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百家评论2022 年第 3 期 总第 58 期王能好是魏思孝继余事勿取之后又一部乡土题材的长篇力作，其有力之处，并不体现于厚重开阔、史诗性等这些评价乡土长篇小说惯有的风格，而在于它“轻逸”的叙事对当下乡土之魂的摄取。说它“轻逸”，并非指想象、虚构的轻逸，或“通过镜面的反射”去展开叙事的轻逸，王能好当然是一部从正面观察乡土的作品，它的轻逸呈现于以轻写重，借王能好这个饶舌的、自夸的乡村游荡者的眼睛去看世界也被世界观看，嘲笑别人更被别人嘲笑，他阿 Q 一样的自尊和潦草的一生，让他见证和亲历的泪与笑、生与死获得了与庄重、严肃同等的效力。一、无法逃离的乡村王能好从上海回来了，为了参加老三的葬礼。他没
2、有把钱还有一切能够供他炫耀城市经历的物件带回来，反倒把没干的衣物和旅游鞋都留在了上海，因为他总觉得他很快就会回来。魏思孝说：其实对于城市生活，王能好并不十分留恋，在晚上歇工后的休息时间，与工友坐在青年公寓的门口，王能好凝视着那些下班回到住处的姑娘，突然发现其实城市的生活或许还不如老家的好，至少老家的房子宽敞，而且不用交昂贵的租金。王能好去上海，本就不是为发财，为的是寻归来的乡村游荡者王能好读札马兵 高永淳内容提要：王能好是魏思孝继余事勿取之后又一部乡土题材的长篇力作，其有力之处，并不体现于厚重开阔、史诗性等这些评价乡土长篇小说惯有的风格，而在于它“轻逸”的叙事对当下乡土之魂的摄取。说它“轻逸”
3、，并非指想象、虚构的轻逸，或“通过镜面的反射”去展开叙事的轻逸，王能好当然是一部从正面观察乡土的作品，它的轻逸呈现于以轻写重，借王能好这个饶舌的、自夸的乡村游荡者的眼睛去看世界也被世界观看，嘲笑别人更被别人嘲笑，他阿 Q 一样的自尊和潦草的一生，让他见证和亲历的泪与笑、生与死获得了与庄重、严肃同等的效力。关键词：王能好 乡土叙事 魏思孝 游荡者 农民形象DOI:10.14094/37-1482/i.2022.03.00211文学新鲁军找一种距离。魏思孝写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王能好厌恶眼下的熟人社会越熟悉的人，知根知底，越不把你当回事。王能好用四十多年的时间，透支了自己的价值，不会再有任何
4、的起色，每个人都可以对他指点和说教。依照他二十多天的打工经验，城市里的生活就显得简单多了，似乎就是剩下钱。钱能解决任何的问题。冷漠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没人关心，保持距离，恰好可以维系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在城市的钢铁丛林里，王能好被贴上标签，他是“农民工”，是“外来务工人员”，也是“打工人”“外地人”总之，标签就是王能好的全部，他失去了被他人进一步叙述的必要与可能，能够讲述“王能好”的只剩下了王能好自己，他不再是那个不成器的老光棍，嘴上没把门的闲人，身边也不再有人拿他作笑料，他在距离中获得了尊严，也获得了一个“间离”自我、观察城市的机会，所以他看到了城市富足的物质生活背后也有贫瘠与荒凉。但他的城市
5、游荡也就止步于此，并不会再向前多迈一步，因为获得尊严的代价是难耐的孤独，而且城市也不是他游荡的终点与起点，他的脱序起自乡村，表面上他在以拒绝介入的形式对抗城市的现代生活，实际上他对抗的依旧是乡村、家族的生产分工模式，他的“进城”得益于交通工具的便利，本质上还是乡村游荡生活的一次外延。乡村秩序的改变是魏思孝的乡村三部曲（余事勿取 都是人民群众 王能好）着力书写的对象，在叙事层面魏思孝也不得不面对原有乡村秩序的改变带来的问题：在乡村生活被私人空间分割后，如何在叙述“私人”的同时反映更为普遍的社会现实？在余事勿取中，魏思孝使用的是意外死亡事件，但是这类事件在某个固定的乡村地域中并不常见，无法被反复书
6、写，而且死亡事件能够连缀起的人物也无非是行凶者和死者两方，还有更多更为平凡却更能表征当下乡村秩序的人物不能被囊括进独立的突发事件。后来魏思孝写了 都是人民群众，他以“中老年男人”“青年男人”“妇女”“其他”作类别，试图让尽可能多的村民成为书写对象，但同类别的书写对象除了生活地域相同，年龄相近，似乎没有一条合适的引线将他们串联到一起，只能呈现出单元格式的布局。这种布局可以视作是农村秩序转变的一种表现，魏思孝已经很难再像前辈的乡土作家一样，自信地宣称自己笔下的辛留村能够为中国乡土文学的版图开拓出一片新的领土，因为除了地理特征、政治规划以及文献记录，魏思孝似乎无法在他的书写对象身上找到能够表征地方属
7、性的文化烙印，只能以年龄、性别为划分标准，将他们并置到统一的单元格中。但当下的乡村社会形态也不是全然割裂的，传统的交际模式仍然在乡村发挥作用。如何在尽可能多地囊括书写对象的同时，又能够从中穿插一条引线，连通几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单元，是魏思孝在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中力图解决的问题。终于，魏思孝发现了王能好。从叙事层面看，王能好是一个出色的向导。他既不能融入城市生活，回到农村，又拒绝履行长子身份赋予他的家庭责任，他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没有固定工作，不会用自己的存款接济家人，甚至在老三去世后也拒绝同老二分摊丧葬费用，更是拒绝抚养自己的侄子王庆。与他在城里凝视下班族时一样，他的游荡也能够为乡村的“发现”打开
8、一个缺口（即便这种行为并不具备任何诗性与反抗色彩，近乎是出于人性的懒惰、自负与自私），他成了乡村向外延伸的其中一只触角，是圆足的乡村分裂出的一个微缩的样本。在讨论乡土文学时，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经常会被援引，用来解释乡村的社会关系，但在王能好的社会交际中，“差序格局”却体现得并不12百家评论2022 年第 3 期 总第 58 期明显。王能好所生活的乡村既不是“熟人社会”，也不是“陌生人社会”，而更接近社会学家定义的“无主体熟人社会”，其典型的特征是“道德舆论失效”“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以夸富寻求社会认同”。正如小说所写的那样：“他的性格决定了对谁都一视同仁，看不出远近，只要酒喝到位
9、，和谁都能交心。”王能好的社会关系应该被分割成两个板块：熟人和陌生人。对于王能好来说，他对亲戚、朋友的熟悉程度并不受血缘与地缘关系远近的影响，亲兄弟去世，他才发觉“尽管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王能好对老三平日的生活是如此的陌生，甚至都想不起来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怎么样的场景，说了句什么样的话。”而王能好却能与火车上偶遇的周光权结为兄弟，并在接到他的电话后满怀希望地跑到北京“发财”还因此被骗王能好板块化的人际关系为魏思孝提供了串联故事单元的可行性既然王能好对“熟人”们的了解程度基本维持在一个恒定的区间内，那么当魏思孝以王能好的游荡经验为线索打开一个个故事单元时，这些故事单元在篇幅和细密程度上就不
10、必有明显的差异，无需因为故事主人公是王能好的近亲属，就要写得详实一些，与王能好只是“泛泛之交”的就只能写得粗疏一些。这些人物围绕在王能好周围，在王能好与他们的生活轨迹重合的瞬间，时间就开始滞留，他们自己的和他们身边人的一段生活便得以从连续的人生历程中剥离出来，被安置在一个稳定的审视空间。一旦故事开始被讲述，就意味着这个故事已经告一段落，无论它发生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讲述就像是在“故事”的葬礼上为其念诵悼词，它把所有与“故事”有关的人们聚在一起，而王能好就是那个在人堆里探头探脑，却不一定能够让主家一下子想起是谁的人，只当他是死者亲戚、朋友，也说不准是亲戚的亲戚，是朋友的朋友，或者压根儿就是一个
11、来看热闹的路人，总之，在故事的某个节点（或者就是在故事结束的那一刻），王能好都在其中露过一面。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每个故事单元都有不同的发生时间，而且每个故事都有不同的主人公，但是王能好的叙事模式并不会给人们一种迷离之感，读者也不必像阅读先锋文学那样从扑朔迷离的叙事中清理出事件的发展脉络。而且 王能好的叙事风格基本保持着田间炕头话家常的语言本色，话语思维极具发散性，这些故事彼此之间可能很难构成时间上的演替，但千头万绪之间总能找到王能好这个交集：他是老三的兄弟，是卫华邦的表哥，是杨美容的同学，是周东山父亲的结拜兄弟，是徐达曾经殴打过的一个路人，是吕长义厂子里的一个工人总之，王能好就是在讲述故事时会稍
12、带一提的，那些不很重要的人中的一个，可正是这个人，最终把这些故事绾结在了一起。二、被讲述的讲述人王能好的游荡经验让他能够接触很多人，但仅仅如此还不足以让他担起串联故事单元的重任，魏思孝之所以能够选择王能好作为交集，还有一层很重要的原因王能好是一个天然的叙事者。王能好很爱说话，他的“絮叨”会将许多事件的私密性、严肃性、禁忌性全部消解掉，同化为随口就提的谈资。在火车上，在储蓄银行，不等别人询问，王能好便自报：“我弟弟死了”，甚至因为“成功取悦到异性”，还“激发了王能好的兴致，又补充了些老三生前的劣迹。”不仅对自己家人如此，因为他“一视同仁”，所以王能好也毫不忌讳谈论其他人的隐私和禁忌：老宋碎了一个
13、睾丸，王能好便直呼他是个“蛋没了的玩意儿”；当得知了小段的过往后，王能好的“心情好了许13文学新鲁军多，像是一个身揣捷报的战士，此刻他想送达到每个乡亲手中，他四处寻摸着街上的行人，期盼着能看到一两个相熟的，停下攀谈一番。”见到下台又患病的前村长曹卫国，王能好也毫不讳言，说曹卫国得了病还能活着，全靠那几年贪污的钱，说要是曹卫国还当村长，眼里甚至都看不到自己，更别提一起吃饭喝酒了从另一个的角度来看，王能好的口无遮拦在消解话语内容的严肃性、私密性的同时，也在消解着王能好言语的价值，换句话说，他的言语失去了“份量”，言语的表意能力在降低，其重要性远远不及表达本身，而且王能好虽然喜欢表达，但他很少对事件
14、添油加醋，“重述”已经能够让他获得某种快感，劳神费心的修辞就失去了必要性。所以当小段和曹卫国想要将自己的秘密公之于众时，他们便会对王能好开口，让他做一个传声的“工具人”，一个“私人”与“公共”的中介。就这样，有很多秘密进了王能好的耳朵，而后又从他的嘴巴里溜走，进出之间，却并没有在王能好的大脑中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他的叙述也就不会有过多的起承转合，而是被限定在转述的层面上。语言到转述而止，这也是魏思孝在王能好中遵奉的叙事准则，王能好的叙述语言并没有很多的修饰与过分的煽情，故事带给读者的震撼更多的来自事件本身，魏思孝不用呼告，不用控诉，也不将苦难当作一个抒情的对象。所以有时是魏思孝在讲王能好，在讲
15、与王能好有关的人，有时是借王能好的语言与视角讲述王能好自己和他身边的人们，这两重叙事常常黏连在一起，虽然不难根据王能好是否在场来区分，但总体的叙述风格并没有太大差别，也就是说，王能好并不总是一个被叙述的对象或客体，读者并不是一直在“看”王能好，是在通过王能好的眼睛观察乡村社会，代入他的思维习惯与生活方式，王能好，或者“王能好们”从来都不是需要被“关注”、被怜悯的对象。余论：“底层”之外自媒体时代，越来越多原本很难通过文字在公共空间发声的群体，通过图片、视频的形式被关注，被看到。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引导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但也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群体会在发声与展示中将自我符号化。当人们谈及“底层”，
16、会想到短视频里那个睡在桥洞底下的父亲，那个半夜卖瓜的父亲，那个凌晨卖早点的奶奶贫穷、衰老、勤劳、付出、辛苦，一切引人同情的词汇都变成了“底层”特质，人们在悲悯中不自觉地站在了“底层”的上位，在共情中忘却了“底层”也是一个需要被辨析的相对的概念，它不应该只在需要被展览的时候作为一个标签出现。王能好是底层吗？魏思孝在“吕长义”这一章中，运用并叙的形式讨论了这一问题：吕长义在研究数理化，头脑翱翔太空的时候，王能好正在学拔草、抓蚂蚱；吕长义高中毕业，到美国学了电子商务专业，王能好也到了四处打零工的年纪；吕长义买了福特车，王能好推着自行车；吕长义创办了“盈科环保”，王能好成了他的非正式员工在两个人的人生里，所有重要和不重要的事，都有它的逻辑脉络和演进过程，他们就像两株植物，只是依着自己的生命规律自然生长，然而到了生命的某一阶段，一个被人称作树，另一个却被指认为草。小说在章末写道，吕长义在微博上发自己与白宫幕僚长的合影，其“糟糕且无奈的情绪，和王能好当初去找刘忠，想在盈科环保当个保安的心态，本质上没有任何的区别。”等量齐观并非否认王能好和吕长义之间存在的巨大的阶层差异，恰恰因为这种被主观塑造的“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