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44卷第1期Vol.44 No.12023年2月Feb.2023韩 山 师 范 学 院 学 报Journal of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收稿日期：2022-09-06基金项目：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项目（项目编号：1802006）。作者简介：刘晓东（1972-），男，辽宁凤城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组部“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相关代表性研究，主要有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及其奉天靖难记注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第1-13页）、吴德义奉天靖难记的编
2、撰与历史书写（刊于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第119-124页）、杨永康朱棣篡史述论（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1期，第94-101页）、李谷悦方孝孺殉难事迹的叙事演化与“诛十族”说考（刊于史学月刊2014年第5期，第37-47页）等。方孝孺“拒草诏”问题考述刘晓东，李子齐（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510631）摘要：方孝孺“死事”问题的书写，在明代官私著述中存在较大差异，也存在着诸多疑点。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考析，发现受命起草即位诏书的，很可能是楼琏。楼琏几经逡巡后，也选择自经以明志，最终由王景完成了草诏之事。这一“拒草诏”故事，在明代士林对“逊国”史事的层累建构中，
3、渐被附会到方孝孺身上，成为对其“殉烈”形象塑造的一个重要内容。关键词：方孝孺；靖难；拒草诏；建文中图分类号：K 248.1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883（2023）01-0026-05DOI：10.19986/ki.1007-6883.2023.01.005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号逊志，浙江台州府宁海县人，明初著名学者。建文年间，出任翰林院侍讲，是建文帝的主要文臣之一。建文四年（1402）六月“靖难之役”结束后，殉节于南京。对方孝孺“死节”的记述，在明代就已十分流行，且官、私著述间的差异相对较大。奉天靖难记明太宗实录等官修史书为建构“靖难之役”与永乐帝夺位的正当
4、性，存在明显的贬低与曲笔现象；而私家著述为表彰“逊国”忠臣的节义，也难免有着某些夸张之处。关于方孝孺的“死节”及其历史书写问题，学界已做了较深入研究，但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解读，还略有所缺。因此，本文意欲通过对明代诸著述中相关记载的比较，对流传颇广的方孝孺“拒草诏”问题，略作考述与辨析。一奉天靖难记成书于永乐初年，出自永乐帝御用文人之手，也是最早记载“靖难”史事的官修史书，其中对方孝孺之死，有着这样的记载：时有执方孝孺来献，上指烟焰处谓方孝孺曰：“今日使幼君自焚者，皆汝辈所为也，汝死有余辜。”方孝孺稽首祈哀乞怜，遂命收之丁丑，执奸恶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至阙下，上数其罪，咸伏其辜，磔戮于市。1从中
5、不难看出，这部官方史书中对方孝孺“死事”的情节记述，大体如下：永乐皇帝对方孝孺的“罪行”大加指斥，并强调建文帝自焚的责任在建文臣子而与自身无关。对此，方孝孺只 26是“稽首祈哀乞怜”，对他的责备未作任何反驳。最后，方孝孺与齐泰等人一同被“磔戮于市”。宣德年间成书的明太宗实录也基本继承这一叙述格调：“执奸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至阙下，上数其罪，咸伏辜，遂戮于市。”2140作为明初的官修史书，为维护永乐帝即位的合法性，对建文君臣的形象自然不乏刻意丑化甚至曲笔之处。嘉靖时期的名臣王世贞，就对官修史书中方孝孺“叩头乞哀”的记述深表质疑，其云：“世之哀先生者，或过有所褒饰，然不失为志士。而国史成于宣庙
6、时，似亦可以已矣，而曰孝孺叩头求哀，命执之。呜呼！彼宁叩头者哉？”3非官方撰写的私家著述中，最早记载方孝孺之死的，是天顺时期李贤所著古穰集，且与传统官方史书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文庙过江之日，初即位，欲诏示天下，问姚广孝举代草者，曰：“必须方孝孺。”召之数次，不来。以势逼之，不得已，孝孺持斩衰而行见。文庙即命草诏，乃举声大哭曰：“将何为辞？”敕左右禁其哭，授以笔，既投之地，曰：“有死而已，诏不可草。”文庙大怒，以凌迟之刑刑之，遂夷其族。4可见，李贤关于方孝孺“死事”的说法，与官方叙述中的说辞明显不同，方孝孺不仅没有“乞哀”之举，相反乃是因为严辞拒绝为永乐帝起草即位诏书才被凌迟处死、夷族的。李贤古穰
7、集对方孝孺“死事”的记述，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此后的明代私家著述基本将其作为参考底本，进行不断的层累建构，而且还被清初官修明史之方孝孺传所采用。于是，“拒草诏”也就成为后来关于方孝孺“死事”书写中一个核心内容与要素。不过，抛开明初官修史书的“丑化”色彩，其中却并未留下关于“拒草诏”的任何记载。这种明显的歧异与不同，显然需要我们予以进一步解读。“拒草诏”说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有着制度层面的依据与支持的。因为明代初期的翰林院，确实有草拟诏敕的职责，万历大明会典记载：“国初置翰林院，正三品衙门职专制诰、文册、文翰等事。”5洪武六年（1373）七月，宋濂任翰林院“侍读学士”时，就被赋予了
8、“知制诰，同修国史”的职责6。建文年间更定官制，改侍讲、侍读学士为文学博士，并以方孝孺任之，此时“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74018。可见建文年间虽改易官名，但翰林院“知制诰”的职责未变。作为文学博士的方孝孺，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也承担起了“草诏”的重要职责，更兼其本人又是名震天下的“硕儒”，也就在诸多叙述中，形成了永乐帝之即位诏书，似乎非方孝孺莫属的印象与想象。那么，古穰集 记载的“拒草诏”一事，到底有没有可能呢？对此，明末时人刘宗周是颇有疑义的，他认为：“时文皇方案治奸党，先生名在，裒然即当付之诏狱矣，何至遽邀宽政，从容以礼召先生乎？”8503也就是说，方孝孺所为早已被永乐皇帝忌恨
9、，并被列入“必欲除之”的“奸党”名单，城破之日，他应该也如其他“奸臣”一样被逮系入诏狱，又怎么可能悠然于家中，以致数召而不来呢？成化、弘治时期宋端仪所著 立斋闲录中，就收录了南京城破时永乐帝公布的“奸臣”名单，其中方孝孺之名赫然在列。9576嘉靖时黄佐在革除遗事中也记载，当时“计开左班文职奸臣黄子澄、齐泰、陈迪、练安、方孝孺凡二十五人”10263。因此，早在六月十三日，方孝孺就已被公开宣布为“奸臣”，是永乐帝发动“靖难之役”要重点诛除的“君侧之恶”。六月十七日正式即位后，令人草拟诏书并于七月一日正式昭告天下。在这短短十余天里，永乐帝对“奸臣”方孝孺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吗？同时，即便“草
10、诏”之事非翰林莫属，但当时入居翰林者大有人在，又为何一定要找被列入“奸臣”名单且明显不会合作的方孝孺呢？如果说是因为姚广孝的举荐，那么以姚广孝当时的地位，“奸臣录”的确定不会与他没有任何关系。既然如此，他又为何一面将方孝孺列入“奸臣”，一面又举荐其草拟即位诏书呢？由此可见，刘宗周对“拒草诏”之事的“疑义”，也并非毫无道理可言。恐怕也正因为如此，宋端仪在 立斋闲录中虽然引述了李贤之说，但在批注中却明确指出“此一段未甚得其实，姑存之”。9580二嘉靖初年，姜清采撷有关“靖难”之事的各方史料，编成姜氏秘史一书，其中有关方孝孺之死的不同记述，或可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思 27考。他在方孝孺本身的传记中，与
11、李贤的记述基本一致，很大程度上也应该是来源于李贤之著述，只是又添加了些“割舌”及“含血犯御座”等更为生动化的描写。11556但在因为保护方孝孺家人而被收录的宁海典史魏泽的传记中则记载：先是，燕邸南下，姚广孝请曰：“殿下至京，须全方孝孺，杀此人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上纳之。既至，建文帝亡去，遂召孝孺问曰：“我以周公匡成王而来，成王不在，当议所立。”对曰：“殿下既以匡王室而来，成王不在，当立成王之子。”忤旨，因有灭十族等语。上大怒，即收捕其族党，尽诛之。11557魏泽之事，在李贤的著述中并未见载，因此这段记述应该有李贤之外的其他史料来源。在这段记述中，方孝孺之死并非由于“拒草诏”，而是因为对永乐皇
12、帝的“招抚”及其即位的合法性予以强烈拒绝与勇猛批判。这种拒不合作的“殉节”态度与挑衅，终使永乐帝痛下杀心。方孝孺与永乐帝关于“成王”问题的辩论，在后来的著述中也常被编入“拒草诏”的叙事之中，如郑晓建文逊国臣纪记述：又召孝孺草诏，及见，悲恸彻殿陛。上降榻劳曰：“先生无劳苦，余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生无过劳苦。”置左右授笔札，又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数字云云，投笔于地，又大哭。且骂且哭曰：“死即死，诏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诸市。12郑
13、晓的描述显然是经过修饰与加工的，但即便如此，其将“成王”辩论与“拒草诏”结合在一起的叙述理路，似乎也不无道理。不过，从逻辑关系角度来看，关于“成王”问题的辩论，是永乐帝的一种政治招抚行为；而“草诏”则是双方合意之后的一种政治合作行为。从常理来说，只有在对招抚行为有相当把握的基础上，才会进一步推进到政治合作。永乐帝虽然急于树立自身起兵与即位的合法性，且若能得到建文重臣的归附与回应，自然更佳。但还不至于窘迫到在政治招抚根本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就和方孝孺去谈政治合作事项，这无疑显得有点本末倒置、过于草率了。类似的招抚行为并非只发生在方孝孺一人身上，比他地位、身份更高的齐泰与黄子澄，都与永乐帝有过“责问
14、不服”或“抗辞不屈”的交锋，在招抚未果的情形下很快便被处死、灭族。10264-265那为何单单只有方孝孺能够成为例外，仅因他是传说中的“天下读书种子”吗？这种解释无疑有些过于牵强了。从这点来看，奉天靖难记 等明初官修史书中，并无关于“草诏”之事的记述，恐怕也并非毫无道理。或许正如刘宗周所猜测的那样，永乐帝见方孝孺，乃是“械先生廷讯矣，必不以草诏召也”8504。此外，明代关于“拒草诏”的历史书写，并非只集中在方孝孺一人身上。嘉靖、万历时期的李乐在见闻杂记中，还记载了楼琏因拒草诏而自杀的故事：“楼琏，字士连成祖命草诏，琏惶惧不敢辞，归而自经死。”13据记载，楼琏与方孝孺一样，也是宋濂的门生，且与其
15、师同为浙江金华人。14436建文四年南京城破时，正任翰林侍读。因此，永乐皇帝征召他来草写即位诏书，也不无可能。在李乐的记述中，楼琏受命草诏之事，是相对独立的。但在其他诸多私家著述中，却多将楼琏之事与方孝孺紧密关联在一起，将其视为方孝孺“拒草诏”的后续故事。其中又以黄佐革除遗事中的记述为最早，其云：靖难师定京城，文庙命方孝孺草诏。孝孺哭且骂，授之笔，掷诸地，曰：“身可死，诏不可草。”改命琏为之。方入见，时孝孺受凌迟之刑未毕，琏惶惧受命。归而愤叹。妻子问之曰：“得无伤方先生耶？”琏愧曰：“我受刑尚可，正恐累及尔辈耳。”逡巡间一宿自经死。10281诸如黄佐革除遗事卷5楼琏（第281页）、姜清姜氏秘史
16、（第583页）；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52楼琏（第436页）、王圻续文献通考卷66建文死事诸臣楼琏（现代出版社1986年版，第998页）、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卷7侍读楼琏（第154页）、郎瑛七修类稿卷18樊楼（续修四库全书第1123册，第126页）、万历金华府志卷17楼琏（中国方志丛书第498号，成文出版社1966年版，第1245页）等，都有类似的记述。28黄佐的这段叙述不仅生动感人，也成为后人相关记述的一个蓝本。但此段记载也存在着一定的漏洞，正如黄云眉所指出的那样：“殿廷非磔人之地，琏何以能于入见时目睹孝孺之受刑，而觳觫执笔，亦安能构思运辞，强草违心之诏，此必无之事”。15可以说，如此如亲历般、有意境感的叙述，本身就是存在一定问题的。虽然黄云眉并未否定方孝孺“拒草诏”之说，但其对这段记述的质疑，也使我们不得不对“拒草诏”的历史叙事抱有一定的谨慎态度。革除遗事成书于正德十五年（1520），此时李贤关于方孝孺“拒草诏”的说法已被士林社会广泛接受。那么是否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黄佐在接触到楼琏之事迹时，并不会对方孝孺的“拒草诏”说产生怀疑，而是有机地将两个故事链接到了一起。三明末刘宗周对永乐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