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皇权再论：通过以士大夫政治形成的宋代为基点，透过大量史料，分别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的皇权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在思想史视野内的考察，主要阐述了王朝政治的参与者士大夫的皇权观与君主的自律意识。“君或“君主，在先秦的指归为诸侯国君，自秦始皇开始那么专指皇帝。然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形成后的士大夫，那么有意无视了这种不同，在儒学国教化以及理学的社会普遍化的强势背景下，大量开掘先秦政治言说中对君主限制的内容，作为限制君主制政体下绝对君权的理论武器。“君德成就责经筵，通过对皇子和皇帝进行的为君之道的正常制度化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士大夫的皇权观到君主的自律意识，成功地完成了理论位移。让多
2、数君主在为君之道的框架内，难越雷池一步。在政治史视野内的考察，主要考察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君臣关系。在君臣互相依存合作的前提下，历代士大夫为了防止名义上绝对君权的暴走脱轨，苦心积虑，对皇权实施了种种标准，本文归纳形容为“天、“道、“法三个紧箍咒和“不文律、“公议、“留名的青史三堵墙。本文还通过具体的政治实态揭示出，谏官、御史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完成天子法官的使命，却根本沦为政治集团的鹰犬。笔者视派系政治是理解中国政治史的一把钥匙。具体的考察显示，中国历史上的皇权经历了一个由人格化向非人格化转化的过程。尽管皇权在各个历史时期、甚至在同一王朝的不同时期消长都有不同，但实质性皇权由于政治制度的日臻完备
3、等因素，发挥作用的余地愈来愈小，而显示权威的象征性因素却愈来愈大。关键词：皇权；自律；相互制约；派系政治；台谏一、引言近百年来，中国政治史上的皇权问题，一直有着超越国界的共同关注。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中国史学界，以内藤湖南为代表，就已经提出了君主专制制说。在内藤湖南之后，从40年代的佐伯富，50年代的宫崎市定，70年代的周藤吉之，直到目前的梅原郁，都坚持这样的认识。而钱穆发表于40年代的论宋代相权那么开启了国内君主专制论的先河。日本学界主张的君主专制制说，与中国学界的通说君主专制论，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只不过日本的君主专制制说主要是限定在宋代和宋代以后，而中国的君主专制论那么从帝政创立直
4、到终结，纵贯两千年间。而无论是日本的君主专制制说，还是中国的君主专制论，又都对包括欧美在内的中国史研究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几成定说。20余年前，我先后发表论宋代相权和论宋代皇权两篇文章，在质疑通说的根底上，初步提出了新皇权论。两篇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反响。日本的富田孔明在1995年的一篇论文中说我的文章全面否认和颠覆了迄今为止的君主专制制说。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对著名宋史学者张邦炜先生的访问记，其中，张先生说到：“80年代前期，在杭州国际宋史研讨会上，听血气方刚的王瑞来兄讲他的宋代相权加强、皇权削弱说，真可谓振聋发聩。接下来，张先生在表述了与我不同的观点之后说道：“瑞来兄90年
5、代即远走日本，后来没有时机就这个问题同他进一步交换意见，相信他仍有不同看法。那两篇文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有所了解，但不曾想到，20多年后，还给人留有如此深刻的记忆。在各种反响中，有一种批评，说我过分强调了皇权和相权的对立。批评指出我和旧说一样，在强调此强彼弱的对立这一点上，并没有摆脱一元论的框架。后来，这种批评几乎成了对我的观点的定性。但凡评论我以前那两篇文章的人均如是说。从互联网上看到，国内和港台的历史教学，也这样介绍我的观点。其实，这种批评与介绍，对我的观点存在局部误读。由于需要服从论述的主题，自然在论宋代相权一文中，我主要强调的是相权，而在论宋代皇权一文中，那么主要强调的是皇权，对彼此
6、的关系也主要是着眼于双方对立的一面。但同时我在论宋代皇权一文中也说到：一般说来，皇帝与群臣，特别是与宰执大臣，并不总是处于对立状态。相权增强，往往还同宰执与皇帝关系密切有一定的关系。遗憾的是，持上述批评意见的人，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我的这种表述。不过，也不能说是批评者完全误读了我。应当感谢的是，这种批评促使我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反省。之所以产生了不只是来自一个人的这种批评，还是说明我的论述存在着偏颇与不充分。反省和思考的结果，使我在赴日之后展开了第二阶段的研究。第二阶段研究可以说是对第一阶段研究的调整修正、补充和深化。简单地归纳说，我的第二阶段研究前提是，把皇帝看作是与官僚士大夫同处于一个政治单元中
7、的一员，把皇权看作是同一权力结构中的一局部。君臣之间，不仅有着以往的研究所强调的互相制约的一面，更有着互相支持的一面。而这一面那么是我在第二阶段研究的主要着眼点。同时我感到，对于皇权在政治体制内如何作用的问题，只是一般性的泛泛而论是难以解决的，而且这样论述也缺乏说服力。因此，我决定深入到政治活动的细部，来考察权力运作的具体状态。于是，关于皇权问题，从90年代后期开始，我陆续在日本发表了一些相关论著。然而，20年来，我从未在国内正面回应过对我的批评。近年来，又在互联网上看到了一篇被广泛转载的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研究综述，同以前看到的评论一样，将我列为其中一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才觉得有必要将我关于这方
8、面的研究做一些整理，以期澄清迄今为止对我的观点的误读，并报告一下我在80年代以后对皇权研究的进展。两年前的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12届年会，最先给了我一个时机。会议请我在大会上做个学术发言，于是我便匆匆将我的主要论点与结论做了简单的式的整理，在会上做了题为走向象征化的皇权的发言。后来这篇一万余字的发言稿被收入该次会议的论文集内，并广泛传播于网上。不过，我一直为未能向国内学界完整阐述我这20年来的皇权研究而引以为憾。因而十分感谢史学集刊不弃，肯挤出珍贵的篇幅刊发冗长的拙稿。作为对收录于学会论文集那篇结论性简介的补充，本文着重从思想史和政治史这两个层面具体展开我的皇权论。恳望读者原谅的是
9、，为了防止重复，本篇略去了关于皇权论的概念说明、抽象归纳以及结论，请参见我的走向象征化的皇权一文。二、思想史视野下的皇权考察(一)士大夫的呈权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历史环境下的皇权形态，决定了士大夫的皇权观。反过来，士大夫的皇权观又左右着皇权形态。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皇权产生之前，从中国大地上出现国家形态的时候起，便有了君主。随之而来，便有了古代思想家的君主论。这些古代思想家的君主论，经过结合现实政治的调整、吸收和改造，最后都变为一家之言，即儒家的君主论。特别是在春秋战国的乱世中形成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君主论，由于先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皇权而存在，这就为具有尚古唯旧思想倾向的传统社会的士大夫形成其皇权观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首先，我们来观察一下中国历史环境下的皇权形态。在中国尚未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权以前产生的儒家以及其他学派，对于君主的认识，是在当时