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 卷 第 期 年 月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吴重庆，男，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政府信息公开”，索引号。胡焕庸于 年以黑河（爱辉）腾冲线揭示中国人口分布规律时，“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西北半壁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年。【县域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专题】追寻内生的力量 “隙地”“狭地”“边地”的“空心化”反向运动吴重庆（中山大学 哲学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广州）摘要：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观察 年至 年第六
2、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的十年时间里，全国农业县（不包括县级市和县级区）常住人口增长情况。在这些常住人口出现增长的农业县里，又大体可以分为省际结合部的“隙地”、东南沿海人地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二至四倍的“狭地”、西南民族地区的“边地”，简称“三地”。探讨“三地”的空心化反向运动的地方社会经济逻辑，并深入具体区域，结合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生计方式、家庭结构、地方传统，理解农民的行为选择及流动，追寻区域社会的内生动力，在具体的区域中认识中国农村。关键词：隙地；狭地；边地；空心化反向运动；内生动力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农村空心化是经济全球化及城市化浪潮席卷下的产物，空心化的实质是乡村的各种
3、生产要素不可逆流向城市，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城市对农村的虹吸效应。根据国家统计局 年 月 日公布的数据，全国城镇常住人口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万人；乡村常住人口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万人；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即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万人，比上年增加 万人，其中流动人口 万人，比上年增加 万人。人口流动的大方向还是“孔雀东南飞”，集中于“胡焕庸线”东南一侧。年，“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西北半壁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可以说，今天中国人口分布基本上还是与“胡焕庸线”吻合。现在的问题是，“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内部的人口分布出现严重不平衡，农村人
4、口更加明显地向大城市或者城市群集中，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加突出。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相继推进，农村空心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扭转。年 月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结果显示：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尤其是 年至 年，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的比例从 降低到；相应地，省内流动人口比例则从 提高到。而在人户分离总人口比例方面，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比例从 年的 急速提高到 年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流动人口返省、返市、返县、返乡的趋向。在此趋向之下，部分远离大城市的数省交界处、“人稠地狭”的东南沿海以及大西南民族地区的农业县，其常住人口不减反增的现象尤
5、其值得关注。我们知道，今天依然保持“县”这一行DOI:10.19714/ki.1671-7465.2023.0008政建制的，一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区域。按理说，这样的地方应该是人口外流最为严重的空心化区域，但偏偏在这些区域，却出现农村空心化反向运动的某些迹象。一、区域视角研究中国农村，需尽可能分区域类型。如果把中国农村想象为同质化的农村，那就将中国农村符号化了，也就不可能对区域的特殊现象保持敏感。长期扎根田野的贺雪峰及其团队比较关注中国农村研究的区域差异视角，强调需要深入区域层面。贺雪峰继提出村庄社会结构的南北差异之后，近来又在讨论经济发展水平的东西差异决定了西部农村不应该以东部农
6、村作为学习的榜样。不过，“南方”“北方”或者“东部”“中部”“西部”依然免不了有抽象之嫌。冀朝鼎提出“基本经济区”（），认为“基本经济区作为控制附属地区的一种工具和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谁控制了“基本经济区”，谁就控制了中国，“基本经济区”的转移导致中国历史的统一与分裂。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将 直译为“关键经济区”应该更符合作者原意。“基本经济区”虽然如此重要，但这一概念也是基于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地形的特殊性），为了“着重强调中国经济的局部性和地区性”，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并非“用经济纽带联结成的整体”，“中国商业发展的水平，从来都没有达到能克服农业经济的地方性和狭隘的闭关状态的程度”。在
7、这一点上，施坚雅与冀朝鼎的认识是一样的，即中国的市场是区域性的，由此施坚雅提出“巨区理论”，“巨区理论”将中国分为八大巨区，即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华北、西北。冀朝鼎提及的秦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基本经济区”其实可分别对应于施坚雅所说的八大巨区的西北、华北、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只是由于交通改善、工商业发展以及海外贸易，经济联结性增强，才使得历时性的“基本经济区”得以演变为共时性的“八大巨区”。不过冀朝鼎是从历时态的“基本经济区”看王朝兴衰，施坚雅则从共时态的巨区及市场等级体系看个人的理性选择和地方社会的构造。在施坚雅看来，中国固然幅员广阔，但“中国不是毫无差别地、
8、随机连接在一起的一些地方，而是一个空间配置呈规则排列的等级体系”。施坚雅的研究表明，这个空间配置呈规则排列的等级体系是由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市镇、地方城市、较大城市、地区城市、地区都会、中心都会构成的。刘志伟认为，“施坚雅对我们的启发意义，不在于这些结论性的表述，而在于他从个人理性的行为出发去建立一种关于中国大一统结构及其历史周期的解释”，在于他“从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出发，以乡村中的人的行为都是基于理性的选择为前提”。刘志伟作为“华南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对施坚雅的这一评论，其实也道出了历史人类学“华南学派”的学术旨趣。“华南学派”倡导“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强调从地方的动力、从地方
9、本身的活力、从地方的过程去理解大的国家体系的转变，也就是把国家置于地方的历史去理解。做农村研究，也需要持有“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的理念。在此，“具体的区域”是指能够寻找到地脉、人脉、文脉的地方社会及人群，我们需要了解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社会构造、生计方式、传统惯习、外部约束等。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其实也是试图理解此具体领域的内在发展逻辑，追寻其内生的力量。由于个人在时间及精力上的限制，加上田野调查的因缘际会，本文仅举三类农村区域调研作为“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的尝试。为了形象及方便起见，本文权且将此三类区域称为“隙地”“狭地”“边地”（简称“三地”）。在利用“七普”
10、数据对有关“三地”年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贺雪峰：东西中国：中国区域差异的经济视角，未刊稿。常住人口变化情况进行面上描述的同时，在以位于鲁苏豫皖四省交界的菏泽市郓城县和东明县作为“隙地”田野点、以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三分的福建沿海莆田孙村作为“狭地”田野点、以西南边陲云南凤庆县和四川凉山昭觉县作为“边地”田野点开展调研的基础上，对“三地”社会经济逻辑予以深描。二、“隙地”的县域城乡流动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我们可以发现，全国大型城市周边的县，在 年至 年 年间其常住人口呈减少趋势，这说明大型城市对周边人口的虹吸效应是客观存在的。而出乎意料的是，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些区域，就是一批远离
11、大城市且往往在数省交界地带的县域，其常住人口却增加了。在施坚雅的“巨区理论”中，巨区之间的联系是薄弱的，“这些区域体系仅与周围的区域体系具有薄弱的联系。在描绘每个区域体系中层叠交错的城市腹地时，我意识到：它们所共同定义的区域都与地文单元相符合，很少例外。简而言之，似乎每个城市体系都是在地文区域中成长起来的”，巨区是以大尺度地文（河流体系和山脉、沼泽、沙漠等交通障碍）定义的区域，拥有核心边缘结构。可想而知，巨区之间即核心边缘结构之间是结构中的边缘部分的连接地带，所以巨区之间的联系非常薄弱。借用历史学家许倬云的“隙地”说法，施坚雅所谓的巨区之间的薄弱联系地带可称之为“隙地”。许倬云关注到“隙地”在
12、中国历史上的特性，他认为，中央政府依靠庞大的道路网络、信息网络和行政网络，传达政令、收集信息、汇集资源和分配资源，但在这个巨大的网络之内，却存在众多“隙地”，其往往是国家最不稳定的部分，历史上农民反叛大多起源于“隙地”。“陈胜、吴广起于云梦，新市绿林起于南阳乡聚，五斗米道起于汉中山区，黄巾初起于清徐的乡村他们在起事时，官方可能一无所知，到星火燎原时，已难以措手。”许倬云的这个历史洞察与施坚雅认为的“中国历史上的非经济现象如果置于空间框架中可能得到更好的理解”的判断，可谓同出一辙。其实冀朝鼎早在 世纪 年代提出“基本经济区”，也是为了解释中国历史上的非经济现象如王朝兴衰、版图分合，同时，他还试图
13、以此解释中国当时的政治。他认为“地区关系问题事实上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心问题”，这当然不是说地区关系问题不重要，而是说在缺乏经济纽带联结的情况下，单以军事和官僚的统治组合而成的国家是一个松散的统一，“这种国家内部组织的松散性与各地区自给自足的特性，大大地扩大了地区关系问题上的重要性与困难”，这其实也导致形成了“基本经济区”之外的国家控制的薄弱地带。他强调“在地区自然经济条件下，这一理论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中国历史全过程的理解，并且为研究帝国主义入侵的后果和研究当代中国的问题提供了背景”。冀朝鼎的这一理论展望，在毛泽东 年写就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已经得到深入运用，只是
14、不知道冀朝鼎当时是否读到毛泽东的这一名篇。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块”。地方的农业经济可以自给自足，在此，湘赣边界的地理屏障导致其与外界关系弱化，加上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促进了“隙地”的形成。而
15、地方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使“隙地”进一步拥有独立性，红色政权得以生存下来。这也是米格代尔所说的“革命的政治地理学”，即发生革命的地方“似乎总是那些市场结构第 期吴重庆追寻内生的力量不完善的地区”，所谓“市场结构不完善的地区”，就是还没有形成国家统一市场或者位于中心市场边缘的地区。由上可见，“隙地”既位于不同地理单元的交界、不同政治势力范围的交界，也位于不同中心市场范围的交界。今天我们借用“隙地”的概念，是取其不同地理单元、不同中心市场范围交界之义。我们所关注的“隙地”，主要集中于“胡焕庸线”东南一侧的两省或者三省交界的、远离大型城市的、年至 年常住人口增加的县。根据“七普”数据，我们罗列了“胡
16、焕庸线”东南一侧常住人口增长超过 万人的“隙地”（表）。表 胡焕庸线以东省份交界 年以来常住人口增长 万人以上县（单位：万人）省份城市县六普常住人口 七普常住人口人口增长交界省份安徽阜阳市临泉县豫皖安徽阜阳市阜南县皖豫安徽安庆市宿松县鄂皖赣安徽阜阳市太和县皖豫安徽滁州市全椒县苏皖广东清远市阳山县湘粤广西玉林市博白县桂粤广西玉林市陆川县粤桂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桂湘黔广西玉林市容县桂粤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湘黔贵州毕节市大方县川黔渝贵州遵义市习水县黔川渝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黔湘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黔桂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黔桂湘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黔桂贵州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云贵贵州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黔渝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黔桂河北邯郸市曲周县冀鲁河北邢台市清河县冀鲁河北邯郸市磁县冀豫河北邯郸市成安县冀豫河北邢台市平乡县冀鲁河北邯郸市鸡泽县冀鲁河南新乡市辉县晋豫河南开封市兰考县鲁豫河南新乡市长垣鲁豫河南周口市郸城县豫皖河南周口市鹿邑县豫皖河南商丘市民权县鲁豫河南商丘市宁陵县鲁豫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续表省份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