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非理性保险消费行为对中国保险市场的影响郭振华朱少杰 摘要 在面对风险和保险的时候，消费者往往表现出诸多违背(基于理性人假设的)传统保险需求理论的行为，这些(基于人性的)偏离传统保险需求理论的非理性保险消费行为必然会对保险供给进而对保险市场形成巨大影响。本文研究了非理性保险消费行为对中国保险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鉴于典型的承保小概率大损失风险的短期保障性保险和寿险、护理险、养老年金等长期人身险的需求都相当疲弱，保险业在产品设计、营销模式等方面做了诸多针对性改进或变革，进而使我国保险市场呈现如下特征:一是车险成为财险业主要险种，二是寿险业产品结构总体以储蓄型为主，三是真正的养老年金市场尚未起步，四
2、是长险销售费用高暗含退保引发的声誉风险。鉴于市场化的保险供给对非理性保险消费行为的矫正能力和矫正效果有限，社会很难通过商业保险交易完全解决小概率大损失风险的损失外部化问题和未来长寿时代的社会养老问题，因此，发挥保险功能以解决社会问题往往需要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企合作、强制保险等支持性政策不断助力。关键词 行为经济学;非理性保险消费;保险供给;保险市场 中图分类号 F84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3306(2022)12 0018 18DOI:10 13497/j cnki is 2022 12 002 作者简介 郭振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教授、保险系主任，E-mail
3、:13918418470 163 com;朱少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保险系讲师。一、引言和文献综述保险市场可能是各类市场中最为奇异和难以被常人理解的(Kunreuther et al，2013)，在面对风险和保险的时候，消费者往往表现出诸多违背(基于理性人假设的)传统保险需求理论的行为，如果将这些偏离传统保险需求理论的现象称为非理性保险消费行为，鉴于供给的主要目的就是迎合或满足需求，这一行为必然会对保险供给进而对保险交易状况形成巨大影响，或者说，人们的非理性保险消费行为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保险市场。显然，厘清非理性保险消费行为对我国保险市场的影响机理，对理解我国保险市场的运行规律非
4、常重要。在保险消费的非理性行为或保险需求的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相关研究，学者们都主要聚焦于对非理性保险消费行为进行解释。例如，大量相关文献致力于解释保险需求中的一对违背传统理论的异象:“人们不愿为小概率大损失风险投保(Kunreuther Pauly，2004;Schwarcz，2010;Webb Shu，2017;Maza et al，2019;Keller et al，2006;Peter Ying，2020;Lambregts et al，2021;王稳等，2009;孙蓉和费友海，2009;谢家智和周振，2009;赵正堂，2010;周振和谢家智，2010;陈璐和李旷达，2
5、012;卓志和邝启宇，2014;田玲等，2015)，却对大概率小损失风险过度投保(Slovic et al，1977;Cicche-hetti Dubin，1994;Sydnor，2010;Browne et al，2015;完颜瑞云和锁凌燕，2016)”，不少文献致力于解释81非理性保险消费行为对中国保险市场的影响“人们为何不愿购买养老年金保险?(Brown et al，2008;Benartzi et al，2011;Salisbury Nenkov，2016;Li et al，2020;秦云和郑伟，2017;秦云，2019)”。不少学者还提出了抑制非理性消费行为的一些措施，例如，Kunr
6、euther 等(2013)总结了如下抑制保险需求异象的策略:向消费者提供准确信息以矫正偏差、通过实际比较(如将各种风险与大众熟知的汽车交通事故风险相比)的方式提供概率和损失信息、拓宽消费者的时间框架或促使消费者用更长时间段来思考出险概率、允许保险公司将小概率风险打包到其他产品中捆绑销售(以便增加出险概率)、通过将高免赔保险设置为标准保单等方式阻止人们购买低免赔保险、防止将保单设计成返还模式和对特定保险实施强制购买。秦云和郑伟(2017)对年金谜题解决对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讨论，认为政府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激励(如税收优惠政策、默认年金化选项等)、保险市场的创新发展与风险管控(指年金产品创新和长寿风
7、险管理)是解决年金谜题的重要努力方向。但是，消费者的非理性保险需求到底对保险供给进而对我国保险市场造成了何种影响，或者说，非理性保险需求如何塑造了我国保险市场，尚未看到相关的深入分析和系统研究。在我国保险市场上，个人或家庭是比企业更大更重要的保险消费主体，尤其是寿险行业。从各人身险公司年报披露的业务结构来看，团险业务(代表企业业务)均远低于个险业务，在大部分人身险公司的业务中，团险业务占比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本文研究个体非理性消费行为(不涉及企业非理性投保行为)对我国保险供给和保险市场的影响，考察作为保险市场最大消费主体的个人消费者群体的非理性保险消费如何塑造了我国保险市场。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
8、分讨论理性人的保险消费行为规律，第三部分对非理性保险消费行为进行界定并总结了现实世界的非理性保险消费行为，第四部分讨论非理性保险消费行为对我国商业保险产品设计的影响，第五部分讨论非理性保险消费行为对我国寿险业销售模式的影响，第六部分讨论非理性保险消费行为对我国保险市场的影响，第七部分是结论和启示。二、理性人的保险消费行为规律(一)理性人保险消费的两个层面经济学中，理性是指行为主体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或者说，理性就是指行为主体(个体或单个企业)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反过来说，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就是理性行为，因此，经济学中的理性范式，其实等价于“最大化原则”(汪丁丁和叶航，2003)。在理性范式或
9、最大化原则指导下，通过假设主体追求最大化自身利益并具备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各种能力，经济学家无需通过市场调研就可在办公室借助数学方法推理出理性主体的各种行为，其中包括借助效用最大化原则推理出理性消费行为。具体到保险消费行为中，理性人的保险消费决策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一是短期(或横截面)的理性保险消费决策，指在一段时间内如任一年内，理性个体如何通过保险消费实现短期效用最大化;二是纵向的理性保险消费决策，指理性个体如何通过购买保险实现终身效用最大化。显然，前者主要是指任一时段(如任一年)内理性个体如何通过购买短期保障性保险实现短期(或阶段性)效用最大化，后者主要是指个体如何通过购买寿险、护理险、养老年
10、金等长期人身险产品实现终身效用最大化。(二)理性个体如何通过购买短期保障性保险实现短期效用最大化在短期内，理性个体如何通过保险消费实现效用最大化，有两种思维范式，一是期望效用最大化思维范式，二是边际均衡思维范式。所谓期望效用最大化思维范式，是通过计算不投保与投保各种保额时个体总财富的期望效用，选择能够带来最大期望效用的最优方案，这个最优方案或是不投保或是投保某91保险研究2022 年第12 期INSUANCE STUDIESNo.122022个保额(Mossion，1968)。所谓边际均衡思维范式，是将消费者的所有消费支出分为两类，第一类用于购买其他商品(指非保险商品)，第二类用于购买特殊商品
11、“保障性保险”，显然，对消费者而言，购买保障性保险就意味着放弃对其他商品的购买，反之亦然，因此，可以将投保决策放在消费选择模型中进行处理，只有当MU保险P保险MU其他商品P其他商品时，个体才会选择购买保险，并且会将保额买到MU保险P保险=MU其他商品P其他商品这样的边际均衡程度(郭振华，2020)。两种思维范式得到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鉴于边际均衡思维相对简洁好用，下文采用边际均衡思维来描述理性保险消费决策。此外，这里假设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并具备最大化效用的能力，具体而言，假设:(1)消费者是风险厌恶的或具有边际递减的效用函数，(2)消费者掌握所有风险信息并可准确评估风险，(3)消费者会计算各
12、种备选方案的期望效用，由此，容易用边际均衡分析思维得到理性人的如下保险消费行为规律。1 人们会购买各种保障性保险当附加保费为零时，人们不但会购买各种保障性保险，而且均会选择足额保险。原因是，购买保障性保险，就是从现有财富中支出保费，去换取出险导致财富缩减后的保险金收入，本质而言，从边际分析角度看，就是用当下财富状态的 1 元钱去换财富缩水后的 1 元期望保险金收入。在边际效用递减的作用下，财富缩水后的 1 元期望保险金收入带来的效用显然高于当下财富状态的 1 元钱的效用，因此，购买保险是合算的，当附加保费为零时，理性消费者会一直买到足额保险为止。当附加保费大于零时，人们通常会购买各种保障性保险
13、，但会选择不足额保险。原因是，消费者选择的保额较低时，由于当下 1 元纯保费的效用远低于财富缩水后 1 元期望保险金收入的效用，这个效用差额会高于 1 元纯保费对应的附加保费带来的效用减少额，因此购买保险是合算的。随着保额增加，总会出现上述效用差额低于附加保费带来的效用减少额的情况，此时，保险购买就终止了，消费者的选择是不足额保险。2 人们会优先为“小概率大损失风险”投保，其次才会为“大概率小损失风险”投保相对于大概率小损失风险，人们会优先为小概率大损失风险投保。原因是，损失规模越大，“财富缩水后的 1 元期望保险金收入带来的效用”与“当下 1 元钱带来的效用”的差额越大，或者说，损失规模越大
14、，购买保险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越大，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保险费率越高，或能够容忍或消化的附加保费水平越高，因此，购买保险的积极性显然越高。当损失较小且附加保费很高时，人们可能会放弃为大概率小损失风险投保。原因是，当损失规模较大时，只要消费者选择的保额较小，在边际效用递减的作用下，购买保险的边际收益总是大于边际成本，因此，人们总会或多或少地购买保险。但是，当损失规模较小时，购买保险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也较小，消费者能够容忍的附加保费水平也较低，而且，损失规模越低，消费者能够容忍的附加保费水平越低，而损失规模越小通常损失发生频率越大，理赔费用率越高，进而会导致附加费用率越高，因此，当损失规模较
15、小时，理性消费者很可能会放弃投保，并且，损失规模越小，放弃投保的可能性越大。(三)理性个体如何通过购买长期人身险实现终身效用最大化在终身消费视野下，人们往往会根据自己一生的预期收支来安排消费，这是一种长期的动态的效用最大化决策。此时，理性个体不但会考虑短期消费效用最大化，还会至少考虑如下三点:一是如何通过对自己一生的收入进行合理分配，以便保证自己晚年的合理消费，进而实现终身消费效用最大化;二是如何降低未来可能发生的护理风险冲击，以实现终身消费效用最大化;三是如何降低自身死亡风险对家02非理性保险消费行为对中国保险市场的影响庭总消费效用的负面冲击，进而实现家庭整体的终身消费效用最大化。基于上述理
16、性分析思维，容易得到理性人的如下长期人身险购买规律。1 人们会通过购买养老年金助力终身消费效用最大化尽管在时间线上分配自身收入的手段有很多，但是，最有效的应对不可预测的长寿状态下的晚年消费的手段，就是购买养老年金或将自己的部分财富年金化(Yaari，1965;Davidoff et al，2005)。具体而言，最有效的实现终身效用最大化的金融手段，就是在自己的收入高峰期，将部分收入用于购买养老年金保险，这个养老年金保险，要么是从自己预期的养老资金来源即将耗尽时(如 75 岁时)开始发放养老金直至自己去世，要么是从自己退休后(或退休后第几年)开始发放养老金直至自己去世。理性人购买养老年金的思维逻辑是，在理性个体的收入高峰期，除家庭一般消费外，在边际递减的消费效用函数约束下，额外消费带来的边际效用越来越低，而在上面提到的晚年养老储蓄即将耗尽时，同样一笔资金带来的消费效用是非常高的，因此，将收入高峰期的部分收入转移至晚年资金枯竭时使用这种做法，其边际收益(同样 1 元钱用于晚年消费带来的消费效用)远高于边际成本(同样 1 元钱用于收入高峰期的额外消费带来的消费效用)，是理性人的必然选择，而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