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 卷 第 期经济经纬 年 月 高铁开通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吗？黄漫宇，余祖鹏，陈 磊，赵 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摘 要：高铁作为中国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其高效便捷的运输方式对于提升城市经济关联、促进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在系统阐述高铁开通与城市绿色创新内在关联逻辑的基础上，基于 年中国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本地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城市层面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铁开通为城市绿色创新提供了重要动力，不仅会促进本地城市绿色创新，还会影响邻近城市绿色创新。（）高铁开通不仅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的绝对水平，也提高了其
2、相对水平；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会受到城市规模的调节，城市规模越大，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作用越明显。（）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有效作用范围为距离本地城市 半径内，以外则不再明显。上述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高铁开通作用，促进城市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依据。关键词：高铁；绿色创新；城市规模；空间效应；调节效应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作者简介：黄漫宇（），女，湖南长沙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流通经济与零售研究；余祖鹏（），男，湖北麻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研究；陈磊（），男，安徽六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结构理论与政策、区域经济研究；赵曜
3、（），男，湖南长沙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城市经济、空间经济研究。余祖鹏为本文通信作者。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一、问题的提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人口和资源红利正逐渐消失，过去依赖资源高投入和高消耗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资源贫困化、环境污染与碳排放形势日趋严峻（韩晶，），如何加快实现生态环境的根本好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作为绿色和创新两大发展理念的集合体现，绿色创新在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破解资源环境约束难题背景下的作用愈发重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十四五”规
4、划中也明确提到应当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支持绿色技术创新。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于 年便已设立“绿色创新基金”，用于推进中国环保公益事业和推广绿色生活方式。中国要想在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同时兼顾生态环境效益，则应当走以提升创新水平为主要目标同时注重环境保护的绿色创新发展道路（邝嫦娥 等，），研究如何促进绿色创新则成为了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实现绿色创新，从短期看主要依靠政府环境政策，尤其是以环境规制为重要内容的组合型政策和制度安排（周海华 等，）。然而，仅仅依靠环境规制并不能持续促进城市发展模式从数量增长型向绿色创新型转变。随着绿色创新发展的深化，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因素对绿色创新的驱动
5、作用逐渐凸显（齐绍洲 等，；徐建中 等，）。随着中国大规模高铁建设的有力推进，高铁网络促进了市场一体化，扩大了市场容量，刺激了潜在市场需求（姚博 等，）。高铁开通改善了人力资本配置状况（王春杨 等，），加速了高级人员流动，有益于城际交流与合作，促进知识和技术溢出，为城市技术进步与创新做出重要贡献（杜兴强DOI:10.15931/ki.1006-1096.2023.01.003等，；卞元超 等，；杨思莹 等，）。那么，高铁开通与城市绿色创新之间是否存在内在关联？目前，针对高铁开通与城市绿色创新的研究大多是从投入产出效率维度切入。等（）探究了创新要素流动视角下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
6、的影响，但其仅仅考察了高铁开通的本地效应，并未探究高铁开通是否会作用于邻地或周边城市。李涛等（）借助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高铁开通背景下的研发要素流动对省域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效应，弥补了 等（）的部分研究不足，但却忽视了城市异质性的潜在作用。城市规模作为城市异质性的直观表现，会直接影响高铁网络规划和布局（何凌云 等，），因而需要将城市规模纳入高铁开通效应的评估框架。已有研究为本文的拓展性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仍存在三点有待完善：（）已有文献主要考察了环境规制、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忽略了交通基础设施尤其是高铁对绿色创新的重要作用。（）学术界在考察城市绿色创新问题时，大多基于地域
7、独立和分割视角，即主要关注高铁开通对本地城市的经济效应，忽视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虽然部分学者关注了高铁开通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但并未重视城市异质性的潜在影响。（）关于高铁开通与城市绿色创新的已有文献，大多基于省域或者城市群数据而非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分析，此举会削弱结论的可靠性和适用性。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高铁开通视角分析城市绿色创新的提升路径，系统阐述了高铁开通与城市绿色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逻辑；二是从城市空间关联性出发，基于 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证实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本地效应以及空间溢出效应；三是
8、将城市规模纳入高铁开通影响城市绿色创新的研究框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和解析不同城市规模下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作用力差异，以期对已有文献有所补充和拓展。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一）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总体作用分析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起源于 世纪 年代，绿色创新是指将技术创新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利益结合起来，缓解资源环境压力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创新活动（，；张钢 等，；李旭，）。绿色创新的实现需要绿色知识和技术等创新要素的广泛参与，高铁开通则为创新要素流动提供了重要途径（，）。高铁开通增强了城市可达性，为创新要素流动提供了多元渠道，使得要素流动效率得以提高，进而提升了绿色创新要素间的匹配
9、质量，这不仅有利于创新要素深度参与绿色创新过程，还有利于形成绿色知识和技术溢出（，；，）。一方面，高铁开通背景下的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加快了绿色知识和技术的扩散和传播，有益于企业间的信息沟通与协作（赵星 等，）。在环境规制日益趋紧的客观背景下，这为企业生产工艺的绿色化革新和升级提供可能，该过程的实现具有内部经济性和正外部性的双重属性（邝嫦娥 等，）。绿色工艺创新不仅能减少企业长期生产成本，还能降低城市环境污染。另一方面，高铁开通有利于促进环境权益市场中交易行为的达成。由于环境权益市场的交易品种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一般无法在短期内通过常规渠道实现快速交易，往往需要交易双方面对面协商和谈判，才更可能
10、达成（齐绍洲 等，）。高铁开通能够显著降低人员面对面协商谈判难度，利于达成交易，推动绿色知识和技术的交易和流转，助力技术购入企业的清洁技术研发和创新，为末端污染治理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助于降低污染排放规模，缓解城市生态负荷。假说：高铁开通有利于促进城市绿色创新。（二）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机制分析结合知识管理理论，相较于传统创新，绿色创新的实现过程通常较为复杂，涉及诸多隐性知识（，）。较之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往往无法借助常规媒介实现传播，而是需要依靠人员面对面交流。高铁开通为人员面对面交流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条件，能促进高级人才跨区域转移，绿色知识和技术因依附于高级人才得以快速流动（卞元超 等
11、，）。事实上，绿色知识和技术的流动并非完全随机，而是具有较强的选择性。高铁网络中心城市因具有强大的科技力量、良好的制度环境以及雄厚的资本力量，能够有效吸引邻近城市高级人才汇聚（杜兴强 等，）。在经济集聚效应下，城市自身绿色知识和技术储备水平得以提升，此过程可概括为高铁网络中心城市对邻近城市的虹吸效应。对于邻近城市（非中心城市）而言，高铁开通使其与中心城市的沟通与合作更为便捷，尤其是人员流动更加高效。首先，高铁网络中心城市绿色创新示范效应的客观存在，可能会带动和激励邻近城市从事绿色创新活动，即绿色创新意愿的强化（赵星 等，）。其次，邻近城市为满足自身发展意愿，从中心城市引进和吸收高级人才，从而增
12、强本地绿色知识和技术积累（孙学涛 等，）。在市场作用机制下，高铁开通为邻近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的需求满足提供了现实可能，此过程可概括为高铁网络中心城市对邻近城市的扩散效应。假说：高铁开通背景下的城市绿色创新具有空间相关性，高铁开通不仅会影响本地城市绿色创新，还会作用于邻近城市绿色创新。（三）城市规模对高铁开通影响绿色创新的调节效应高铁开通与城市规模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可以从绿色创新需求强度、城市经济实力以及高铁发展水平三个方面来看。在绿色创新需求强度方面，较之于规模较大城市，规模较小城市的经济活动强度有限，对能源等物质资源的总体消耗规模较小，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压力偏弱，地方政府和企业对考虑环境绩效的绿
13、色创新需求并不强烈（陈阳 等，）。此情形下，规模较小城市即便获得高铁开通机会，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也往往较弱。在城市经济实力方面，由于绿色创新的实现需要高额成本，且回报周期较长，规模较小城市薄弱的经济实力通常无法有效覆盖社会环境治理成本。另外，规模较小城市易形成低端产业发展路径依赖，短期内难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有效兼顾（王博 等，），此时高铁开通并不能缓解城市绿色创新落后的局面。在高铁发展水平方面，高铁开通存在“选择效应”，即不同城市获得高铁资源的机会并不均等（韦朕韬等，）。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指出，目前中国高速铁路规划优先考虑连接省会城市和其他中大型城市，部分规模较小城市可能短期无法实现高铁开
14、通。即使部分规模较小城市拥有高铁站点，其每日实际停靠车次也相对较少，因而高铁开通为规模较小城市人员带来的交通改善程度有限（石敏俊 等，），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较弱。然而，当城市规模较大时，经济活动强度和城市经济水平明显更高，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规模随之增加，对考虑环境绩效的绿色创新需求强度便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规模较大城市往往高铁发展水平较高，其高铁开通线路数量和每日列车停靠车次较多，为当地高级人才的引进和汇集提供了实际便利性，有利于绿色知识和技术的进入和传播，因此高铁开通更有助于规模较大城市提升绿色创新。假说：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会受到城市规模的调节，城市规模越大越有可能获得高铁开通所
15、带来的绿色创新效应。三、研究设计（一）研究方法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为检验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借鉴张东等（）的做法，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研究。该做法依据在于：其一，高铁开通所产生的空间效应不仅能影响本地城市绿色创新，还可能作用于邻近城市绿色创新；其二，空间杜宾模型的理论假设与现实条件更加贴合。模型设定如式（）所示：（）式（）中，表示城市 在第 年的绿色创新水平，对其做对数化处理后表示为；为该城市是否开通高铁的虚拟变量；为一系列控制变量；表示空间权重矩阵；表示空间滞后项的估计系数；表示城市固定效应，表示时间固定效应；表示随机误差项，且满足独立同分布假定。空间相关性检验本文借鉴已有文献做
16、法，利用 指数反映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孙学涛 等，）。空间权重矩阵的生成（）高铁时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已有文献证实，高铁开通背景下的交通效率提升会影响城际关联程度（乔彬 等，），因此，本文采用城市间最短高铁时间距离来反映城际运输效率。具体地，本文对高铁时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元素定义为式（）：（），（）在式（）中，表示城市 与城市 之间最短高铁时间距离，本文通过中国铁路 官网查询中国高铁运行时刻信息，选取城市间高铁最短运行时间作为高铁时间距离。此外，由于部分城市未开通高铁，本文借鉴已有文献做法（乔彬 等，），对未开通高铁城市的高铁时间距离做类似处理。（）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为考察城市间经济关联程度对高铁开通效应的影响，本文引入城市间经济距离构造空间权重矩阵，具体计算过程如式（）所示：（）（）在式（）中，表示观察期内 城市人均实际 的均值，亦然。为样本城市 当年人均实际 值，另外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对角线上的值均为。（二）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城市绿色创新（）。现有文献针对绿色创新的衡量方法大致可归为三种：一种是从投入产出维度，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绿色创新效率，以此衡量绿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