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0当代外国文学 No.4,2022理论综述何为“文学能力”？于 雷 内容提要：“文学能力”作为卡勒借用乔姆斯基“语言能力”之产物，因其初始界定的后天经验属性而背离了“转换生成语法”围绕语言能力“天赋论”所确立的生物学基础，但两者之间因默认所产生的类比效应却时常在学术界造成概念上的混乱。本文在澄清卡勒“文学能力”概念的基础上，发掘“文学能力”本质上从读者向作者与文本维度拓展的内在冲动，借助“隐含读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基因关联在“历史性”（伽达默尔）与“历史定性”（赫施）之间找到理论平衡点，将作者意图、文本规约与读者经验纳入到“文学能力”的新辩证图景之中。关键词：阅读行为文学能力隐含读者隐
2、含作者作者简介：于雷，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入选校“中青年卓越人才计划”，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世纪英美小说的媒介技术诗学研究”（22BWW072）的阶段性成果。Title:What Is“Literary Competence”?ABSTRACT:Borrowed from Chomskys“linguistic competence”,Jonathan Cull-ers concept,“literary competence”,by appealing to the postnatal training of the literary institu
3、tion,departs from the“nativist theory”set in Chomskys TGG.The default effect of analogy between the two concepts,however,has resulted in widespread academic con-fusion.This article,while clarifying Cullers concept of“literary competence”,intends to elaborate upon how the concept at its core extends
4、the readerly dimension towards the au-thorial and textual.With recourse to the genetic association between“the implied reader”and“the implied author”,the article also seeks to detect an equilibrium between“histo-ricity”(Gadamer)and“historicality”(Hirsch),thus integrating authorial intention,textual
5、DOI:10.16077/ki.issn1001-1757.2022.04.017141何为“文学能力”？convention,and readerly experience into a new dialectics of“literary competence”.Keywords:the act of reading,literary competence,implied reader,implied authorAuthor:Yu Lei is a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6、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China（100089）.His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American literature.谈及“文学能力”（literary competence）这个颇具争议的阅读理论概念，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卡勒在其结构主义诗学（Structuralist Poetics，1975）中专门辟出的一个同名章节，以为那术语是卡勒的首创。不过，笔者发现，早在197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费什在梳理“知识读者”（informed reader）那一概念的基本属性时便明确提到了“文学能力”，而且坦
7、承它对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中的经典概念“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进行了类比性借用（Fish,“Literature”145）。但是“文学能力”作为阅读理论发展进程中时而被触碰的概念却最终成了卡勒的“专利”。在卡勒看来，“文学能力”指那种将（文学）作品“读作文学”的能力，换言之即是“被内化的文学语法”或作用于阅读进程的规约（Culler,Structuralist 132133）。卡勒虽然声称“借用了”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Structuralist xi），但却颇为奇怪地回避了那一概念中最为核心的学理要素“天赋论”，似乎仅仅在形式上套用了乔姆斯基的提法。卡
8、勒之所以这么做大抵在于其围绕“文学能力”所强调的“后天习得观”恰好与乔姆斯基“语言能力”的先天获得机制背道而驰，可见“文学能力”在其最初被提出的学术语境中便失去了“语言能力”所具备的那种以生物学基础为依托的认知意义，进而又不可避免地以某种隐晦暧昧的姿态参与到西方阅读理论争端之中。一既然“文学能力”这一提法源自对乔姆斯基语言学概念的借用，那么就有必要从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赖以发生的学术语境入手，重新审视卡勒眼中的“能力”究竟在何处背离了乔姆斯基的初衷。作为语言学常识，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强调人脑具有先天性的结构功能，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构造被称为“语言获得装置”（Language Acqu
9、isition Device），侧面反映出乔姆斯基围绕“行为主义”所表现出的强烈反对乃至于对“整个经验主义传统”的质疑（乔姆斯基、福柯5152）。自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乔姆斯基即专注于“怎么让语言研究变成生物学研究的一部分”，语言存在的生物学基础能证明“语言存在普遍原则”（乔姆斯基，语言1920）。围绕语言能力的天赋论假说，乔姆斯基在 最简方案中同样强调指出：语言官能具有一个“由基因所决定的初始状态”，乔姆斯基为其创造了一个著名的术语“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它“允许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910）。乔姆斯基在提出语言天赋论的同时并不否认后天环境因素对于激发语言能
10、力所发挥的辅助性作用，换言之，语言能力乃是通过“基因遗传”和“语言环境”的交互影响方得以实现（Cook and Newson 185）。相较而言，卡勒提出的“文学能力”仅关涉“语言能力”赖以激活的后天环境维度，而未触及其是否具有先天生物性基础，由此给阅读理论界造成诸多概念性的混乱。一个典型案例体现于耶鲁大学教授克兰姆尼克与密苏里大学教授卡洛尔在 批评探索上围绕“文学达尔文主义”展开的论战。作为论战中提及的附属品，“文学能力”中所蛰伏的先天不足得以凸显：两位教142当代外国文学 No.4,2022授均出于谨慎而质疑“文学能力”和“语言能力”之间的对等性，却又模棱两可地揣测“文学能力”或可存在着某
11、些先天性的因素（Kramnick 341;Carroll 408）。或许深受乔姆斯基语言天赋论的暗示，二人都不屑于回到卡勒的 结构主义诗学中仔细甄别“文学能力”的习得本质，误以为“文学能力”的生物学基础在卡勒那里是已然的事实。厘清卡勒的“文学能力”概念并不仅仅在于指出它放逐了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所表达的先天生物性，更在于说明它退变为那种依赖后天习得方才生成的经验性阅读策略之后如何影响既有的文学阅读理论传统。卡勒认为“作品拥有结构和意义乃是因其受到某一具体方式的阅读所致”（Culler,Structuralist 132）。于是，“文学能力”作为引导阅读行为的规约机制被完全置于读者一方，似乎是
12、读者借助于一套后天习得的文学语法最终实现了作品的结构和意义。如此，卡勒的“文学能力”基于某种学术变体得以重新参与到阅读理论界围绕“意义之源”展开的长久论争之中。这其中最富于革命性的自然是历经了“作者之死”和“反形式主义”思潮之后出现的“读者转向”，但这一转向又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们对阐释的相对主义乱象所怀揣的焦虑，即便在以读者为导向的阵营内部也会出现诸如“卡勒批判费什批判伊瑟尔”那一连环批判式的学术景观，其背后的实质依旧是作者、读者和文本这三者在阐释进程中到底谁拥有主导权的问题。基于此，笔者拟着眼于对“文学能力”加以延拓，特别是借助对布思和伊瑟尔的独特阅读理论路径加以综合，尝试在其从读者维度向作
13、者和文本维度反顾之际构建一种更为辩证的阅读模型。卡勒将“有文学能力的读者”设置为解释文本结构和意义的终极权威。费什在其后期的阅读理论建构中则试图绕过具体读者本身，转而将阐释权威交给某个经由读者选择的“阐释共同体”，由此共同体所产生的文本意义（依照费什的乐观假设）有效规避了主客观之二元对立，因为它“并非生成于某个孤立的个体，而是源自某个公众的、规约的视角”（Fish,Class 1416）。相对于卡勒和费什的外部机制规约下的读者决定论，布思将阐释权威落实到“隐含作者”之上；在他看来，优秀的作家在创作期间对于自己手中素材的研究、理解和运用显然要远高于读者、职业批评家甚至于事后重新面对自己作品的那位
14、“有血有肉的作家”，故而我们在初读作品时往往无法捕捉到“作家为我们准备好的上等货”（Bloom,Booth and Iser 910）。布思通过隐含作者实现了作者在文本内外的功能性“复活”（申丹142）；伊瑟尔则造就了另一个方向上的辩证运动：凸出阅读进程中“作者的文本”与“隐含读者”（implied reader）之间发生的互动关联（Iser 38）。如费什所评价，伊瑟尔“在客体性与主体性这两极之间开辟了一条中间道路”文本的“预构”（prestructured）机制召唤读者在其“引导”之下“行使阐释自由”（Fish,“Why”3）。在有限规则的操控下行使无限自由，这正是乔姆斯基“语言能力”的精
15、妙逻辑（Chomsky 100）。乔姆斯基认为创造力尽管在科学、艺术领域“表面看来”要显著高于日常创造力（譬如语言能力）的水平，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同的逻辑，也即“从有限规则拓展为无限可能性”（乔姆斯基、福柯3839）。就此说来，“文学能力”即便作为后天习得性产物也在其运作逻辑上暗合着“语言能力”的辩证思维；同时它还关乎“文学能力”作为阅读规约机制如何在克服阐释相对主义之际预留出文学审美的多样性潜能。从卡勒的“有文学能力的读者”到费什的“知识读者”，诸如文学体制等外部规约机制能够为文本意义的生产提供规避偏离的阅读范式，但同时这种规约机制又是选择性的，如卡勒所暗示：在阅读进程中采用不同的规约体系
16、，“便会产生不同的潜在意义范畴”（Culler,Structuralist 135）。类似地，费什眼中的阐释使命也不143何为“文学能力”？再是传统上围绕“某种正确的阅读”做出决定，而是围绕“从何种可能的视角进行阅读”做出选择（Fish,Text 16）。二对卡勒和费什而言，“文学能力”完全作用于读者那一位置，这符合他们在各自主观意志上的理论建构诉求，但却无法真正实现理论体系的自洽。事实上，他们时而背离自己的理论初衷，悄然将作者重新捡回并安插于必要的逻辑节点。卡勒在论及“文类”作为规约机制的情形时，便将原本仅作用于读者的“文学能力”施与作者：“我们不止可将这些规约视作读者的内在知识，也可将其看成作者的内在知识”（Culler,Structuralist 135）。面对这一尴尬，卡勒的化解方式是模糊作者与读者的界线：“作者本人也是他自己作品的读者”（135）。此外，卡勒还曾指出：围绕具体文本所展开的阐释实际上展示了一种“文学能力”，而要分析这种能力就必须诉诸某种“诗学”，以理解那些“促使作品得以书写和阅读的传统规约和运作方式”（Culler,“Stanley”28），这就清晰暴露了卡勒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