道德评价、道德标准以及道德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也依据不同的生产方式而各异。最后，梅林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准的道德观可以对历史人物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例如，托马斯莫尔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最早的先驱”，同时也是一个“暴君的大臣”“路德的反对者”和“迫害异端者”。梅林认为，对于这么一个充满矛盾的“多面人”，“唯心主义道德标准”难以对其进行合理的道德评价。考茨基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指考茨基）指出，托马斯莫尔是一个完整的人，在他本质中所有那些表面上的矛盾都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3（41）换言之，在莫尔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和变
14、革所引起的矛盾的体现，只有从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出发才能洞悉历史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并对他们作出合理的评价。关于滕尼斯等人所强加的“无产阶级认为阶级斗争中没有道德可言，在战争中一切都是可被允许的”这一观点，梅林也进行了反驳。他主张“阶级斗争不服从于某种作为最高审级的普遍伦理学”3（307），但这并不是说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可以完全不遵守任何道德原则而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不同的阶级各有自己特殊的道德，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在斗争过程中遵循的是本阶级的道德原则而不是其他阶级的道德标准。同样地，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也是按照他们本阶级的道德标准行事。梅林认为，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斗争中，是基于对
15、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科学认识而产生坚忍、真诚、勇敢和自我牺牲的道德情感的。虽然他承认道德具有阶级性这一状况将会持续地陪伴人类向前走，但是他相信，有一天“公正和正义、人道和互敬”所主宰的世界将会出现，而且这样的世界与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将一同产生。因此，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合乎道德要求的3（313）。对于“修正主义者”宣称“回到康德”、力主用康德的伦理原则改造或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主张，考 66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之争及其当代启示茨基则从分析康德伦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本质入手，区分了康德伦理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一方面，考茨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康德的伦理学所假设的前提不同，两者不可能结合在一
16、起。因为“康德的道德律，既假定一个调和的社会是可希望的，且可能的”2（51）。也就是说，康德把他的道德学说建立在通过改良而实现社会变革与进步思想的基础之上。这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后者强调的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另一方面，康德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这一道德律令只是资产阶级的道德，不能用它来改造社会主义理论。柯亨认为：“康德于此数言内（指：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引者注）含有新时代及未来时代及 未来世界之全史（Entire future world history）之道德纲目”2（53）。考茨基则主张，康德的道德律令是特定时代和某一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对于当时以个人的从属为主义的封建制度的一种反抗”2（54）。在他看来，这一道德律令对于把人视为工具的封建社会而言是一种进步。但是，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尤其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已经不存在把人当作手段的问题，因此康德的道德律令也就无效了。考茨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康德学说的区别并试图从学理上论证这种差异。这一做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现在看来，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康德哲学的差别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