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国时期妇女对职业与家事的两难抉择学生：指导教师：摘 要：民国时期，人们一方面将职业问题作为妇女实现独立的中心问题与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又将家事仍视作妇女的天职，从而形成了妇女职业与家事并立的观念。这不仅消弭了妇女职业所强调的独立精神，也使得民国时期的一些妇女不得不面对职业与家事的双重负担而作出艰难的选择。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一是因为传统男权思想意识作祟; 二是因为现实生活的被迫无奈，三是因为政策导向摇摆不定，四是因为社会解放运动的需要。在文中，笔者对民国时期的妇女面对职业和家事二者之间的艰难抉择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女性职业教育与女性在家事领域所发挥的作用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女性
2、的地位与作用，给与女性更加平等的地位，提升社会民众的新观念。关键词：民国时期；女性独立；职业；家事Womens Dilemma on Career and Housework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1949Undergraduate:Supervisor: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ople took occupational issues as the central issue and precondition for women to achieve independe
3、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still regard the family affairs as womens innate duties, thus forming the concept of womens career and family standing together. This not only eliminates the independent spirit that womens profession emphasizes, but also makes some wome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ve to
4、face the double burden of career and family affairs and make difficult choices. The reason why such a situation arises is that the traditional male ideology has become ideologically ambiguous; the second is because the real life has been forced to frustrate; the third is because the policy orientati
5、on is fluctuating and the fourth is because of the needs of the social liberation movement.Key words: Republican period; Womens independence; Occupation; Housework绪论民国时期，一些妇女为摆脱家庭束缚而纷纷走出家庭，步入职业领域，并成为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具体诠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在对这一社会现象的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主要集中于探讨女性的社会角色以及她们在社会场域中的生活情况。对民国时期职业妇女的家事问题以及她们
6、在职业与家事之间的两难选择虽有涉及，但缺乏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 本文在梳理民国时期妇女职业与妇女家事的并立与对立关系的根底上，试图从中透视民国妇女所处的两难困境及其主要原因，以就教于方家。关于民国时期的女子职业教育，史学界己作了一些资料整理和理论研究工作，并涌现出一批相关的研究成果。杜学元在中国女子教育通史一书中，对民国时期女子教育的政策、兴办情况等给予了介绍，并将女子中等职业教育作为女子中等教育的一局部，同时也将民国时期的妇女在面对职业和家事的困惑做出阐述，对其开展概况分别进行阐述。但该书只是以史的形式纵向论述概况，并没有对其产生的背景、局限性及作用等进行分析研究。刘桂林编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
7、思想研究，对民国时期职业教育思想的论述，内容详实，并对郑观应、梁启超、张春、黄炎培、陶行知等人的思想进行个案研究。但对于女子职业教育思想，没给予专门介绍。李华兴编的民国教育史，其中对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有所论述，并对孙中山、蔡元培、陈独秀、黄炎培、杜威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同时也明确阐述了上述人物鼓励民国女子参与职业教育的观点；熊明安编的中华民国女性职业参与度，对民国各时期的中等职业教育概况进行分期说明，关于女子职业教育仍未进行研究。雷波良等编的中国女子教育史，以通史的形式对女子教育的开展概况给予论述，其中提到女子职业学校的发端以及孙中山、蔡元培、陶行知等人的女子教育思想，即号召广阔妇女投身于职业，
8、并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再局限于家事的效劳者。对民国时期的女子职业并没有作整体研究，对女子职业教育思想也没有专门研究。吴玉琦的中国职业教育与妇女家事的冲突，对民国时期妇女的职业教育进行分期介绍，并对实施职业教育的学校模型进行阐述，收录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法令与法规，同时详细阐述了女子在家事当中的角色。总之，以上资料和论著都是以以职业教育和女子教育以及论述女子在家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主。一、 民国妇女职业思潮与家事天职论民国时期，在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一“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早在清末民初，就已经出现要求男女平等的呼声。梁启超等人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就提出妇女就业的主张。20
9、世纪初，提倡妇女经济自立的呼声日益高涨就妇女解放问题而言，戊戌时期大多着眼于妇女应尽的义务，辛亥革命时期更重视妇女应享有的权利，五四时期那么更多地着眼于妇女的人格独立。 在时人看来，传统社会是建立在农业经济根底之上的，而农业经济又是以家庭为本位。因此，中国社会的构成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庭。由于“家族制度是万恶之源，所以“社会上种种解放的运动，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 基于这样的逻辑，家庭就成了近代妇女运动的革命对象。1918 年 6 月，胡适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名作傀儡之家译成娜拉，并发表于新青年上，标志着新文化时代的一个崭新的女性形象的出场。或许女作家庐隐的一句话可以表达出娜拉所代表的精神意旨
10、: “今后妇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有的生活，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 按照茅盾的解读，娜拉精神就是“我要做堂堂的一个人的精神 。因此，当时就有人说: “妇女运动的主义，就是所谓妇人亦人的娜拉主义。 也有学者称，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妇女问题实际上就是妇女的人格独立、人身自主、人权平等问题。二“妇女要谋经济的独立，不可不就业在实现妇女独立人格的根本途径问题上，尽管也有人主张从女子教育和家庭改革等方面做起，但多数人认为经济上不独立正是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原因。 正如茅盾曾经所讲的那样: “那时候有些新女子开口一个经济问题是妇女问题的中心，闭口一个妇女问题就是经济
11、问题。妇女要想实现经济独立，显然就要从事职业。“多数人的意见，都以为妇女要谋经济的独立，不可不就职业; 反转来说，妇女的就职业，是为了谋经济的独立。 在时人看来，妇女的职业不仅是实现经济独立的根本途径，对于实现人格独立也同样重要。因为所谓人格，就是做人的资格，要想取得做人的资格，就需要“一个人不依靠他人，而营独立的生活瑢; 所以妇女要想“争回已丧失的人格，不被人视为男子的寄生物，万不能不有职业。在这种舆论气氛之下，妇女职业也被很多人视为妇女解放的中心问题和先决条件。三“女子的唯一天职，是处置家政对妇女职业与经济独立的呼吁并不意味着人们对“贤妻良母的传统女性角色也一并否认。民国时期，处理家政也仍
12、被很多人视为女性的天职，有人说“女子的唯一天职，是处置家政，“要组织一完满的家庭，必须有善治家政的妻子瑤。还有人对传统“贤妻良母的角色进行全新的阐释，将其与国家、社会的开展相联系，在一种新式的情境下强调妇女的“家事天职。其论证逻辑是将家庭视作社会的组成单位，这样一来，妇女管理家庭的事务，就是管理社会上一局部的事务，她们的工作就不是为一家或一人而做的，乃是为全社会、全人类而做，其责任非常重大。整个民国时期，人们只是在热烈讨论妇女是否应该就业，妇女是否应该承当家事等问题，而对于男性是否应该分担家事等问题却始终没有展开充分探讨。其背后的思维逻辑即为家事只是和女性有关，与男性无关。因此迟至 1946
13、年还有人称: “治理家政的一件事，至今还是普遍被人成认着是女子唯一的责任。瑦既然职业是解决妇女解放的中心问题和先决问题，而家事又是妇女的天职，那么妇女应该如何在其中依违取舍就成了困惑时人的难题。二、 民国妇女的双重责任与两难选择民国时期，在强调妇女独立与家事天职的双重要求下，人们认为妇女应同时承当职业与家事的双重责任，由此形成了职业与家事并立的观念，并使妇女在职业与家庭之中面临着两难选择。一职业与家事的并立: 民国妇女的双重负担在当时多数人的心中，妇女从事职业和治理家事是并不矛盾的。人们甚至为此设计了多种将职业与家事并立的方案: 其一，有人主张女子应该先做好家事，再考虑出外就业，“女子最好先将
14、家政料理完美，为社会建筑一个稳固美好的根底，然后再出其所学，从事其它效劳社会的工作瑧; 其二，有人主张女子在没结婚之前先去社会上承当职务，但结婚之后只要“在经济上不发生困难的，自应以家事为重瑨; 其三，还有人主张妇女“日间到社会去工作，晚间回家整理家务。这种让妇女家事、职业两不误的心态，在民国城市社会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妇女要既能操持家政，同时也须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瑠在 1928 年对燕京大学 202 名男生的调查中，有132 人尚未订婚，其中要求今后妻子效劳社会的有44 人，占总数的 33 33% ; 要求专职理家的有 36 人，占 27 27% ; 要求效劳社会兼理家的
15、35 人，占26 51% 。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效劳社会兼理家的观念不仅是男子所期望的，而且得到了许多新式女性甚至女界领袖的认同。曾被誉为“新时代妇女典型的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刘王立明一方面热心社会事业，一方面又不放弃家政的管理，对于女界的福利和丈夫及儿女的幸福都能同时兼顾。 当时有些妇女由于家庭生计的艰难，以及民国时期托儿所、幼稚园等公共育婴机构刚刚出现，远未普及，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在家庭与职业间疲于奔命。有人在报刊上生动呈现了女工的这种窘境与疲惫，称她们每天早晨最晚四点就要起床，忙着将梳头、洗脸、做早饭、吃早饭、料理小孩等事做完，到了五点钟，就要动身跑到工厂门口去等候上工，否那么迟了厂门关
16、闭，便不得进去。等到下午六点甚至九时放工回家后，又要忙着给孩子洗漱、喂奶、做晚饭、洗澡。吃过晚饭，又要洗衣服、做针线，像这一类的琐碎事务，总要忙到很晚，才得睡觉，翌晨三四点钟，又要起身，再来重复着上述的事务，一件一件地往下做去，决无安闲希望。当然，也有人能够将家庭与事业兼顾得很好，不过这一般都是家境富裕的妇女在佣人的帮助下，方有可能。因此有人说提倡职业与家事并重主张的人，往往只是注意到了上层阶级的妇女，而根本无视了一般非富有的妇女的实际问题。二职业与家事的对立: 民国妇女的两难选择当时多数妇女尤其是知识女性，虽然愿意在结婚以后继续从事社会工作的，但在事实上有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在结了婚以后却只能困守家庭。在1928 年对燕京大学 42 位已婚男生的调查中，妻子受过教育的有 35 人，占总数的 83 3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