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血的精神分析从药到许三观卖血记作为祭品的血鲁迅在小说药中讲述了一个令人毂觫的故事：在本世纪初的江南某地，一位病者的家属从刽子手那里谋得一死刑犯的鲜血，制成“人血馒头”，用以治疗其患病的儿子。在小说中有一段关于“人血馒头”的描写：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这一段描写甚为简略，但是，“血”作为一个意象，仍然相当触目地凸现在读者的眼前。其实，在更早一些时候写成的狂人日记中，已有对血的意念的暗示：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崭新！在狂人日记中，鲁迅用“吃人”来比喻旧礼教在扼杀人性方面的残酷性。在这一点上，药与狂人日记是一脉相承的。血，通常被视作人的生命之
2、菁华和本原。“吃人血馒头”即是以提喻的手法，更加含蓄而且更加深刻地表达了“吃人”这一基本主题。药使血的意念得以确立，并赋予它以深刻的文化历史内涵，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流血，在中国历史的变迁中，也的确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然而，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上，血的意念的最初形态是以“人血馒头”这一奇特的形式出现的。一份普通的食品，蘸上些许（牺牲的）血，立即变成了一份药品；一次普通的摄食行为如是奇妙地转变成为一次性命攸关的医疗活动。这一奇妙的转变，包含着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秘密。鲁迅本人对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仇恨是众所周知的。他曾在多篇文章中指责过中医在理论上的荒谬和在实践上的危害。的确，如果站
3、在现代医学科学的立场上看，传统中医理论中夹杂了许多不可理喻的内容。医术有时近乎巫术。周作人曾专门研究过中国传统文化与萨满教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这两者之间的同源性。 特别是在人体观念上，中国传统文化更具萨满教色彩。 从“吃人血馒头”作为医疗手段这一点来看，似乎是原始宗教中的“血祭”仪式的残余。事实上，原始祭祀活动也经常含有医疗的动机。在原始祭祀活动中，人们相信，通过杀死并吃掉“活祭品”，可以攫取牺牲者身上的某种生命因子（比如“魄力”之类），从而使病者康复、体弱者强壮、怯懦者勇敢。很显然，药中的治疗故事也是一次带有萨满教色彩的“医疗祭祀”活动。其中，血的本质乃是祭品。从较为浅表的层面来看，药中的故事
4、是对传统医药文化的否定性的讽喻。可是，在更为深刻的意义层面上，鲁迅则又重新启用了“医疗祭祀”的巫术功能。在鲁迅看来，在中国的社会变革过程中，革命者不得不成为牺牲品，不得不用自己的血作为一剂良药，来疗治国民精神的麻木症。正如他的诗句中所表示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与鲁迅本人特殊的二重身份（医生兼启蒙思想家）相一致，医疗活动与启蒙活动在他那里总是存在着一种隐喻关系。启蒙总是类似于一项医疗活动，如同一次服药，一次注射或一场手术。并且，在其他启蒙思想家那里，情况也大致相同。 在这里，鲁迅（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思想陷入了一个深刻的悖论之中：在关于肉体的医学层面上被否定的“医疗祭
5、祀”活动，却在关于精神的启蒙层面上获得了肯定，并被袭用。启蒙就像是一个神话，牺牲者的自觉献祭是其必不可少的仪式。通过血的巫术功能和神圣化倾向，启蒙精神在其所摧毁的神话的废墟之上，建立起了关于其自身的神话。然而，鲁迅的复杂性在于，他的启蒙意识本身亦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赋予牺牲的主题以悲剧性的力量，使之达到神话的高度；另一方面，他又对启蒙的实际效能在一定程度上持怀疑态度。比如，在药中，他安排病者（华小栓）以一个死亡的结局，多少已暗含了对疗救神话的不信任。而在野草中，这种不信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甚至达到了绝望的程度。野草复仇一篇首先设想了一种类似于“血祭”的情形：以利刃击穿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
6、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并描写了这仪式化的行为所含具的宗教迷狂般的体验。接着，又安排了一对“祭品”的出场：这样，所以，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他们将要拥抱，将要杀戮这一场景类似于上古时代关于生育神或谷物神的祭祀仪式的一部分。 但是，这一仪式在复仇中并没有最终完成。“他们俩”既不拥抱，也不杀戮，只是枯立着，仿佛要永远这样下去。结果是“祭品”以及仪式的观赏者一同沦于生命的干枯。而“他们俩”尚且以死人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牺牲品的拒绝姿态使祭祀仪式陷于中断，血的动机走向了神话的逻辑之反面。另一方面，因为是
7、“无血的大戮”，仪式的意义核心也就被抽空。这样，一场模拟的祭祀仪式从形态到意义都归于空虚。这也正是“复仇”主题的基础。“祭祀”（或“疗救”）的庆典，变成了“复仇”的荒诞剧。不过，野草毕竟是鲁迅处于思想的非常状态的作品，其特定的“反神话”气息不仅于当时的文学精神格格不入，也与他本人在呐喊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倾向相去甚远。如前文所述的药，则无论是在主题上还是在结构形态上，都带有浓重的神话色彩。不仅如此，从文体学角度看，它同时亦保持着神话所特有的庄重而又神秘的特征。在叙事上，药采用了一种二重的结构。其显性线索为医疗故事，其隐性线索为牺牲故事。或者，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通过医疗故事呈示出来的、关于牺牲的“
8、寓言”。寓言性的结构保存了神话式的神秘性。牺牲作为一种仪式是被暗示出来的，其具体的过程包括牺牲品、祭司（或刽子手）、祭坛等，基本上被处理到隐匿状态中 。更为奇特的是，在故事的结尾处，鲁迅在牺牲者的坟墓上安排了一个来历不明的花环。这一情节有些突兀，与整部作品的风格不一致，但它却帮助了仪式的完成。这样，一个祭祀仪式就显得更加完整、彻底。神话学的完整性要求比美学的协调性要求更强大。从另一方面看，对仪式过程的隐性处理，避免了仪式本身的残酷性的一面。这也正是神话仪式的必要条件之一。祭祀，尤其是“血祭”，如果不具有起码的神秘性，而是一种过分公开的活动的话，那么，它与杀戮也就没什么两样。如果直接观察祭坛，也
9、就会发现，它几乎就是一个屠宰场。鲁迅之后，“血”仍在文学中频频出现，或作为意念，或作为主题。不过很少被当成药物。比如，在殷夫的血字中，血就奇怪地转化为墨水，用以记载暴力和仇恨。特别是在革命文学中，血不再需要通过“医疗祭祀”的寓言性的转换来与启蒙发生联系，而是直接成为神话仪式中的象征物。血的某一类特性，比如其颜色和温度，被特别地抽取出来，并得到了强化，而成为一种象征：革命所必须的热情和力量的象征。它更接近于神话对于血的想象。血在神话祭祀仪式中的直接的象征功能，抹去了“血祭”过程本身的残酷性，而成为对热情和力量的单纯的暗示和刺激。当血的意念与国家祭祀仪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它的象征性的力量便立刻魔
10、术般的转化为现实。如果说，在殷夫那里，血腥的书写尚为一隐喻的话，那么，在红卫兵那里，它则转化为现实。在“文革”期间，红卫兵小将们曾经真实地、而非象征性地用牺牲者的血在墙壁上大书“红色恐怖万岁！”现实追上了隐喻，实现了隐喻，实现了诗。而诗，反倒显得像是一件多余的、甚至有些可笑的东西。作为物品的血正因为现实超越了隐喻，被超越了的隐喻的神秘性亦不复存在。当祭祀仪式已然成为日常生活，它也就不再是神话了。要么，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对于血这一事物，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早已司空见惯，而且，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上看，这种神秘的、被认为是隐含着生命之奥秘的体液，无非是含有某些特殊的生化成分（血红蛋白、铁质、卟
11、啉、一定比例的O2和CO2，等等）的、红色的液体。神话一旦涉及其物质的基础，也就濒于瓦解了。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作品中，血的意念闪烁可见。比如，在莫言的红高粱中，鲜艳的红色总能引起关于血的联想。在莫言笔下，血的意念依然残存着神话学的痕迹。红高粱的最初动机和基本意象仍然指向某种神话性。该作品的“题记”即是一段祭文，其内容与祖先崇拜观念有关。“红高粱”这一核心意象也始终在不断地暗示着对先辈热血的记忆，并通过一种象征性的功能转换，成为种族的“图腾”。但是，作品中的另一些描写却使主题的发展悄悄地偏离了原来的方向流出的鲜血灌溉了大片高粱地，把高粱下的黑土地浸泡成了稀泥，使他们拔脚迟缓。腥甜的气味令人窒
12、息血在这里首先是一种粘稠的液体，它的粘稠性造成了对行走的阻碍。当然，它同时也阻碍了自身的神圣化进程，其粘稠的物理特性提醒人们：血不过是一种物质。此外，血的另一类物理特性“腥甜的气味”则更加直接地作用于人的感官，并造成感受者生理上的不适。这一点，在如下一段中表现得更为充分：父亲伸手摸去，触了一手粘腻发烫的液体。父亲闻到了跟墨水河淤泥差不多、但比墨水河淤泥要新鲜得多的腥气。这种令人遗憾的物理特性，暴露了事物的“物性”本质，它引导事物走向了神圣化的反面。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人的感官生命背叛了意志，生理背叛了伦理。事物的物质性的一面一旦被呈现出来，关于事物的神话也就立即陷入了荒诞和尴尬的境地。要么，神话
13、的实质本就是荒诞，是一幻象和空虚。在另一处，莫言甚至还有一段十分接近于祭祀仪式的描写罗汉大爷被活剥皮。尽管这是残酷的杀戮，而非真正的祭祀，但它却具有祭祀所必备的一些基本因素：祭品、祭坛、刽子手、观众，以及必要的程序。也许可以说，祭祀与杀戮从根本上乃是相通的，只不过前者通过一系列带神秘色彩的仪式，使后者成为一个神话。而在莫言那里，神秘性的幕布被无情地揭开，一切都被搬上了前台，祭祀神话的残酷本质便暴露无遗。比起莫言来，余华似乎更“嗜血”。在余华的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那位少年主人公初次出门就尝到了血的滋味。它与“遍体鳞伤”的汽车里漏出来的汽油的味道相仿佛。汽油的味道与淤泥的味道是大不相同的。淤泥
14、固然是一种无生命的物质，但它毕竟还属于土地的一部分。有机生命的血肉终究也会化为淤泥。另外，淤泥还可以通过对生物的滋养而与生命发生间接的联系，甚至，其中常常就孳生着微生物。故而，像莫言那样在血污中嗅到淤泥的味道，这多少还有些人情味。而汽油则完全属于反生命的物质。既然从人体中流出来的血液如同从汽车中漏出来的汽油，这也就意味着人本身亦类似于一种无生命的机械装置。血的意念在莫言笔下显然具有反神圣化倾向，但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与生命的关联，或者就是生命激情的象征。而在余华那里，血以及人的身体则完全非人性化了。现实一种讲述了一个残忍血腥的故事。血的动机贯穿始终，并动摇了人性的基础。小说中有一段写到山峰的
15、妻子看到躺在血泊中的儿子时的情形：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她似乎看到了儿子头部有一摊血迹。血迹在阳光下显得不太真实，于是那躺着的儿子也仿佛是假的。血出现在这里，没有任何隐喻功能或象征性，也与任何带神话色彩的仪式无关，它仅仅是一摊物质。它的流失，只是意味着一个有机生命的死亡，或者说，失血使躯体转化为虚假的、不真实的生命，转化为物质。而脱离了生命体的血液自身亦只能是一种毫无用处的物品。在现实一种的后半部分，山岗由于虐杀自己的兄弟而被处决。如果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这部作品仅仅是一个关于家族伦理的反面的“寓言”的话，那么，故事至此即可宣告结束。但它却节外生枝地多出一段医生解剖山岗的尸体的场面。这一场面与莫言笔下的“活剥皮”的场面有些相像。“活剥皮”作为一种刑罚，其残酷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它必须在保持人体的完整性和活力的前提下才能完成，否则，就失去了刑罚的意义。而对山岗的尸体的解剖，则是一次肢解。它首先使对象的身体彻底变成“物”，才能成为医学科学的实验品。山岗此刻仰躺在乒乓桌上，他的衣服已被刚才那两个人剥去。他赤裸裸的身体在一千瓦的灯光下像是涂上了油彩，闪闪烁烁。这一场面可以看作是对祭坛的模拟，只不过祭坛已被改造成了解剖台。医生代替了祭司，科学代替了神话。这个“祭坛”充分暴露在科学理性的光芒之下，它的神秘性彻底消失了。如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