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共中央组织局机构变迁再析摘 要中共中央组织局的设立并非是完全效仿俄共（布）联共（布）中央组织局的产物，而是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多变的革命斗争环境中，为健全领导机构、提升领导水平而进行的制度探索。产生背景、所处环境和变迁逻辑的差异，使得中共中央组织局在具体职能和政治地位上具有显著的特殊性。中共中央组织局最终被取消并不再被恢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组织局自身的机构职能没有能够明确化和固定化;二是组织局逐渐不适应革命斗争局势和中共事业开展;三是组织局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的原那么和要求。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组织局;组织部;机构职能中图分类号K26;D2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
2、-（2023）06-0042-11中共中央组织局是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设置的中央领导机关，经过近十年的反复变迁最终被取消。从创设环境、制度架构和职能定位等角度分析，中共中央组织局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并非同一机构，与俄共（布）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也不尽相同。现有文献资料大多认为中共中央组织局是组织部门的史称、前称。也有学者发现了组织局与组织部并非同一个部门，如李林、王健英两位学者对中共中央组织局设立和撤销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系统翔实的考证。但这些研究较少涉及對中共中央组织局职能地位和演变逻辑的具体阐释。本文在对中共中央屡次设立组织局相关历史进行回忆的根底上，对中共中央组织局的自身特殊要素和
3、最终撤销原因等问题进行分析，同时对中共中央组织局与俄共（布）联共（布）中央组织局的关联进行再思考。一、应时而设：中共中央屡次设立组织局“组织局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内设领导机构，最早出现在苏俄。早在1918年23月，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就已经有工作记录，但此时组织局尚未成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正式领导机构。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决议对其中央委员会的内部架构进行了调整，规定中央委员会设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同年12月，俄共（布）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党章进行了修改。其中在第四章“党的中央机关局部，明确规定了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的具体职能，即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组织局
4、和以书记（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为首的书记处负责组织工作。在中共三大以前，中共中央并没有形成制度化的专门工作机构，而是通常由中央委员分管各项具体工作。以组织工作为例，中共一大选举产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及委员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由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中共二大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执行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由张国焘继续分管组织工作。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党处于国民革命运动中要在数量上及质量上有相当的组织，要求“中央及区亦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分担责任，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四大提出“新的中央须特别注意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
5、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陈独秀随之中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但随后党也逐渐认识到书记兼任部务的安排并不能满足实际工作要求，中央组织部甚至一度没有专人负责。中共五大后，由张国焘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分析当前革命低潮局势，尽快制定出新的斗争策略。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明确强调：“现时主要之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就是造成稳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会议随后发布的关于组织问题的通告，进一步指出“各级党部经过党内讨论以改组党的机关，审查党员资格，是实现这次紧
6、急会议所指出的政治路线的最主要的关键，各级党部应当极端忠实的去执行。处于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如何保存和开展党的组织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难题。同年11月9日至10日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再一次强调：“组织问题更加占了第一等重要的地位。中共中央根据这次会议实行 “常委集权的规定，开始对中央机构进行调整，并决定取消部的设置。11月1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中央常委下设立组织局。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组成，罗亦农为主任。后因罗亦农前往武汉指导工作，由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k1928年1月10日，周恩来正式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7月19日，中共六届一中
7、全会在莫斯科举行。7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工作机构设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和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等。中央工作机构“部的设置再次被恢复。现有研究通常认为中共六大及随后召开的会议中，并未提及组织局相关事宜，从而认为中共六大后组织局即停止了工作。但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记载，项英于1928年11月曾代理过组织部（组织局）主任。由此可推测组织局在中共六大后可能并未完全撤销，而是有过短暂的工作。1930年2月1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中央组织机构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组织局，由向忠发、关向应、任弼时、罗登贤组成。2月17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周恩来参加组织局
8、。3月3日，因周恩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李立三参加组织局。李立三也成为了组织局的实际负责人。现有研究通常认为1930年2月12日是中共中央第二次成立组织局的时间。但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辞典记载，1929年12月第一次组织局会议通过了组织局工作条例。这说明在1930年2月之前，中共中央组织局就已经成立并有相应的活动。1929年底至1930年初，中共中央组织局的机构设置发生何种变化还有待进一步考证。1930年6月后，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逐渐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并主张“用总行动委员会的形式，来把党、青年团、赤色工会合并起来。现有研究通常认为组
9、织局在1930年8月全国总行动委员会成立后即被取消，从而停止了工作，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未被恢复。笔者认为，虽然中共中央组织局受到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严重影响，但并没有被完全取消。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由：一是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30年8月19日，周恩来在上海参加总行委主席团会议时，“针对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局的正常工作，成立中央总行委的问题，说：关于现在的组织方式必须向共产国际解释清楚。并提议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应参加总行委。停止政治局和组织局正常工作的动议，并不意味着政治局和组织局的机构本身被完全取消。此外，周恩来在8月和9月还曾屡次参加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据此可以推测政治局和组织
10、局可能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出现暂停工作的现象，但并未被完全取消。二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记载：李立三于1930年2月至12月担任组织局（组织部）主任，康生在1930年12月担任组织局（组织部）主任。三是1931年5月1日由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央巡视条例指出，“要根据最近中央组织局所印发的两种大纲（区委工作检查大纲与支部工作检查大纲）来检阅地方党部与支部的工作。这说明中共中央组织局至少在1931年5月之前尚有运作。1932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组织报告中对组织局的工作进行了专门说明，但却称“组织局的成立还不过两个月。这说明在1931年组织局曾有过被取消的情形，但在1931年底或
11、1932年初，组织局又再次恢复成立。现有研究通常认为中共中央组织局在1933年下半年再一次成立。其主要依据是李维汉在回忆中称：“1933年下半年成立中央组织局。但根据陈毅年谱记载：1933年4月，“江西党的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在博生县七里乡（今宁都县刘坑乡七里村）举行，中央组织局主任罗迈（李维汉）出席了会议并作了报告。因此，中共中央组织局是否在1933年下半年成立有待进一步考证。陈云年谱记载：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陈云中选为中共中央组织局成员等职。据此可以说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改组中央领导集体后，组织局依旧存在。王首道在回忆中称：“一九三三年我从湘赣调到中央苏区工作不久
12、，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同志把我从毛泽东同志处要了去。先让我到瑞金附近做扩大红军的工作，他见我有一定工作能力，才委派我担任中央组織局秘书长。很快就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长征的开始，中共中央组织局再一次受到影响，并停止了工作。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组织局再一次被恢复设立。1935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对常委内局部工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领导组织部、宣传部及前方军事工作。11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组织局。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在记载遵义会议至瓦窑堡会议前（1935年11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机构领导成员时，只记载了组织部，而无组织局，k在记载瓦窑堡会
13、议至七七事变前（1935年12月至1937年7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机构时，记载了组织部（组织局）的领导成员，部长（主任）先后有周恩来、李维汉和秦邦宪，副部长（副主任）为李富春和郭洪涛。l据此也可以说明中共中央组织局工作的恢复。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在记载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中共中央工作机构时，只记载了组织部，再无组织局。上述记载说明中共中央组织局在瓦窑堡会议后的某段时期曾有过短暂工作，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被废止，并再未被恢复过。二、组织执行：中共中央组织局的特殊性产生背景、所处环境和变迁逻辑的差异使得中共中央组织局具有显著的特殊性，这主要表达在其具体职能和政治地位上。从纵向角度比较，中共中央组织局的职
14、能和地位在不同历史时期各不相同。从横向角度比较，中共中央组织局的职能和地位与俄共（布）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与同时期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也不尽相同。中共中央组织局的特殊性也引发笔者对其制度渊源进一步思考。（一）中共中央组织局职能的特殊性1927年11月，中共中央首次设立组织局时，组织局需要经常向政治局常委汇报工作，并负责执行政治局常委关于某一具体问题的决定。组织局负责“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调查、交通、文书、出版分配、会计等科以及妇委。这说明中共中央组织局在初创时期，其职能包含了中共组织和开展革命运动的几乎全部工作领域。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指出：“组织局下分设各科，各科有联席会议，这时中央的工
15、作算是就绪了。其主要的精神，一是尽力吸取工农同志到党中负责工作，二是建立秘密工作。这时期，中共中央组织局不仅要承担中央日常组织工作，更是要在革命低潮环境中通过改组党的领导机关，保存和开展党的组织力量，以期更好地发开工农群众参加革命。中共湖南省委组织局在工作方案中强调：“同时必须从一切斗争的过程中，一方面去肃清投机的腐化的叛党分子，另一方面吸收群众中最激进的忠实的革命分子，扩大党的组织，为一个非和平的非时机主义的群众的斗争的党，这才是湖南省委组织局的根本职责，唯一工作，而应加倍努力的。由此可见，中共地方组织局所明确的根本职责也能够反映中共中央组织局设立的目的。1929年12月通过的组织局工作条例
16、规定：“组织局以四人组织之，处理中央经常工作，管理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妇女书记部、少数民族部、教育委员会、印刷厂管理委员会、全国总工会党团、全国互济会党团、东方反帝同盟党团工作。条例明确组织局是处理中共中央经常工作的机构，且统一管理中央各职能部门。1930年2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组织及分工问题，提出“军事委员会与组织局负责人应发生关系，工作应独立系统组织局系统及秘书处5部，不分科，仍集中，内交、外交、会计、翻译仍归秘书处，民族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印刷厂党委在组织局之下这项决议没有再提组织局处理党中央经常工作等，而是明确区分了组织局和军委、秘书处的职责划分。与组织局工作条例中的规定相比，中共中央组织局的职能有明显缩小的趋势。通过分析1931年后中共中央组织局发布的系列文件，可以发现其所承担的职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党内监督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