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信理形成背景的历史政治哲学之意义徐龙飞*内容提要：由于罗马天主教大公教会关于教宗首席权与教宗无误论的讨论，并非始于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于是本文从更远一些的历史事件等出发探讨这一问题，并且主要阐发与分析历史事件的历史背景对于这一事件所具有的意义，勾勒历史背景对于信理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政治哲学的深刻意蕴，在阐释历史事件的同时，夹叙夹议、随叙随议其意义。关键词：教宗首席权无误论历史政治哲学零、引入从历史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探讨、特别是当今探讨十九世纪末形成的教宗首席权与无误论信理问题，不能仅仅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也就是说，不能从太过靠近的、当时的时代背景出发，而且要从更远一
2、些的历史事件等出发来探讨方为恰当，这样才能更加清晰地勾勒出问题的深刻意蕴。从*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基督教哲学研究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信理形成背景的历史政治哲学之意义77本文的研究来看，内在于罗马天主教大公教会的关于教宗信理、教宗职务的讨论，并非始于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并非仅仅在这一会议的框架内，并非是这一会议的结果（之一），而是远远早于之、并且超出其框架范围。然而尽管如此，这一讨论依然集中在其 1870 年 7 月 18 日发表的宪章永恒善牧（Pastor Aeternus），这是会议第一个关于基督的教会（Ecclesia Christi）的信理宪章，其讨论集中
3、针对宪章文本所表述的信理及其接受与传布。从信理概念本身来看，一个信理（dogma）不仅总是一种信仰表述的争议，而且也是针对信仰表述的争议（歧义）而关于这一信仰真理的定义，由此关于每一文本的认知对于信理的理解就是十分重要的了，这当然对于永恒善牧的理解也十分重要。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得出教宗首席权与无误论的信理，对于近现代政治哲学具有深刻意义，会议较为久远而又直接的背景元素约略有三个：其一是法国大革命，其二是寻求一种可视见的权威，其三是召集与推动会议的教宗碧岳九世的个人人格形象。本文探讨这三个元素及其历史政治哲学之意义，本文的意图并非在于以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文献学的应用技术而在广泛引述原始文献
4、的基础上来全面展现、阐释与分析这一会议的全部过程，本文在此也无法面面俱到，而是一种围绕首席权与无误论主题的有侧重点的探索、阐释与研究，在此所面临与探讨的问题集中在其历史背景本身的历史政治之意义究竟是什么。一、法国大革命作为历史意义上的开端法国大革命之后，特别是十九世纪初之后，罗马越来越羸弱，即使在教会内部事务的决定中也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无足轻重的状态；在拿破仑的军队于 1798 年占领罗马、抓住了教宗碧岳六世（Pius VI.）之后不久，教宗碧岳六世在法国的瓦朗斯（Valence）逝世，他的继任者碧岳七世（Pius VII.，18001823 在位）依然在拿破仑军队的压力之下，于 1808181
5、4 年间更是78外 国 哲 学一直处于拿破仑的监控之中。基督宗教圣城罗马的衰微直接带来两种矛盾的结果，言之如下：首先，罗马成为各个国家或政府解决其各自内部政治问题的有利可图的谈判伙伴，各国政府将罗马视为可以随意命令的弱者，而这种做法的长期性、持续性则恰恰能够增强罗马的地位与重要性，并且也的确意味着其地位与重要性的增强。两个例证可说明这一点，最好的例证是碧岳七世与拿破仑于 1801 年在法国签订的条约，由于法国主教并不愿意依照国家意志所命令、所给定的教会秩序，而是愿意按照教会法典与宪章行事，于是在所有法国主教参与下，教宗与拿破仑签订条约，教宗撤免了所有主教，无论其是自愿的，抑或是被迫的，并由此重
6、新建立了主教团体，重新划分或调整了教区。这也是一种精神权力的运用，是一次权力的彰显，是教宗全权的一次强力宣证，也是对教宗权力合法性的公开承认，甚至在神学上都产生巨大影响。另一个例证是维也纳同盟之后（1815 年后），德意志国家与教宗于 1817 至1827 年间签订的关于德意志主教区新秩序的条约，德意志国家试图改变教会所设置的主教教区，将主教教区与行政区划的边界合而为一，使得教会成为帝国教会（国家教会），而在教宗的介入下达成了教会与国家间的条约。原本德意志贵族们想要通过教区与行政区划的调整来控制教会，但是最终却形成一种依赖教会、依赖罗马的结局，以至于他们并无别的选择，而是向罗马请求派遣或任命主
7、教如果罗马愿意顺水推舟的话，当然会向德意志派遣或任命主教，甚至其行政区划也要在罗马的帮助下才能划分完成。其次，自中世纪以至于近代，不仅自我意识强烈的法国（高卢）教会，而且带有贵族主教的德意志帝国教会，一直都与教宗职权、权威势均力敌，参见 Heribert Raab,Das Zeitalter der Revolution.Pius VI.und Pius VII.,in Das Papsttum II.Vom groen Abendlndischen Schisma bis zur Gegenwart,Herausgegeben von Martin Greschat,Stuttgart,19
8、85,S.158-170。参见Klaus Schatz,Der ppstliche Primat.Seine Geschichte von den Ursprngen bis zur Gegenwart,Wrzburg,1990,S.176。参见 Hubert Becher,Der deutsche Primas.Eine Untersuchung zur deutschen Kirchengeschichte in der ersten Hlfte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Kolmar,1944。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信理形成背景的历史政治哲学之意义79而他们
9、的削弱是法国大革命的直接结果。在中世纪被诸侯以至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赋予独立权威与法律权力，以至于影响巨大的神学院，譬如极具意义、极为重要的神学重镇巴黎索邦神学院，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不仅日渐衰微，逐渐失去其重要性，而且其存在、其已有的影响与重要性也日益边缘化。于是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各国天主教会在面临国家特别是非天主教信仰之国家首脑的强势时，没有可能诉诸俗世法律，只能求助于作为唯一现实的教会权威机构的罗马。在面对超强的国家权力与国家教会权力时，罗马被视为自由的守卫者，人们甚至普遍认为：如果德意志教会脱离罗马，那么她将成为伺候国家的婢女，换言之，教会将在国家中毫无地位，甚至会沦为阶下囚。总之，在上述
10、情形中，由于主教等神职人员身在教区，因而直接面临国家（政府）施加的压力甚或威胁，而罗马远离各国，特别是远离各国（譬如法国、德国）政府，无法被直接威胁到，并非处于直接的危险之中，于是对于教会机构（譬如教区以及慈善组织等）而言，求助于罗马更为轻松、便利。这一被削弱的以及似乎并无贯彻力的教会政治中心一如既往被视为人们（譬如主教们）上诉的机构，这既展现与增强了罗马的权威，同时也呈现出各教区主教权威的界限以及主教们对于罗马的服从，这种现象在教会史上的首席权意识发展过程中并非少见，此时则尤为彰显拙作论中世纪格里高利改革中的教宗首席权问题中所引述与分析的所谓“托名奕西多尔文献”中就已然有了这样的例证。二、权
11、威原则的寻求作为政治哲学的开端在维也纳同盟建立之后以至于 1848 年欧洲革命期间，政治的以及部分哲学精英的，甚或整体社会的精神情绪是反对革命的、反对暴力革命的，甚 参见 August Friedlich Ludwig,Weihbischof Zirkel von Wrzburg in seiner Stellung zur theologischen Aufklrung und zur kirchlichen Restauration.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Deutschlands um die Wende de
12、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Paderborn,1906,Band 2,S.439。参见外国哲学（第四十二辑），商务印书馆 2021 年版，第 1753 页。80外 国 哲 学或是有意识地强调一种确定的权威、一种可视见的建制性权威。在罗马天主教大公教会特别是教会学领域，这一权威理念在教宗平权主义（所谓越山主义）中得到反思，并且在 1850 年之后在已然发展了的新教宗平权主义（Neo-Ultramontanism,Neo-Ultramontanismus）中更加极致化，教会神学（特别是其中的教会学）之重要性及其影响的日益加强，与这一建制性权威思维处于内在关联之中，与教宗
13、平权主义一样，教会学特别是法国与德国的教会学，自十九世纪初特别是在碧岳九世的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时代一再被加强，而18201850 年间的精神倾向的转折，是教会学日益展示其权重的出发点，天主教启蒙运动从此被教宗平权主义所取代，在此，我们主要探讨德国、法国、意大利神学在权威原则的寻求中对于教宗首席权与无误论的历史政治哲学之意义，兼及一些重要人物与事件。其一，在神学、教会学上的发展最先体现在德国，或者说，体现在德语神学中，早期的例证譬如维也纳学派的克雷芒玛丽亚霍夫堡尔（Clemens Maria Hofbauer，17511820）、弗里德里希施雷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
14、21829），譬如在教会政治中颇富影响的维也纳神学家、信理学家、本笃会士、1827 年始担任林茨（Linz）主教的格里高利托马斯齐格勒（Gregor Thomas Ziegler，17701852），以及教会史与教会法教授、1853 年始担任维也纳大主教、1855 年成为枢机主教的若瑟奥特马尔劳舍尔（Joseph Othmar Rauscher，17971875）等。另一组德语学者是围绕1821 年创建的杂志天主教徒（Der Katholik）而形成的第一期与第二期美因茨学派。在第一期美因茨学派传介法国教宗平权主义思想的重要德语神学学者、教宗平权主义的代表学者中，有出生于埃尔萨斯、自 1802
15、 年始担任美因茨主教的若瑟路德维希寇勒马尔（Josef Ludwig Colmar），其同乡、自 1805 年始担任摄政王的美因茨神学教授布鲁诺弗朗茨雷欧帕德李伯尔曼（Bruno Franz Leopold Liebermann）。李伯尔曼的学生中重要的有自 参见 Matthias Klug,Rckwendung zum Mittelalter?Geschichtsbilder und historische Argumentation im politischen Katholizismus des Vormrz,Paderborn,1995。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信理形成背景的历史政治哲学之
16、意义811842 年始担任斯特拉斯堡主教的安德利亚斯莱思（Andreas Rae）、1841年担任施百雅（Speyer）主教的尼阁老维斯（Nikolaus Weis），以及 1854年担任科隆总主教、1860 年担任枢机主教的若望冯盖瑟尔（Johannes von Geissel），李伯尔曼的另一个学生、1829 年在波恩大学任信理学教授、1839 年作为若望阿达姆莫勒斯的继承者担任慕尼黑大学神学教授的海因里希克雷（Heinrich Klee，18001840）。美因茨神学学派第二期代表人物是信理神学家若望巴菩提斯特海因里希（Johann Baptist Heinrich，18161891）。其他教宗平权主义理论的代表学者有法国的若瑟麦斯特（Joseph de Maistre，或 Joseph Marie Comte de Maistre，17531821）与普世（LUnivers，或译天下）杂志主编路易维洛（Louis Veuillot）、奥地利维也纳的教会法典学家格奥尔哥菲利普斯（George Phillips）、西班牙的胡安多诺索科尔特斯（Juan Donoso Corts）以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