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CHUANTONG WENHUA/传统文化乡规民约是基于当地风俗、依靠道德力量、有温度、有人情、有灵活性，自发性的行为准则。乡规民约起着教化的作用，规范村民言行举止，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俗，减少了官府诉讼，增加村民的凝聚力。传统乡规民约的内容对指导新时代基层乡村治理仍有时效性，尤其是与枫桥经验有着高度契合，是我们不断丰富基层自治思想的另一种途径。学习传统乡规民约，完善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能把矛盾就地解决，就能维护好基层社会的长治久安，切实保障好农民的切身利益。中国传统文化乡约智慧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对当今乡村自治建设中仍有引导和借鉴作用。文章从传统乡规民约中汲取智慧，通过论述现当代基层自治
2、与传统乡规民约的契合之处，希望能在面对现当代基层在制定村民道德行为规范、人员选拔、节俭倡廉的村风、互助救助、调解和思想教育这六个问题上有所帮助。传统乡约与现代基层治理高度契合。传统乡规民约的德治与现当代基层民众道德行为规范的契合之处体现在以下几点。在吕氏乡约“德业相劝”内容中规范了村民的道德行为。原句指出，“至于读书、治田、营家、济物，好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皆可为之。非此之类，皆为无益。”对村民的日常行为规范起到了积极作用。现代乡村文明公约对村民提出爱国、守法、崇尚科学、互助、赡养父母、完成教育未成年儿女的义务、不打架斗殴、不酗酒滋事、不惹是生非，严禁侮辱、诽谤他人等个人行为准则，是社会
3、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基层的生动体现。乡规民约以个人为主体出发，是村民日常行为规范的守则，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村规民约介于道德和法律二者之间，更因地制宜。如江西婺源县洪村光裕堂公议规碑中提出“凡买松萝茶客入村，任客投主如祠校秤，一字平称。货价高低，公品公买，务必前后加一”，对村民的茶叶质量、称量标准提出要求，保证了村民共同的茶叶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传统的乡规民约对集体产业治理有着很大的启迪作用。现在对以村为单位从事果蔬种植的农民提出人工养殖，采用自然化肥的要求；对从事农家乐的村民提出了量大实惠、食材新鲜、不得宰客的要求。对集体采摘园、山货供销点提出足称保质的要求。
4、对菜市场的商户，提出足称的要求。不容许一个人的问题破坏集体营商环境。因地制宜的乡规民约既约束村民行为也切实保证了村民的权利，是责任与义务的统一，是保证村民集体产业永续发展的基础。传统乡规民约与基层自治中人员选拔、监督的契合之处。在吕中国传统乡约智慧融入现代基层治理万泽京氏乡约中提到约正的选拔，设“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明朝王阳明南赣乡约扩大了村民自治的管理层，设约长、约副长、约正、约史、知约等人，对基层领导干部的德行和学识提出了要求，要求约正在德行上和学识上能服众。而吕坤的乡甲约管理人员的组织更为庞大，取消了当月轮班制，要求更加明确，更加重视领导班子的纪律建设。要求约正和约副“
5、俱以正直公道、能管束处断者为之”。要求约史和约讲“俱以正直识字、能劝善戒恶者为止”。如果在一百家之内评选不出来，就在二百家里选，如果约正、约副不能在百家里让人信服，可以上报官府，取消他们的职位。设立“公正”职务，约束约正、副、讲、史的行为，70传统文化/CHUANTONG WENHUA伸张公平正义。吕坤在乡甲约中增加了培训乡约领导的内容，重视领导干部的培训，分批宣讲宣教，要求“将约中事体，尽令正、副、讲、史、甲长人人明白，个个通晓。”随着基层改革的深化，基层干部的选拔和考核尤为重要，基层干部要时刻关注基层居民的日常生活、化解基层内部矛盾、维护乡里的安定团结。新时期新时代，我们要重视基层党组织建
6、设，重视基层干部的培训，提高基层干部为民众服务的本领，加强对基层干部及党员的监督，基层干部要大量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有能力对因地制宜的乡村经济发展环境进行科学的规划和管理。基层要充分发挥乡贤五老：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老模范、老军人的先锋模范榜样作用。依靠各自调解专长，实现矛盾就地化解，为乡村的“自治”“德治”“法治”，打下坚实的基础。传统乡规民约对现代节俭倡廉的智慧。在蓝田吕氏乡约中，吕氏兄弟提出“多不过三千，少至一二百”，在庆贺和发葬所送的份子钱和肉禽蔬果最多不能超过三千铜钱，少的一二百铜钱即可。在南赣乡约中主张：同约的男生女生，在到达婚嫁的年龄时就及时婚配，女生不要纠结男方给的聘礼，男生
7、也不要惦记女生的嫁妆。在办白事上，尽心尽力就好，大做法事都是无意义的。在订乡约事宜中，明朝李春芳简明地对婚嫁、丧葬、寿诞、宴会、分资、柬帖等做出规范，将礼数和陈列物品减少，人际关系简单化，对社会的风俗起到积极作用。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对高价彩礼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倡导新时代的青年人要有正确的婚恋观，追求纯粹平等的婚恋关系，在婚礼上摒弃重于形式的奢华排场。各地有关部门和相关组织纷纷响应号召。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嫁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防止腐败行为的一部分。我国严禁公职人员以传统节日、婚丧嫁娶等为借口行贿受贿，划清工作与生活的红线。传统乡约与现当代的婚丧嫁娶的风俗倡议有很大的契合之处，
8、切实保护基层人民不为人情所扰，不为私情所困。传统文化乡约与现当代基层社会救护的契合之处。吕氏乡约中提出在同约之人面对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等困难时提出“大则亲往多率人救之”“贫无资者，助其养疾之费”“无财不能自存者，叶力济之，无令失所”“众以济财之”等，提出凡是事出紧急，就可以告诉同乡约的人寻求帮助，如果事情不那么急，就告诉约中的主事，主事再告知乡里，凡是知道他人困苦的人都应该伸出援手，给予帮助。在南赣乡约中把救护的责任落实到约长、约正的职责上，凡是遇到紧急、危险，难办的事情，约长和同约的人都要给予帮助，出谋划策，帮助他人困境，如果坐视不理、冷眼旁观，主事要受罚。在治乡三约中
9、设立恤约，恤长的职责就是掌管乡里的救济事务，提出“凡有鳏寡孤独，则闻于官府而养之”恤长把鳏寡的人报告给官府入住养济院。“岁荒则设粥赈济”在荒年设粥厂。在 申饬乡约保甲示中“真正有病及孤儿寡妇稚若啼叽者，保长将所管甲内查确，另具一呈，报明印官，即量给米养赡”。从乡里自己约定救护事项，再到带有官办的色彩，都体现了古人对社会救护的重视，都在保证基层民众最基本的生活。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大家难以享受到同样的教育、就业、医疗和社会福利等资源。当前我国社会救助慈善事业逐步完善，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
10、中始终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我国的第三次分配社会救护慈善事业也需要党和政府的引导和监督，要逐步完善第三次分配的政策，提高监督力度，积极宣传扩大群众的参与度和公开的透明度。传统相约中给予基层调解的智慧。在 南赣乡约 中王阳明提到“亲族乡邻，往往有因小忿投贼复仇，残害良善，酿成大患。”亲族和邻里常常因为一点小事情没有及时化解矛盾就进行报复，伤害对方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恨，造成了不可收场的大祸。王阳明主张；“今后一应斗殴不平之事，鸣之约长等公论是非。”凡是有不公平、不平等需要争论的事情，必须告诉约长，由约长出面分辨是非黑白。约长听到大家的诉求，也要公平公正地予以劝诫。如果有人没有及时报告约长，像以前那样
11、胡作非为，约长把斗殴的人送到官府，请求严惩。在吕坤的乡甲劝语中提到“一则小事情，本约和处，记于和簿，省的衙门告状，受怕耽惊，打点使用，吃打问罪，坐仓讨保，破了家业，误了营生。”可见，在当时，小矛盾没有化解上到了官府，耗费钱财71CHUANTONG WENHUA/传统文化耗时耗力。吕坤同样主张，乡里能及时化解的矛盾就应该有约长带着本约的人及时调解。吕坤更是在后续补充和处事情以息争诉讼，根据当时的村庄和官府的性质提出了化解婚姻问题、土地划分不明、辱骂打架、商品买卖、生出破坏田地等乡亲邻里易触发的矛盾提出了解决办法，希望办法能落实到各个村庄，成为村民共同遵守的契约，这样就能避免大家上报官府，出现“原
12、告被告四六使钞”的情况。传统乡约与我国 20 世纪的枫桥经验“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宝贵社会治理经验高度契合。枫桥经验充分发挥群众智慧，突出法制与德治的结合，情法结合，易地就地及时化解矛盾，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乡村治理是乡村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随着我国脱贫攻坚的胜利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村中牵扯的利益问题越来越复杂、产生的矛盾主体日渐多元化，村民对各类组织活动的要求和诉求大大提高，这就需要乡村加强组织建设，整合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村党支部委员、村民委员会、德高望重的老人、乡贤等人才资源，抓住问题的
13、主要矛盾主要方面、对症下药、早发现矛盾早化解矛盾，防止矛盾蔓延升级。中国传统乡约智慧中关于调解的内容与历久弥新的枫桥经验与现当代的基层治理实践高度契合，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帮助我们在乡村自治中解决不同的矛盾，也是当今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传统乡约教化村民与现当代的基层自治中思想教育、思想建设的高度契合。吕氏乡约中，吕大钧十分重视乡民的教化，要求乡里每月一小聚会，每个季度一个大聚会，“遇聚会，则书其善恶，行其赏罚”。明确提出聚会的目的就是讨论乡里的好事坏事，对做坏事的人给予惩罚和处分，更是专门“众推出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与否”，让大家推选出刚正的人主张公平正义，决定赏与罚。南赣乡约的第
14、三部分，主要讲的是村内聚会的仪式，主持的流程。第一个阶段是宣誓，学习圣谕。第二个阶段是表扬行善的人。第三个阶段是批评行恶的人。第四个阶段是申诫。会期是每月十五，如果有事不能来需要提前告诉知约，无故不来，罚钱充公。可见，明朝王阳明重视利用聚会教化村民。王阳明设“其二扇一书彰善，一书纠过”，在书写过错时，王阳明提出“纠过者，其辞隐而婉”，让约长和约副委婉教化，希望通过乡里的教化能感化有过者，希望不通过上报官府让行恶的人改邪归正。吕坤 乡甲事宜是乡甲约的具体措施，乡甲事宜共有21条，主要讲到修建旌善申明亭表扬行善的人，揭露恶事。把不良行为和破坏村里和谐的事分为不孝、贼子等十类，把记录表明确分为纪善、
15、纪恶、纪和、纪改等十类。在纪恶以示惩戒事中，有 23 条，明确规定了什么行为是恶行，加以严惩。传统乡规民约善恶分明，注重乡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与现代乡村治理高度契合。现当代乡规依据当地地理环境和风俗特色，自我制定规章制度。完善城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基层干部的培训，增加基层文化组织建设，如设立乡镇民俗馆、广播站、宣传板、读书角，潜移默化地加强对基层民众文化素质的熏陶，涵育美好新风尚。新时代，乡村振兴需要思想的保证，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转化为村民的自觉行动，更需要农村基层群众促进村内团结和谐的环境，所以，加强基层自治的思想教育尤为必要。传统的乡规民约，并不是中国具体哪个阶段的描写，而是地方治理与国家制度的相辅相成，贯穿着村里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传统乡规民约是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解决基层问题中与时俱进地发挥作用。自治的最大特点，是因地制宜，紧密结合当地风俗习惯和生产特色，所以基层乡规民约更为具体。对当地了解最深的就是基层民众，欣赏什么善，厌恶什么恶，最有发言权。只有与当地民众充分交流，不断完善基层乡规民约的制定；完善基层干部的选拔制度；及时调节矛盾；慈善救护，解决民众的困难，合理满足基层民众的需要；加强思想教育，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实现基层社会自治、德治、善治、法制的结合。（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