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徐苹芳徐苹芳,保护旧城的人走了保护旧城的人走了 5 月 16 日晚，徐苹芳高烧、虚脱，紧急入院抢救。第二天，他嘱咐儿子徐昂：“回家拿书，还要写东西。”5 月 19 日，徐昂鼓励父亲：“回头你再把稿子好好写完。”老人靠在枕头上，来回摇头，“来不及了。”5 月 22 日早上 5 时 40 分，81 岁的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徐苹芳，在北京军区总医院驾鹤西去。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培养出的最早的考古专业毕业生，徐苹芳自 1956 年起就一直从事考古工作，并多有建树。他主持过北京元大都、金中都以及杭州南宋临安城和扬州唐宋城的考古勘察发掘工作，终其一生维护北京旧城的保护
2、。近年，他对曹操墓认定发出的质疑之声，曾引起轩然大波。进入北大考古专业前，徐苹芳曾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先在新闻系，后转入历史系，师从邓之诚、齐思和、王钟翰诸先生。不久，燕京大学被并入北大，随之而来的是席卷全国的思想改造。徐苹芳作出了影响他一生的决定：转入考古系。用他的话说：“考古研究的都是挖出来的东西，跟其他无关。”然而，很多时候，考古已经远非如此简单。当曹操墓真伪问题吵得沸沸扬扬之际，徐苹芳坚持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西高穴大墓不可能是曹操墓，”徐苹芳说，“和我差不多岁数的老考古学家都认为不是。考古最重要的是讲证据，盗过的墓是绝对不可以列入重大考古发现的。”他认为，考古应当是很纯粹的学术活动，有一
3、是一，有二是二，不能与地方政府的大旅游项目、大遗址开发项目挂钩。“他一直都很焦虑，不开心，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徐苹芳的燕大校友夏自强回忆说，“他总说现在的基建太多了，考古挖掘也太多了，尤其一些挖掘并不是为了考古，都是为了旅游呀，为了打造什么品牌呀，太不纯粹了。”毕其一生，徐苹芳投入精力最大的研究项目是中国古代城市考古，其中最为学界称道的是他关于古今重叠类型城市布局的复原与研究。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徐苹芳主持的北京元大都遗址的勘察和发掘，是中国第一次对古今重叠类型城市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1964 年，抱着“再现马可波罗笔下元大都”的梦想，34 岁的徐苹芳投身到考古发掘当中。当时正赶上
4、北京建地铁，考古队分成两个钻探组，一组在城东作业，另一组在城西。他骑着自行车两头跑，到了中午，就随便找个茶馆，泡壶茶，从包里掏出火烧，就着茶水吃。这是中国第一次系统地对一座古今叠压式的古代城市进行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在前辈工作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考古资料与古代地图文献，徐苹芳绘制出了元、明、清 3 代北京城历史地图，使北京成为古今重叠式城市考古学研究的范例。他曾说，在古今重叠的现代城市保留古代城市遗痕，是这个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我可以预言，若干年后，一个城市中有没有保留自己历史发展的遗痕，将是这个城市有没有文化的表现。”晚年，徐苹芳曾担任北京旧城保护的专家顾问组成员。他认为，要从长远的利益着
5、想，为子孙着想。“经济建设高潮过去，文化建设就来了。但是如果遗产没了，再也无法恢复了，多么令人心痛。”2007 年，徐苹芳曾力保文保区东四八条。拆迁令撤销之际，开发商屡次上门拜访，向徐苹芳求情，说他们“吃大亏了”，想让徐老去找政府和媒体“帮说好话”。“我说不出那样的话。”徐苹芳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徐苹芳认为，必须改变以前常说的“改造旧残”的方针。只有“保护旧城，另建新区”才能从根本上把保护纳入到现代城市规划之中。然而，徐苹芳也心痛地承认：“在利欲驱动下，官商勾结，惟利是图，暗中操作，恣意破坏中国政府公布的 101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以北京为例，在北京旧城的内城之内，把公元 1267 年兴建的元大都城市街道，以推平头的方式成片铲平。我们再三呼吁说明北京旧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史和世界都城史上的地位及其价值，却似乎未被当局所重视。”城记的作者王军曾这样评价他：“徐老的感情不是那种发发牢骚、苍白的感情，而是基于对这个城市深刻理解之后的情感流露。”晚年的徐苹芳，每次说起北京城保护种种，“总那么着急，像梁思成先生一样”。“他那么热爱北京城，做这样的工作，很受折磨，”王军说，“因为旧城每遭破坏，对他都是挖肉扒皮，切肤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